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直被视为宋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学者研究宋代生活、经济、人文的重要一手史料。为什么《清明上河图》能够达成如此成就?本文会将此图的部分细节展示、讲解,力求带你走进真实的宋朝。
细节一:荒芜的农村
从左往右看,画卷最右边的部分显然比较荒凉。很明显,这部分描写的是乡村,稀疏的房屋也从侧面印证着它与城镇的不同。当然,艺术是现实的复刻,本身并不能完全代表现实。张择端显然留白了部分,让整幅画显得不至于太拥挤。
可是,有宋一代,农民生活非常悲惨却是不争的事实。宋朝农业税继承唐朝,采取“两税法”。传统的税收是收取实物税。比如王家家是种植水稻的农民,那么官府将按照当年的亩产,按比例收取水稻作为税收。
这种方法无疑十分不利于中央集权。因为,各地的产出注定不同。国家发布的货币也不被承认,各地农民依旧维持着石器时代的传统,进行着“互助式交易”。比如村里的老张是木匠,他就有义务为全村人修理家具。村里也会适当地给予他一些粮食糊口,并让他的儿子免费上村里的私塾。
这种自给自足的模式,让官府的存在感很低。中唐以后,朝廷为改变这局面,规定税收将“折色”,以铜钱形式缴纳。从此以后,“王家”只能先去镇上或者官府,出售他们家的水稻。将规定的数额全部换成金钱,才能缴纳今年份的税款。
这套方法客观上,确实让广大的基层意识到“货币”这个概念,从而逐步脱离石器时代的习惯法。但是,货币的铸造权和实物的估价权,却在官府手里。明明价值10的水稻,他偏偏说只值9或者8,。如果农民敢讲理,下面就会推脱是上面的命令,下面只是奉命行事。随着官吏的横征暴敛,中唐的农村迅速凋零,变成《捕蛇者说》中描述的“十不存一”。
到宋朝,这个问题和宋朝特色的“冗官”问题结合起来,瞬间变成王朝的心腹之患。由于宋朝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将过去赋予藩镇的权利,全部收归中央。恰逢过去的世家门阀崩溃,行政力量出现巨大的缺口。赵宋借机将科举“扩招”,导致有宋一代出现海量进士,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为历代之最。
庞大的官僚集团,带去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让农民们通过正规渠道,控诉地方官员的可能性大减。毕竟皇帝也是人,精力有限,没有可能把所有案件审理清楚。
宋朝的农民起义,频率最高
许多人在绝望之中,选择暴力抗拒官府的淫威。有宋一代,农民起义的频率为历代最高,和官府的盘剥有着直接关系。《清明上河图》中荒芜的农村,也在反映着宋朝农村生活的困苦。
细节二:繁华的镇子
镇子里到处是商铺
但世事无绝对,宋朝的管理政策绝非一无是处。离开农村不远,就是紧挨汴梁的市镇。双方相聚不远,却已然是天壤之别的两个世界。
宋朝当局显然知道市场经济的原理,下令取消了固定点贸易。在以往,无论是农民带着自家的产品,进城镇做买卖,还是远方的行商携带货物去市场兜售,都需要在朝廷指定的地点进行。一旦被发现在指定地点外,双方进行官府不知道的贸易。那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牢狱之灾,所携带的货物也会被没收。
里面的人有旅客、商人、居民
随着宋朝取消这则禁令,其境内的贸易活动空前活跃。随着贸易量大增,宋朝取消了隔离制度,商业区可以和居民区混同。在唐朝,你住在A街道,这条街道只允许住人,不允许摆摊。而你又想开一家饭店,那么你只能去隔壁的商业街,另外租一家店面,才能开店。否则只能变成“无证摊贩”,想尽办法和城市卫兵“打游击战”。
而且,唐代的贸易有着时间限制,等到时间,会有人敲打锣鼓让你知道该歇业。如果,你过了时间点,还不回家,那么麻烦就会找上门。正是取消了这一系列的管制,宋朝的市镇贸易才得以繁荣。如果生在唐朝,这样的市镇肯定无法发展起来,除非它是官府允许的贸易点,而且被允许多种商品在此上市。
许多玩闹的儿童,不是当地居民,便是旅客。旁边是携带货物的商船,说明双方没有隔离
值得一提的是,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甚至有学者声称,宋代水稻亩产已经达到惊人的353斤。
暴增的粮食产量,让物价大幅度降低,让市民可以将更多的金钱用于消费,间接繁荣了市场。但是,“谷贵伤民,谷贱伤农”,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大幅度增产的粮食,让粮价应声下跌,对农民而言,这绝非什么好消息。为应对日益严酷的市场竞争,农民们不得不廉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而农民种地,尤其是购买种子,一般需要借贷。随着价格下跌,农民的收入锐减,甚至连贷款都无法偿还。此时,唯一的选择,就是变卖祖传的土地,进城镇碰碰运气。
双方相隔不远,却宛如两个世界
自由的都市,繁荣的商业。
城门处没有什么卫兵,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汴梁作为宋朝的首都,其城门处竟然没有太多卫兵。只有往来的商贾,以及附近的摊贩。
究其根本,和宋朝的两税法有着直接关系。前文提到过,两税法对唐宋的农民伤害很深,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小共同体。但是,世事无绝对,一项政策并非只有黑白两面。这套制度固然给农村的经济带去一场浩劫,却也解放了农村人。
赶着入城的贩夫走卒
两税法的重要基础——将人与土地松绑。以往的朝廷,为了保证农业产量,会有意识地将农村人口绑定在他们出生的土地上,以限制人口流动。有些王朝,甚至会限制土地的买卖。(当然实际成果是一码事,明文规定都限制土地兼并)所有人如果要迁徙,必须经过当地官府的审批,给予“通关文牒”或者“路引”才能上路。
如果到战事紧急之时,老百姓随意过关都会被当做间谍射杀、追捕。赫赫有名的唐玄奘,就因为这项政策,成了偷渡客。如果不是有幸得到高昌王的接济,他也不太可能留下辉煌的事迹,而是成为沙漠中的万千孤魂之一。
除了保证农业产量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减少监管成本。众所周知,古代实行连坐法。如果有人犯下大罪,那么不只是他个人,他的妻子、父母、子女、邻居都将因他丢掉性命。在某些法律严苛的王朝,一些小错也会让周边邻居、家人跟着受罚。
“连坐法”的目的,不仅仅是用于威慑潜在的反叛、犯罪,也是为减少朝廷开支。须知,王朝的执法、司法人员十分有限,毕竟古代王朝的财力无法雇佣太多的公务员。于是,利用严刑峻法去威慑民众,让人民潜意识地监督自己的家人、邻居,防止他们犯错,可以有效地减少潜在的危险。
如果人口能够随意迁徙,那么这种监督的效果便会大打折扣。毕竟新来的邻居要是犯罪,惩罚他以前属地的邻居,便需要地方官府之间的沟通,耗时耗力不说,连坐节约成本的目的也将大打折扣,甚至会反过来增加成本。
随着王朝统治者,逐渐地意识到财政是王朝兴衰更为关键的因素。其统治思路也发生改变。两税法的颁布,将人与土地的绑定解除。人口开始自由地迁徙。这直接导致农村人口大减,而城市人口大增。但客观上也确实增加了财富。
结语
世事无绝对,宋朝的政策利于市民,但不利于农民。而清明上河图,只不过是宋代社会的缩影。关于这个王朝的故事,我们还有很多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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