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他特别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应该深入准确理解其科学内涵，防止片面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使用了“互相成就”这样一个构建式概念，而其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两个互相联系、互相促进而不是对立的基本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朝着这两个基本面发力，促使这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强劲成长。要有效地朝着这两个基本面发力，就必须深入领会“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之科学性和创新性。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从“互相成就”的角度说，这里说的是中国文化要素如何去成就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实现文化移植并落地。这需要全面理解、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之关系，要进行宏大历史叙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新东西，“果然一学就灵”。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一度发生了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书本理论的情况，既脱离中国实际，也游离于中国文化精神之外，犯下了本本主义也即教条主义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实践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思考一个深层次问题，那就是，吸收来自域外的先进思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当然是正确的选择；但是，由于时间与空间的转移，对先进思想也要进行创新，不能全盘简单袭用。毛泽东后来分析得出，教条主义问题的发生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思想失误有关系，那就是：以为外国的都是新的，新的就是好的；而中国的都是旧的，旧的就是不好的，陷入形而上学的误区。实际上，无论多么正确的外来思想文化，都必须与本土的、本民族的文化相对接，也就是相结合，才可能真正为人所接受，真正实践于本土，“专门贩卖马克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体系性的，单凭其对中国古人的“实事求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就可以见出中国文化要素如何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标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终成理论现实。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上使用一个非常精准的说法，“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进入，就凭教条主义者的“言必称希腊”，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一学就灵的。
      
       由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马克思主义，才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人以及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意味着，在今天的中国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完全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用这些文本中的某些论断来指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维模式，完全罔顾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这个理论甚至学术事实。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从“互相成就”的角度说，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和升级，这需要准确把握文化嬗变的内外规律，对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关系进行历史海盗溯源。
      
       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发生断裂，这是事实，足以令中国人感到骄傲，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但是，现实世界是区分为民族，区分为国家的。在生产力落后，特别是交通技术落后的时期，各个民族国家总体上相互隔绝，由于这种隔绝，文化自信可能是幻影式的，即由于缺乏而盲目。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国家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十九世纪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以后，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自信，迟早会进入世界舞台，直面域外文化。
      
       就中国而言，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中国人第一次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走向工业化的欧洲国家，暴露了自己的落后面。虽然哈佛中国史清朝卷称：“能统治这个史无前例的广大帝国近300年之久，是由于清朝在其全盛时期发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与沟通体系。而能同时养活史无前例的众多人口，则是因为其生产力水平不仅远迈前代，其经济管理的体制可能也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效”。但是，战败的事实证明，比起工业化国家，中国的相对落后是不可否认的。
      
       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志士仁人不断反思一个问题：中国与欧洲的差距到底在何处？期间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三段论，我们终于意识到，根本性差距就在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导致了中国落后于欧洲诸国。于是，要求变革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声浪益高，来自域外的“科学、民主”大旗高张于中国思想文化界，新文化运动横空出世。
      
       从理论上说，用域外的科学民主文化要素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成为现代的”。但是，这里又冒出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即西方思想文化的局限性问题。一方面，西方列强在激发中国的现代化欲望时，对中国实行了欺凌和掠夺，毛泽东称为“先生老是打学生”；另一方面，西方制度的方案在运用于中国时，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各种西式的方案都试过了，中国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就在此时，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了夺目的光辉。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优势在于，它诞生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必然渗透了包含科学民主在内的欧洲思想文化精华，而且通过其“世界历史”理论确认了全球现代化的必然性；同时，它批评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立场。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了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文化要素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之局限性，真正使“中华优秀传统成为现代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结果就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就告诉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能离开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谈马克思主义，只会背诵马克思书本上的条文，不能算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进入，中华优秀传统才成为现代的新文化，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如此，任何试图离开马克思主义去完全恢复传统文化的企图也是错误的，也是对这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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