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书店界身陷“水逆”期。

2019.10.22，单向街书店爱琴海店宣布撤店倒计时，撤店时间，2019年12月31日。

2019.11.04，读库贴出紧急甩卖通知，因顺义库房要紧急搬迁，朋友圈掀起一阵买书狂潮。

2019.11.05，老书虫北京三里屯店宣布关店，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续租请求最终未能获得批准。于是，在11月11日之前，新老书虫们纷纷前往，试图留住存在中最后摇曳的微光。

2019.11.14，台北诚品敦南店宣布，由于租约到期，将于2020年5月31日关闭。

这一下，浪潮抵岸碎得面目全非。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彼岸，连历史悠久的诚品书店也无法在得以幸免。以上罗列的还只是声势比较大的几波浪花，中途还有多少小书店如碎浪倾倒，破裂，无声无息。在一般老百姓看来，网络阅读时代，实体书店关门很正常。就算是看似敞亮，门庭若市的“幸运儿”们其实也是有苦说不出，纷纷靠着大力发展文创周边，经营配套餐饮娱乐，以及大量承接文化活动匍匐前进。“不后退已经很好了”，这样的知足，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一页台北：旧书店往事

书店能不能代表一座城市？其他地方不知道，至少在台北，书店是够格的。台北就像一只猫，书店就是它的毛发。牯岭街一代的旧书店以及重庆南路一代的书店街曾经最为有名。日据时代，牯岭街城南是当时的台北文教中心，空气里夹杂的都是经史子集，章回线装小说的霉烂味儿和刚出厂新书的印刷味儿。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大批日本人撤离，大堆大堆用得上用不上的书都被遗留下，并被人们在牯岭街和南海路兜售，逐渐发展为旧书街。关于牯岭旧书街的形成，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日侨遣返回国以后，牯岭街旁曾空荡了一些时候，到1949年陆续有人前来摆摊，大约在1954年，才开始成为台北有名的旧书街。这里附近是文教气息浓厚的住宅区，还有建国中学，不仅提供书籍来源，建国中学的学生也是这里的常客。”

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初，牯岭街旧书摊一派繁荣昌盛。想偶遇文化名人，去那里就对了。比如你可以经常看到陈映真，李敖等在附近晃晃悠悠。李敖还特别喜欢砍价，依李敖的口才，砍价不在话下。或者其实换过来想想，他的好口才，可能就是那时候砍价练出来的。

牯岭街的旧书摊

至于重庆南路书店街的名声，也是从日据时代散播开来。据资料记载，当时重庆南路名为“本町通”，日本人在这里设立“台湾书籍株式会社”出版日文中小学教科书和参考书。台湾光复后，“台湾书记株式会社”改名为“台湾书店”是全台湾第一家书店。此后大小书店、出版社都开始汇聚至此。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几家大型出版社和书店也随之来到台湾，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等，这些书店纷纷落地在重庆南路。重庆南路一时之间成为台湾的出版重地。

而且比较难得的是，当时在重庆南路的每家书店几乎都各有特色。一步一个书店，货架上的书基本上都不带重样的。傅月庵是这么描述当时他所见到的文化乌托邦，“黄昏时分，下班等车的学生、上班族常就近踅进店内低头浏览，一边看书一边注意公交车动静。谁想买书，第一个念头便是‘到重庆南路找去！’逢到年终打折特卖，店门口红布条翻滚，熙来攘往的人潮，加上骑楼的书报摊，往往挤得摩肩擦踵，水泄不通。”

江河入海，浤浤汩汩，想要逆流向上的旧书摊们，终究是无法对抗引力。台北市政府当时宣布要整改牯岭旧书街，认为旧书摊有损市容。1973年，牯岭街整改工作完成，1975年，58家旧书摊被集中迁往新建的光华商场地下区，牯岭街只有十余家店面继续营业。光华商场的地下湿气重，不适合书籍保存，加上各类书店、电子产品的发展，旧书商逐渐减少，最后随着光华商场的改建走入历史。牯岭街旧书街残余的店铺，也如苹果氧化一样渐渐衰败。而重庆南路呢，由于台北开通捷运，火车站商圈走向没落，附近一些书店开始停止营业。随后，各类新式书店窜出，像青春期突然窜高的小孩，不断冲击着老式书店。重庆南路的出版社为省房租，都选择搬到楼上去了，真正在一楼的实体书店仅剩下十多家。当时，当房东要比卖书更赚钱，一些书店把店面租给咖啡厅、餐厅，或是在书店内腾出空间卖咖啡、茶饮，如此支撑书店的经营。重庆南街的书店总归是神不在，魂也散了。

台北重庆南路书店街曾经繁华风光，但现时餐厅，旅馆已比书店多

辉煌诚品

还记得诚品刚出世时有多傲娇。1989年，第一家诚品书店在台北仁爱路出生。整整三十年，天旋地转，长吁短叹。诚品在自己的婴儿期其实是主打人文艺术与设计方面的专业书籍，其中包括大量外文书籍。创始人吴清友在诚品创立整整一万天的时候就曾坦白：“当年的我实在没多想，心念也很单纯，就是一个自觉生命因阅读而不再失落的个体，想要穷尽己力，为生长的这块土地播下人文、艺术、创意融入生活的种子。”他给诚品取英文名为“Eslite”，精英，便透露了他的一点小心思——他要把诚品做成真正有文化，有品位，具有“古典美学”的品牌。自然，书店希望服务的人群也是知识分子与文化精英阶层。“那时的诚品，不论再小的出版社，只要出版好书，都能在书柜中被陈列。”当时的选书标准也相当傲娇，不选“已经再版、没有版权、会被时间淘汰的书，以及媚俗的作品。我们选的书：学术、专业或一般均可，议题不一定严肃，但一定要有创作与出版的诚意，所以它可以是任何一本书。”不看销量，坚持自己的态度和品味。在现在看来，是很“任性”的。

诚品创始人吴清友

八十年代，台北经历了两次书店革命。第一次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当时，来自远流、尔雅、远景等7家出版社的总编聚在一起，进行了一场名为“知识之道”的座谈。他们预测“大型书店将在两年之后出现”，并且想象那是一家“类似百货公司一样大的书店”。1983年，金石堂书店开幕，牵出的是台北第一次书店革命。

对“革命”其实有种很粗浅的理解——当人们的欲望和需求高于实际能获取的边角料，自然就会催生某种变革的力量。生活水平提高，百姓逛书店“不只是希望卖书，更是希望成为一种舒适的享受。”金石堂当时从书籍摆放和分类（按照作品种类、作家的姓名、出版社来分类摆放），到店内空间布置（设置了专门的“图书活动策划与推销”，以及“畅销排行榜”区域），都参照了日本书店的经营模式，整个迅速“高大上”起来，带动了人流量和销量。

这种高效，便捷堪比超市一样的逛书店模式看来很对“怕麻烦”的老百姓们的胃口，但很快，他们又开始感到腻味。越来越多人又开始觉得单调，并开始追忆过去“淘书”的乐趣。如何将书店做出新意，做出风格，就像清丽隽永的美人，始终让人恋恋不忘，甚至流连忘返？“光卖书是不够的，”吴清友心里很清楚。实际上，由于诚品一出世就在黄金地段，而且"任性地坚持情怀"，几乎从一开始，它就处于亏损状态。一直到1995年，诚品老敦南店因为无力负担涨价后的租金，选择搬迁到星光人寿大楼。

在当时的台湾，书店要么像金石堂，在全台湾大规模复制连锁，将书店做成便利店的样式；要么便是规模很小的独立书店，偏安一隅，服务于某一区域人群或某一类人群的需求。但吴清友想要的不是复制。复制和创造，本质是两回事。创造是地基。诚品想要做的，就是稳稳当当的地基，而不是搭得漂漂亮亮但却摇摇欲坠的高楼。因此，有没有可能，在这两条路线之外，诚品开创出自身的品牌特色?

1995年之后，诚品书店开始转变经营模式，在保有图书质量的同时，开始更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吴清友重新定义了书店，将配套产业，如画廊，酒窖，电影院，咖啡吧等真正与书店结合起来。就像一座“生活博物馆”。

说白了，他想要开创的就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人很多时候就像被裹挟在龙卷风漩涡中飞快旋转的枯叶，着不了地。走进诚品，枯叶悬停，片刻后，抖落掉狂风注入的最后一丝激灵，缓缓落地。有书，有音乐，有咖啡香气，有各种能让人好奇和开心的小玩意儿，有各种能启发人的文化活动。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买，也不看，就坐在角落，感受须臾蓬松与自由。以至于到了后来，在台北的人没地方去，就会去诚品。有人来台北，就为了去看一眼诚品。尤其是敦南店，从1999年起就24小时开放。秩序井然，温暖祥和，不分昼夜。半夜，许多读者前来盘腿捧书彻读或打坐（实际上是去打瞌睡），店员不会催赶，也不会趁机推销，他们正忙着把书码整齐，将被乱置的书归于原处。

电影《一页台北》

"生活博物馆"这步棋确实很稳，成功帮助诚品扭转了亏损局面。2004年，诚品达到整体盈利，盈利部分主要来自图书以外的业务。2006年诚品全年营收突破了100亿台币。2015年，诚品还推出旗下高档酒店“诚品行旅”，吴清友试图将复合经营发挥到极致。

诚品的出现实际上带来了台湾第二次书店革命——书店体验成了消费者最看重的一面。好的体验感不仅来源于书本身的质量及价格，还包括书店的灯光、装潢、摆架、以及书店人员的服务。诚品培养了一大批忠诚度相当高的消费者，这也是诚品成功的最关键因素。诚品会员卡门槛不低，若想办理“诚品人”会员卡，首先要去诚品门市申请办理“累计卡”，当累计卡在台湾所有的诚品服务项目累计消费达到10000台币（约2000元人民币）之后，才能更换为“诚品人”会员卡。而即使成为“诚品人”，优惠的幅度也并不大，总体而言，仅能积分和购物时打九折。但这足以说明，诚品的品牌效应已经成功将其商品符号化，“使得一种商品更接近于文化，而不单是物品本身。”“游客来诚品买的当然不只是书、文具，更是一份爱书人的感情和追求文艺的心。”

诚品信义店

卖实体书，哪儿都一样

在诚品亏损那前十五年，吴清友也时常觉得烦闷。虽然他生前一直强调，自己开书店并不是为了赚钱。只是在经过几场大病之后，他意识到个体局限。在弘一法师和史怀哲著作的醍醐灌顶之后，吴清友决定开书店，“书店关怀的是人和生命本身，而阅读则能帮助人们走出迷惘了解自己，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每到沮丧的时候，他就跑去当时的诚品咖啡馆，坐下来观察顾客。当看到读者喜悦的神色，吴清友似乎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他把这个咖啡厅称作“幸福加油站”。如今敦南店即将谢幕，很多爱书人的心悬了起来。据新华社报道，敦南店日前在“熄灯倒数”期间策划了多场主题活动，比如，“清风似友——2019台北古书拍卖会”，“老物市集”，“吗啡老物展”，“再见，一卡皮箱”等充满古早味的户外展卖，以此回望与催泪。入口处，3000本图书搭建起“时光之册”，通往书籍区的楼梯上方，垂挂着用纸片剪裁成年份数字的“光谱漫游”，从1989年到2020年，正好构成彩虹的颜色。

书店入口处的“时光之册”

关于闭店原因，目前只有官方披露的“租约到期”，并表示一定会尽快找到“替代者”。但在这个特殊时间点（众多书店关门）之下，还是不能让人完全放下担忧。有人愤慨，“现在咱们不读书，所以书店都开不下去了！”，或调侃，“网络阅读时代，谁还看纸书，电子书又便宜又方便！如今去书店的，不是真正爱纸书的，就是去书店里面的咖啡厅学习，休息，侃大山的人。”

其实，大众心目中“爱读书”的欧美国家，其书店行业也面临着考验。巴诺（Barnes&Noble）书店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但最近，它也弱了下来。据报道，巴诺实体店面销售额连续11年下降，在线业务销售额下降9.6%，2018财年净亏损1.255亿美元，股价已不到2006年的五分之一。为了削减开支，已经裁减了3000个全职职位，目前全职员工只剩下8000人，有些店面甚至已经完全没有全职工作岗位。亚马逊（Amazon）太强大了，就算是巴诺后来积极开发电子书业务，也无法与之抗衡。对于纯粹买书的消费者来说，有什么理由不选择折扣更美好的Amazon呢？

巴诺目前的转变计划是，聚焦空间、体验和会员，削减图书库存和无利可图的部门。在2019财年内开办10至15家新店，其中包括5家样板店，在样板店中将出售各种非书籍商品。加强实体书店与网络书店以及本地独立书店的联系，互通有无，并开展更多的读书俱乐部活动，在选书方面则体现独特性，推出更多的“巴诺版”独家版本新书来刺激购买。巴诺的困境，其实也是当下千千万万实体书店的困境。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追随潮流的同质化产品，无论是书也好，书店也罢，还是得做出自己的品牌特色，并想办法，根据实际情况，慢慢扩大其品牌效应，使之达到独一无二的地位。不说走在时代前端，只是在队列前端，也能比后继者更从容，更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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