东晋太尉郗鉴主动去丞相王导家族挑女婿，在年轻的王氏族人里挑了一遍，都没觉得有多出色，后来看到东床上一位浑不吝的年轻人，不修边幅，邋里邋遢，但气质卓然。就他了！

郗鉴挑选的就是王羲之，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个成语——东床快婿。

郗鉴之所以出名，可绝不仅仅因为无心插柳创造了这个成语，他可是东晋时期的一位治世能臣。

“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其心者，周公其人也。"当利位平衡被打破时，剧烈的动荡便应运而生，直至利位再次一致，事物才会在新的平衡状态下继续运行，事物这样，人，亦是如此。处其利而能无其心，其实并非易事。

权臣篡位所需要的条件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必然是拥有与君主相抗衡的权力，这权力往往是多方面的，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正因如此，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才会在治理国家的本领外，需要另外掌握一套施行于在朝官员纵横捭阖之术，苦心经营使官僚集团平稳而高效的运作。这帝王之术重要的一环就是，使得臣下力量得当，相互制衡。

强势的君主控制下，臣子恪尽职守，这是帝王之术运行恰当的结果，与臣子个人的品质关联度其实并不大。当君主缺乏足够的强制力，，臣下仍能安于其位，不打破出现缺口的政治平衡状态，除了君主个人品格的细微制约外，臣子个人对自身的控制似乎才是颇应受到关注的因素。

永嘉之乱后，西晋王朝宣告破产，司马睿与部分大臣向南撤退，以长江为天险建立了东晋王朝。

本是皇室落败，晋元帝对稳定国家力不从心，凭借当地世家大族形成的威望如空中楼阁，缺少使得王朝扎根的坚实基础。在东晋王朝存在期间，门阀政治始终是政治的基本形貌。皇帝与世家大族之间保持着默契的平衡，士族内部相互争斗，一度力量失衡，晋鼎似可移之，局面将要失控，一段时间过后，局面又恢复平静。

似乎是历史对东晋的青睐，回溯追源，发现除了机遇外，几位大臣的苦心经营才是东晋王朝飘摇却不至于覆灭的原因所在。王导，桓玄是其中的佼佼者，曾对巩固统治起过重要作用的郗鉴却很少有人注意过。

郗鉴其人

“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汉御史大夫虑之玄孙也。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陇亩吟咏不倦。"

郗虑为经学大家郑玄的弟子，可见郗鉴虽遭受孤贫，仍能继承家风，崇尚读书。属于没落的士族一层。京师动乱，郗鉴曾被陈午等反叛者掳掠，念及郗鉴当时的名望，陈午希望通过劝降为其所用，郗鉴不为所动并寻得时机返还乡里。对于乡里宗族孤贫孱弱，总是资助赡养，在当地拥有极高的评价。

至于郗鉴南渡的详细情形《晋书》记载并不详。陶弘景的《真诰》中记载“永昌元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这则记录应是值得推究的，北方战乱，流民南迁是当时的大趋势，郗鉴在其乡里便享有极高声誉，为躲避战乱，率领乡里南迁在路上碰上分散的流民相互聚集南迁也是较为合理的推测。

但从后来郗鉴的活动轨迹来看，合肥健康为其两大中心即可看出，郗鉴所率领的流民应未曾渡江，只是屯驻在合肥靠江一带。这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则显示郗鉴只身渡江，没有武装力量跟随向东晋政府显示衷心，二则，于郗鉴而言，流民是其安身立命的力量，建康与合肥两地跑也是要加强对流民的控制。

平息内乱

虽是旧儒世家，真正使郗鉴在东晋取得一系列影响力的却是其凭借军事力量而形成的震慑，如同东晋王朝的执剑人。东晋初年，影响较大的两场动乱，郗鉴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王敦之乱爆发于晋元帝与晋明帝交替之际，导火索为刁协、刘隗等人强调加强对臣下的控制，本就位高权重的王敦便趁此而起，借着“清君侧"之名，兵指建康。

要知道，东晋此时建国时间不久，从经济积攒，还是民心积累方面都不容乐观，王敦所拥有的军队在当时影响力是超群的。皇帝所能依靠的支援力量也只有另外的强藩的军事武装，如陶侃，祖约军队等。朝廷军队本身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位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

由于军农合一性质，军队的专业性就要缩水，以农作物产量作为陟罚臧否的条件，就使得士兵向小农方向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此外，从王师都要参与劳作可以看出东晋此刻真的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虽有强藩的保护，东晋朝廷仍然不能完全安心，且不说强藩是否都坚定地拱卫王室，单就借助其力量平息内乱后的安置问题，就很让东晋头疼。为了增强平息战乱的保障，也为了防止强藩凭恃功绩坐大，晋元帝不得不依靠流民，培养新的军事力量。

想要召集分散的流民个体，必然得要借助在其中有绝对号召力的流民将领，这时南下的郗鉴便被纳入考虑之内，为了尽可能降低流民帅对朝廷的威胁，晋明帝对郗鉴也是试探再三，在朝廷戒备稍微放松之际，郗鉴才就王敦叛乱提出依靠流民帅而牵制王敦兵力。也正是借助他的提议，苏峻等在朝没有威望的流民将领得以受诏出征。

当然，在门阀政治渐趋成熟的东晋，门第并不显赫的郗鉴也是如履薄冰，对于皇帝的委任也得揣度考量。但无论如何，通过参与平叛，郗鉴的在朝影响力大幅提升。

借助参与平叛而得以参与东晋统治的流民将苏峻就没有郗鉴那般谨慎。门阀士族对流民帅本就十分忌惮，文武官员之间的误解链条一直都或隐或现地存在，再加上流民将领与世家大族不同，他们接受的文化观是多元且偏重实用的，这被以谈玄为风尚的世家大族视为异类。缺乏长远谋略的苏峻面临庾亮召回京师，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行动，苏峻自是愤怒不已，索性依靠流民与朝廷对抗。

郗鉴在这次选择中，仍旧坚持支持东晋朝廷。在情况紧急时迅速确定对策。

“今贼谋胁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精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既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

经营京口。形成守卫建康的东门户。也正是得益于其谋略，朝廷军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平息纷争。

维持平衡

门阀政治是东晋政治的主旋律，门阀之间的纷争是否能维持在可控的维度内，也是关乎东晋王朝是否能够存在的关键因素。

琅琊王氏凭借对东晋王朝的定鼎之功在东晋初年的朝政中有着绝对的影响力，世人号称“王与马共天下"也正是由于王氏的坐大，晋元帝才会重用刁协等人希望抗衡王氏，本就占据军事优势的王敦便率先反抗，令人意外的是，与王敦同族的王导选择支持朝廷，并皇帝委任下统帅军队，世人皆称赞其忠诚。

但在一些史料的记载中曾发现，王导有意透露情报给王敦，似乎其对支持朝廷也并不是十分坚定。在启用流民作为辅助性力量时，王导也是首肯的，总的看来，王导对平息内乱还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王敦之乱后，琅琊王氏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虽在平叛中有突出贡献的王导也是被晋明帝有意无意的疏远。而与东晋皇帝有着姻亲的庾氏迅速崛起，成为政治新秀。

起初，庾亮与王导的关系尚且过得去，但当双方力量逐渐均衡，直至庾亮大有去王导而代之的趋势时，双方的关系便逐渐恶化，明争暗斗不断。

庾、王矛盾除外，位于长江上游的陶侃也是政治激烈交锋的重要参与者。

陶侃位于上游，而庾亮、王导等人位于长江下游。陶侃大有顺江而下消灭着两方政治力量的地理便利。三者之间更是矛盾不断。在江州刺史的选任问题上，陶侃就曾与王导产生过不大不小的摩擦，也是借助这一契机，陶侃吞并江州，在长江上游的地方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晋书》载“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咨鉴，而鉴又不许。"

可见若不是郗鉴在其时选择不同意，王导便两度面临着危及地位的灾难。

借助郗鉴的斡旋，各方势力尚在相对均势的状态下向前发展，试想一下如若郗鉴未曾阻止两次针对王导的政治军事行动，王导一方便会在打击下衰败，即使没有覆灭也会退出朝政中心。而其他两方便趁机拓展地盘，双方直接对抗便会更加激烈，这对偏安东南一脚的东晋朝廷而言无疑是场致命的内耗。似乎历史又将重蹈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旧辙。

除了大局上的考量外，王导与郗鉴交好的私人关系，自然也是必须考虑的。王敦之乱后王导与郗鉴其实并没有太多交际，甚至双方在是否追封周札问题上曾激烈对抗。但在王导被明帝排挤，庾亮势力渐大的情况下，双方的交往便相对密切起来，甚至在王导被弹劾“不敬"情况下，王导还是坚持用私人马车送郗鉴。

双方在仕途与婚姻方面的交往也增多，成语“东床快婿"便是在这一情况下发生的，双方约为婚姻，才在家族内部人员中挑选合适的人选进行婚配。

至于双方为何会用密切的交际，史书并未过多提及，但从当时政治力量分布来看似乎能看出一些端倪。

陶侃位于上游，其对处于下游包括东晋皇室在内的各方政治力量震慑都是极大的。庾亮为皇帝的外戚集团本身就得到这来自皇权的直接补给，庾亮也是经营谋划，在对待力量如何部署以求势力最大化的问题上十分仔细。

王导则不然，他虽是开国功臣，但经过王敦之乱后家族内部力量较为空虚，与皇帝也处于比较微妙的关系之中，最需要强有力的外援。

郗鉴虽是儒士，与一般流民将帅有着显著差别，但就其实际所处的职位来看仍是依靠流民镇守京口，故而和朝廷上的门阀大族还是很那融入的。在东晋这一格外重视出身门第的时代，想要进一步发展或者说不至于被边缘化，寻找一个可靠地大族联合也是十分必要的。再考虑到郗鉴南渡参与平叛也是被王导认可的，种种机缘使得王导与郗鉴相互支撑。在两次废除王导的大事件中，郗鉴都发挥显著作用。

何以维持平衡？

郗鉴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政局中，左右逢源，依靠的正是其自身实力，这一实力来源于京口一带的影响力。东晋时期，流民众多，流民帅也是轮番登场，在一方区域内享有控制权。但真正能影响东晋局势的却并不多见，文化的排斥便将很多流民帅排斥于统治中心之外。东晋朝廷对这一特殊身份的或兵或匪的将领也是十分小心谨慎的。故而郗鉴能够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人物不能不引起重视。

在之前提到的两次平叛，已经帮助郗鉴准备了朝中名气。而借助其第二次平叛而开发的京口一带的特殊地理位置，更是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关键因素。未开发前，京口本是荒郊野岭，三国时期孙权曾在这一代狩猎。但借助流民的开发，京口已经成为健康的东门户，甚至还可以策应三吴保障充足的粮食、物资供给。

处其利而无其心更是保障东晋稳定的关键因素，本就掌握兵权，且处于要害地区的郗鉴若是有问鼎之心，晋朝的局势恐怕很难安宁。如若内内乱扩大，北方的政权便会趁此南下，这时的偏安政权便不复存在，当然曾经辉煌的江南大姓，世家大族便也在战乱中消失殆尽。

就郗鉴本人而言，或许他难言伟大，流民将出身的他也曾打家劫舍，为害一方，也有嫉妒刻薄的一面。但就其发挥的历史作用而言又让人不得不赞叹。审时度势，无论是过去还是以后都是必备的能力，学会取舍，考虑长远才会让做出的选择经得住考验。这一点，郗鉴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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