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1933—2016）先生是一位学问广博的文史学者，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虽然他在文献考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极为卓越的成就，但如果要用一个更专门的身份来称呼他，我还是愿意称他为视野开阔、胸怀博大的文学史家。

他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开篇就引用了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艺术哲学》中的论述：

“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周围齐声合唱。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

应该说，这些论述，不仅是傅璇琮先生对这些当时名头还不算太响、历来重视还不够的唐代诗人的生平事迹进行详审细密考证的精神动力，也形成了他看待文学史发展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基点。

接着，他在该书前言中指出：

“唐代的诗歌，在我国古代文学上，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在唐代的诗坛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即每隔几十年，就会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一批成就卓越的作家，其中还产生了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

“对于这样的文学现象，如果只是以诗论诗、以文论文，显然是不够的。另外，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对叙述复杂情况的文学发展，似乎也有很大的局限。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本科生（即77级），当时读到上述文字，真是感到振聋发聩，好像经受一次头脑风暴的震撼，眼前豁然打开了一道大门。傅璇琮先生的论述高屋建瓴，提出的问题更是发人深思。他对我们文学史著作在体例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所提出的真诚批评，直到今天，依然是很有启示作用的。

在我看来，造成傅璇琮先生指出的“文学史著作的体例”的“很大的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史著作的“教材化”，即把文学史著作的意义和作用，过多地局限于大学课堂、局限于既有知识的传递，因而稳字当头，历史的发掘、思想的创新有所不足。我猜想，当他写下这些积蕴心头已久的话语，一吐为快，他心中想象的理想的文学史著作，一定不仅是丹纳《艺术哲学》这样的艺术史著作，也应该包括了诸如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那样的系列性、大部头的文学史著作。其实，也只有像傅璇琮先生这样才学识兼备的文史大家，才能具备这样的胸怀和手眼。

傅璇琮先生还提出：

“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研究和叙述文学史，可能会使研究更深入一步的。”

这样海纳百川的文学史观，表现出宏大的学术气魄，对后来的文学史讨论，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后来我读书渐多，才知道傅璇琮先生这些精辟论点，其实在学术史上也是渊源有自的。例如，陆侃如先生1947年在《中古文学系年》的序例中，曾写道：“我认为文学史的工作应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这是初步的工作。第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形，必须完全弄清楚。这是进一步的工作。第三步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是最后一步。三者具备，方能写成一部完美的文学史。”由此可见，这种“三步走”的治学理路，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期以来，将近一百年间中国文学史家的学术理想。可惜的是，陆侃如先生仅仅做到了第一步，即体现在《中古文学系年》等著作中的“朴学的工作”的一部分；其中第二步，他规划中的《中古文学论丛》，即“史学的工作”，只能说进行了很小的部分；至于第三步，即他理想中的《中古文学史》，令人遗憾地被搁置了。至于他早年和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虽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恐怕也还算不上“一部完美的文学史”吧。

傅璇琮先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也经受一些磨难，但他学术发展的黄金阶段，非常幸运地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多年重合起来，从而在一个相对优越于前人的时代条件下，取得了更加辉煌的学术成就。他是那一代学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程千帆先生说过：“即使是对现代中国学术动态不十分留意的人，也不会忽略傅先生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活动和成就。总的来说，在本世纪最后三十年，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绩是卓越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从他的实践来看，几十年中，他是在不知疲倦地有目的地追求。”（《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这个评价，是极为精当准确的。而如果算到傅璇琮先生离世的2016年，应该说，在长达四十年的历史时期，傅璇琮先生实际上承担起了古典文学界的掌门人的使命。

具体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按照陆侃如先生当年所提出的“三步走”设想，可以认为，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及许多文献考据论著（如《傅璇琮文集》所收八卷本《驼草集》中数量众多的论文），显然可以算作第一步“朴学的工作”；而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及关于翰林学士的精深研究，还有他主编的四卷本《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无疑是非常完美的第二步“史学的工作”。这在实践中，显然大大突破了他曾批评过的“文学史著作的体例”的“很大的局限”。如当年程千帆先生所说：“文献学与文艺学是两种具有独特性质的学科，各有自己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学者们在研究上往往各有偏重，各有取舍，因而也各有不同的成就。但这两种学科又可以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合则两美，相得益彰；两者兼备，每每能更接近‘事理当然之极’。傅先生早年曾对文献学下过极深的功夫，但从不放弃对文艺的摄取，……看了《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设想和样稿，更觉得傅先生已为文献学与文艺学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载体，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这种“文学编年史”的体例创新，后来产生很大反响。

那么，傅璇琮先生是如何考虑开展陆侃如先生所说的第三步“美学的工作”呢？或者如何把程千帆先生所说“文献学与文艺学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推进？后来，可能由于事务繁剧，加以年龄、健康等方面原因，傅璇琮先生对早年所理想的、也是他自己最适合于承担的文学史著作，终于还是未能动笔。但我想，学术事业本来就是薪火相传的文化使命，在傅璇琮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华书局精心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卷本《傅璇琮文集》（中华书局，2023），已经为他所理想的文学史著作的撰著，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在后人努力下，这个理想终究会实现的。而傅先生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温暖如春的人格魅力，必将和这套文集一起，成为价值无穷的文化遗产，永远受到后人的缅怀、感佩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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