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年前的今天，俄国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他的曲折人生。他生活的俄国富裕强大，在国际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身边的俄国百姓穷困潦倒，卑微若草芥。或许是这样撕裂式环境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欲，让他写尽人世间的凄凉，他的笔尖触及蜷缩在边缘的小人物，他的文字展现出温馨的人性光辉，他的名字也因此成为不朽。

虽是文学巨匠，但瘦弱矮小、伤痕累累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身影。或许，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他那潦倒、跌宕的人生经历与他那沉郁的作品互相呼应，共同铸就了文学艺术的永恒。

我们今日谈论俄国文学，不得不把崇高的眼光放向19世纪那一批伟大的俄国作家群中。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几个辉煌的名字在世界文学史上举足轻重，他们的笔尖流淌出的那些或清新或锐利的文字，使整个人类的思想史熠熠生辉。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他们散发出来的光芒也丝毫不减半分，甚至愈加明亮。

如果让这些伟大作家们共处一室，我们便会惊奇地发现：总有一位额头如柏拉图宽阔、沟壑纵横的苍白男人孤独地蜷缩在黑暗最黑处，他的一只手里拿着赌桌上的砝码，一只手里紧紧地攥着十字架。

他便是一生贫病交加、悲苦与宏大并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手稿

生于穷困，难分理想幻梦

1821年11月11日，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其父为莫斯科一家济贫医院的医生。童年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并不宽裕，他和自己其余六个兄弟姐妹拥挤地住在医生的出租房里。父亲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严令禁止他们独自外出，于是，零花钱和朋友皆稀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过早地体会到了人生的孤独不易。那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知道，这种不易将持续一辈子。

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岁时，家里有能力购置庄园，甚至还拥有了一百个农民，然而，就在次年，庄园在一场大火中被夷为平地。老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营不善，渐入不敷出。他长期酗酒，性格暴躁，在1839年去世，可能死于中风，也有传言被自己庄园的农民打死。

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在工程院校里名列前茅，却已沉浸在文学艺术的海洋里。据他回忆：“哥哥写诗，每天三首左右，甚至在路上也写，而我不断地在脑海里构想一部以威尼斯生活为基础的小说。”父亲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年拿到大约五千卢布。老陀家可能带有“败家”基因，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迷恋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甚至辞去了他在工程兵团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跟土豆一样乏味”。

俄剧《卡拉马佐夫兄弟》剧照

什么才是有趣的？当然是从事文学创作。然而，成为作家这个理想正如一个一戳就破的幻梦，实在无法给债台高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点儿帮助。还好他早就对这个幻梦认知清晰，他说“在我的灵魂中，有一种我所相信的火焰，尽管我不过于关心它会带来什么。”自信与自负的鸿沟仅有一步之遥，陀氏性格方面的缺陷不断加剧他与家人之间关系上的紧张，

经济上的窘迫，人际上的冲突，命运开始了残酷无情的折磨。

然而，这种折磨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当穷困的螺丝钉狠狠嵌入人破碎的身体时，总会有一种庄严且富有激情的思想迸溅而出，把他雕凿成永恒的产物。

书信体小说《穷人》应运而生。陀氏把这部“用炽热的激情之火，甚至是用淋淋汗水”浇灌而出的著作交给诗人涅克拉索夫审阅。他在家中苦苦等待了两天，终于，在一天的凌晨四点钟，门铃声紧响。涅克拉索夫冲进他的家门，眼含热泪，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亲吻他，祝贺他写出了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激动的诗人还去找当时最富盛名的批评家别林斯基，他挥舞着书稿，大喊：“一个新的果戈里诞生了！”“你的果戈里和雨后的蘑菇一样多！”别林斯基感到不屑。不过，当别林斯基读完这部书后，便改变了态度。

贫穷是他受过的屈辱，也是他文学之路的宝库。

掷向高空，命运秋千无情玩弄

“瞥一眼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极度紧张不安和天性敏感的人。他身材瘦小、头发金黄，面带病容：小小的灰色眼睛谨慎地从一物转到另一物，而他苍白的双唇神经质地战栗。”这是陀氏凭借《穷人》步入文学舞台后，帕纳耶娃夫人对他面容的描述。赫然挤入文坛所带来的眩晕感加重了陀氏的自大与疑心病，他的身体与心理越来越远离平衡。他难以忍受任何人的批评意见，沉浸在誉名与自我的虚幻中。

在拿到几部小说的预订款后，陀氏又开始了寻欢作乐的生活，对朋友好心的忠告充耳不闻。在小说《白夜》后，就像把还没出生的孩子卖到工厂里做苦工，他把写的每一行都抵押出去。他将自己与债权人之间的缠斗比作是“拉奥孔与毒蛇之间的缠斗。”这种旷日持久的缠斗使得陀氏原本就脆弱的神经更加错乱，陀氏此时的作品被斥做“迂腐不堪和毫无心肝的”。人们对陀氏的兴趣开始消减，甚至曾经赞誉他的人也开始对他猛烈抨击。

但丁有言：“人世间不会想到，在世界上播种神书要流出多少鲜血。”陀氏越想要从荆棘丛中伸出手求救，越有尖锐的刺扎进干涸的喉咙。

命运把他摆荡入高处，又将他拉回庸俗之辈中。因发表不当言论，陀氏涉嫌非法煽动叛乱，被判罚死刑。在临刑前，改判为四年监押和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在狱中，他不断以文学艺术之名为自己申诉：“我感到悲伤的是，作家的使命在我们时代被某些阴暗的怀疑压缩了，审查官在一个作家甚至还没写任何东西时，就将作家视为政府的敌人，并怀着明显的偏见处理作者的手稿……”狱中对人生及艺术的思考，给了他另一部重要著作《死屋手记》重要灵感来源。

《死屋手记》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者娄自良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陀氏实乃一位“根基主义”作家，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读者都可窥见其心灵。四年牢狱生活“是被活埋的四年，是被钉在棺材里的四年”，也是思想火花迸射的四年。在牢狱生活里聚敛的对世界的最后印象，在流放地里收集的污秽与粗蛮的见闻，都是《死屋手记》的直接材料来源。带着难以忍受的癫痫病，陀氏终于出狱了，他被改造成了王权坚定的拥护者。不久，他便和同样多疑敏感的玛丽亚·伊莎耶娃结了婚。

在西伯利亚待了十年后，陀氏携妻子返回了彼得堡。在这里，他为哥哥办的刊物《时代》供稿，《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得以发表。他的手头渐宽裕，开始游历欧洲，浪子性格又开始占领上风。他在世界各地的赌桌上挥霍热情与金钱，妻子与哥哥先后病亡，祸不单行，这份自由主义刊物遭禁，留给陀氏的不仅有一大笔债务，还有待养育的继子与情人的儿女。

迫于无奈，他再次与出版商签订不平等合同，争分夺秒地写作《罪与罚》，与此同时，他仅在26天内就完成了小说《赌徒》。他不断地在赌桌和书桌上游走，稿费一到，便挥霍在赌桌上。在如此循环下，他写出了《罪与罚》、《白痴》、《群魔》这些难以忽视的作品。虽写书作为陀氏的糊口之举，某些作品难免有拼凑之嫌，但是，他在精神的高压状态下仍然保持如此活跃的思想状态，值得人另眼相待。

英剧《罪与罚》海报

“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真理长存。”《作家日记》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问世，为陀氏带来广泛的赞誉。人们看到了这位艺术家的无限可能。

跨越界限，最接近上帝的人

茨威格在《三大师传》中所言：“生活，用熟知一切的意志把唱颂歌的人打造成了殉难者。”

苦难将陀氏的一生压缩成一个又一个紧张的瞬间，他借才华与因性格缺陷导致的穷困对抗，负担压弯了他的脊梁，并摧毁了他的神经，却贴近了人与信仰的距离，世界与俄国的距离。

在狱中，陀氏唯一能读的书只有《圣经》，他的虔诚信仰使他的灵魂自由地在空中飘浮，纵情指挥书中的每一具肉体，尽力贴近“上帝”。上帝是陀氏笔下难以避免和难以寻求的。当伊万·卡拉马佐夫以不可遏制的固执询问：“有一个上帝吗？还是没有？”陀氏借基里洛夫之口呼喊：“上帝把我折磨了整整一辈子。”陀氏的信仰永远在两级摇摆，一面笃信，一面质疑。这是一种不可治愈的分裂，并遵循“自我毁灭-自我重建-自我拯救”的模式，和民族主义结合，由人性中翻找出上帝的谜影。

西方即传统欧洲国家，常将俄国人与敌人形象、与“哥萨克”威胁联系在一起。第一位使欧洲赞叹的目光投向俄国的，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威格曾动情地说：“普希金只让我们看见俄国的贵族；托尔斯泰又让我们看见了宗法制度下淳朴的乡下人……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宣布新的可能性点燃我们的灵魂，激发起这个新国家的天才。”陀氏在文化上扩展俄国，并借神秘人性的致命吸引力，深深攫取世界的眼光。

英剧《罪与罚》片段

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封闭在自己的意识中,且都散发着他本人扭曲、痛苦、病态的情感，这使得弗洛伊德的信徒乐此不疲地从他的文本中寻找吻合。弗洛伊德的那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将精神分析与陀氏的小说紧紧连接。

由于陀氏把将哲学术语和都市俚语一口气裹进他啰嗦复杂的语言漩涡中，情感的传递往往需要借助于喘不过气来的阅读效率，他的幽默感也显得神经质和歇斯底里。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算不上愉快的体验，但抬头，人们总会看见一个明朗的世界。以至于到今日，总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他的灵柩，都来歌颂他的伟大与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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