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6日，贝聿铭在纽约曼哈顿走完了他102年的人生。世人对建筑巨匠悼念的余温还未消散，在11月、12月，贝聿铭及其夫人卢爱玲生前的收藏将进行展出和拍卖，消息一出，立马成为热点。

贝聿铭夫妇

行走建筑江湖近百年，贝聿铭的“朋友圈”集结来自全球各地的名流，这其中也包括很多闪耀的艺术“群星”。

贝聿铭夫妇在2005年3月22日在纽约爱马仕画廊举行的马克·里布“凝视：50年摄影”展览开幕现场 

贝聿铭夫妇能拥有如此令人羡煞的“收藏宝库”，与强大的艺术朋友圈脱不开干系。

有艺术共鸣的“朋友圈”

20世纪30年代，纽约渐渐取代巴黎成为了新的艺术之都。抽象表现主义、极简主义、波普艺术纷纷在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对于刚到纽约不久的贝聿铭来说，正值当代艺术发展的蓬勃时期。

贝聿铭 

贝聿铭对艺术的热爱，离不开他太太的启蒙。卢爱玲出生名门望族，曾在卫斯理学院学习艺术史专业，是个 “拥有极强的策展人眼光”的聪慧女性。1940年代，夫妇二人的约会就是到纽约五十七街逛画廊。也正是得益于那段时光，贝聿铭的“艺术细胞”逐渐生长了起来。

贝聿铭夫妇

1950年代，贝聿铭夫妇被风头正劲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所吸引，开始收藏威廉·徳·库宁和弗兰兹·克莱恩的作品。威廉·德·库宁是抽象表现主义的灵魂人物，他十分推崇毕加索，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糅合了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艺术。

德·库宁在自己的工作室里，1961年

《棕与白》是德·库宁风格形成初期的探索之作，因此十分具有收藏意义。画面被一些几何图形所分割，从中可以看到立体主义对他的影响，这与他后期粗犷的笔触和充满激情的色彩风格形成强烈的反差。贝聿铭夫妇将其收入囊中也显示了他们敏锐独到的收藏眼光。

（中上）威廉·德·库宁（1904-1997）《棕与白》，约1947年作。（右下）弗里茨·沃特鲁巴（1907-1975）《小型坐像》，1952至1953年作 

弗兰兹·克莱恩 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另一位代表，这些看似简单随意的笔触都是经过艺术家精心构思后创作的。他曾说：“我画白色和黑色一样，白色同样重要”。

弗兰兹·克莱恩 

他并不关注作品表现的主题和内容，而是深入的研究黑色、白色在画布上所形成的“正负”空间关系。同时，他的作品让人联想到东方的水墨和书法，却是用十分现代的手法来表现。或许贝聿铭夫妇看到了作品所呈现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面貌，从而产生了共鸣，因此对其青睐有加。

弗兰兹·克莱恩《无题》1955年 贝聿铭夫妇收藏

1970年代，贝聿铭夫妇从挚友巴内特·纽曼的遗孀那里购入他的作品《无题 4，1950》及《无题 5，1950》，大大丰富了他们的艺术收藏库。纽曼除了是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还是“色域绘画”的先锋。早期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后期却走上了与之背道而驰的极简主义道路。

巴内特·纽曼

纽曼的作品常常采用一种被人们戏称为“拉链”的垂直线条将画面和色块分割开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拉链”又将所有的颜色聚拢在一起。看似晦涩难懂，画面背后包含的却是艺术家对文化与哲学的深刻思考。

巴内特·纽曼《无题 4，1950》1950年 贝聿铭夫妇收藏 

除了绘画，贝聿铭还十分关注雕塑艺术。在他看来，建筑是一种艺术形体，他不断寻找立体派艺术与建筑之间的共同点。为此他去到立体主义雕塑家雅克·利普兹的工作室，两人后来成为了朋友。下面这件陈列在贝聿铭家中的作品《弹吉他的男人》便是利普兹早期创作的立体主义风格雕塑。

雅克·利普兹（1891-1973）《弹吉他的男人》1925年 贝聿铭夫妇收藏

“原始性”对贝聿铭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这也难怪让·杜布菲的作品也成为他的收藏目标。杜布菲年近40岁才开始创作，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法国艺术家”，近些年来他的作品在拍卖场上也是藏家的宠儿。杜布菲的作品常常显得原始而幼稚，在他看来，与学术艺术或伟大的绘画作品相比，日常的简单生活包含着更多的艺术和诗歌。他希望寻找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

让·杜布菲在自己的工作室 

1962年，杜布菲开始了他的转型之作“乌尔卢普”系列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儿童涂鸦。与早期的“原始狂野”风格全然不同，这些流畅的线条与色彩结合的十分和谐，从而产生了一种运动感。

让·杜布菲《手推车》1964年 贝聿铭夫妇收藏

《手推车》是杜布菲热衷的日用物品题材，雕塑则将这些涂鸦元素放在抽象结构上显示。夫妇俩将这些雕塑陈列在自家的楼梯口，它们与童年记忆里狮子林中的太湖石有几分相似。在他们看来，这些藏品不仅仅只是艺术，更是一份情怀。

贝聿铭在纽约家中留影，右下角是让·杜布菲的雕塑，墙上是莫里斯·刘易斯的绘画作品

贝聿铭夫妇的收藏中也不乏来自东方面孔的手笔，如到巴黎追逐艺术梦的赵无极。赵无极曾是一个中国传统绘画的“反叛者”，在移居巴黎后，渐渐又成为了中国元素的“回归者”，他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当代中找到了某种平衡。他的作品一直都是拍卖会上的座上宾，深得藏家喜爱，此次拍卖的《27.3.70》正是一幅融合了东方水墨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典型之作。

赵无极 《27.3.70》 贝聿铭夫妇收藏

另一位雕塑家野口勇，他是最早尝试将雕塑和景观设计结合的人，作品深受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影响。在贝聿铭家的客厅，这两件作品被摆放在一块，十分应景。

（中上）赵无极（1920-2013）《27.3.70》，1970年作。（中下）野口勇（1904-1988）《地上框架》，1962年构思，1974年铸造

除此之外，贝聿铭与一些中国传统艺术大师也有深交，例如张大千、李可染等。在他的收藏列表中，这些中国书画作品也占有重要的份量。下面这幅《不老松》就是李可染送给贝聿铭62岁寿辰的礼物，见证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李可染 《不老松》1979年 贝聿铭夫妇收藏 

这些藏品都用来装点贝聿铭夫妇在曼哈顿和卡托纳的家。贝聿铭亲自设计的卡托纳郡私人别墅，内部装饰简洁，艺术品却琳琅满目，就像一座小小的美术馆。

贝聿铭夫妇位于卡托纳郡的私人别墅（内部客厅）

在贝聿铭夫妇的小女儿贝莲看来，父母的收藏行为“十分低调而自然”，他们“并不在意艺术品的价值，也不会为得到一件作品而特别兴奋，更不会以物主的身份讨论所收藏的艺术作品。他们不过是收藏能引起他们共鸣的作品”。

是建筑，更是艺术

贝聿铭认为“建筑是艺术和历史的融合” ，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艺术和建筑始终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收藏与交友的过程也是他从艺术作品中寻找“建筑密码”的过程。

贝聿铭设计的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对于贝聿铭建筑风格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立体主义艺术。在他看来，立体主义的出现是建筑发展的转折点，从毕加索、柯布西耶、再到利普兹，他一直学习、追寻着立体主义在形与空间关系中的经验，并不断探索。

贝聿铭于1956年设计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贝聿铭于1964年设计的艾弗森美术馆

另一种探索方式是与艺术家合作，例如采取现代雕塑与公共建筑的“组合”形式，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便是这类合作的集中体现。

贝聿铭于1978年设计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

贝聿铭还委托亨利·摩尔、安东尼·卡洛等好友为这一建筑创作雕塑。亨利·摩尔一件重达5吨的铜雕作品《刀锋、镜子》被摆在了入口处，造型与建筑主体相得益彰。

贝聿铭委托亨利·摩尔为国家美术馆的东楼设计的雕塑《刀锋、镜子》(1977年) 

亨利·摩尔是贝聿铭合作次数最多的艺术家之一。 1938年亨利·摩尔创作了一件33厘米高的小型侧卧像，后来在贝聿铭的倾情邀请下，这件作品被“放大”成7.6米的巨型雕塑，如今安放在新加坡华侨银行中心入口处。

亨利·摩尔《Reclining Figure》(1938年)

贝聿铭夫妇十分喜爱这件作品，在他们的家中也收藏了这件雕塑的另一个版本。

亨利·摩尔，《侧卧像》1983年，贝聿铭夫妇收藏

除了雕塑之外，大型绘画也成为贝聿铭关注的建筑装饰元素。与挚友兼老乡赵无极的三次合作均是绘画在建筑中的应用范例。

 贝聿铭（左一）与赵无极（右一）

赵无极先后为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和新加坡莱佛士大厦创作绘画，还为新建成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捐赠了六张版画作品。

北京香山饭店 图片来源于网络

赵无极为新加坡莱佛士大厦（Raffles City）创作的作品《1985年6月至10月》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以5亿1037万港元成交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 

贝聿铭为苏州博物馆设计的“片石假山”

回顾贝聿铭的艺术“朋友圈”，每一条“动态”都是他用东方的灵魂追逐前卫美学体验的脚步和印记。这些珍藏既展现了他独特开阔的艺术眼界，又真切地体现了一位艺术家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正如陈大卫在《贝聿铭全集》序中评价的那样：“先生深受儒学影响，文化底蕴融贯中西。其人身经历和‘艺术与历史相融合’的创作理念，使建筑作品浓缩着东方哲理、硕儒品性和特立独行的西方观念，不仅体现出古老东方文明的现代价值，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人类为诗意栖居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建筑艺术的一颗巨星陨落，但他身上所散发的“光芒”将永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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