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下半叶，徐献忠（字伯臣，号长谷）出生在松江佘山镇的一户普通人家。他自小文采出众，得众多前辈赏识，兼善书画且著述颇丰。然身后名不显，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今天或可从他的事迹中管窥地域文化与地方书法发展的一个面向，丰富历史叙述层次。

在徐献忠的家族自传中，记录了他贫困的前半生。徐氏高祖是一名小吏，承接礼部铸印局工作，二十八岁就去世了。家中世代贫寒，父亲徐瑛仗义助人，导致入不敷出。一次徐父想寻一块墓地，已三十岁的徐献忠负担不起，只好去离松江更远的吴兴购买。贫病交加之下，几个孩子亦在他壮年时不幸夭折。

虽窘迫至此，徐献忠仍以好学闻名，且受松江著名文人、艺术家陆深的看重，两人相交甚厚。但徐献忠六次北上考试未中，只得铨选为吏，虽有政绩，却被诬告贪污，不久后归隐，致力开垦荒地种植瓜果蔬菜，并赠送好友，享山野之趣。

徐献忠与何良俊、张之象和董宜阳并称“云间四贤”。他嗜好收藏而精通百家，谈迁誉为“最精博”。《云间据目抄》论徐献忠读书和创作之勤勉，“公博才高，日读书盈寸，为文深厚，典据大类子长，间杂东京”。陈继儒谈及明代松江的藏书家，“吾郡陆祭酒俨山，最称博雅，徐长谷、何柘湖、张王屋、朱察卿、董紫冈继之”，将徐献忠作为继陆深之后的代表。《云间志略》赞为“吾郡之闻人”，认为他书法造诣颇高，“世亦珍重之”，并因“俶傥不经，以轶驾当世”而被称作“异人”。

上海博物馆藏徐献忠《致某人札》

《云间杂识》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讲述他和好友沈恺交恶的场景，或可观览其不拘小节的性格。二人年轻时曾一起参加诗社，关系亲近。后沈恺为宁波太守，徐为奉化令。当徐献忠初赴任，第一次谒见长官并好友时，行跪拜大礼。沈恺笑道，两人相交莫逆，现在行此大礼，好像唱戏一般，实在滑稽，还是不拜为好。徐献忠则以玩笑回之，“如今正在场上，不得不如此”。许是二人身份有变，沈氏闻言颇不乐，后再增嫌怨。几年后，徐献忠接受铨部考核，作为上官的沈恺并无回护之意，最终徐氏罢归。《云间据目抄》中记载了另一个版本，讲述沈恺召见属吏杨枢时，徐径直进入，并且上坐，傲岸不逊，放言：“岂以我不能为陶彭泽耶？”不久于任上被诬陷，而沈恺未相助，徐则投簮谢政。

更有意思的是，徐献忠因精通易数，能观天象，被时人认为有异能。嘉靖癸丑（1553），松江发生倭乱。六月三日黄昏，天空突然红气密布，出现彗星“蚩尤旗”，徐献忠次日给郡守写信，认为此星出，当作战，“岁星在辰，岁之所在，战伐必克”，并建议在南汇处设兵攻击敌军，能获大胜。果如其言，大败贼人。

他的“异”也体现在阅读和创作的内容上。他偏爱六朝诗歌，嗜好子部小说、金石及稀见文献，在撰写地方志时还特别设置“考异”一章。

或因诸多磨难，徐献忠信奉道家学说，钻研佛老金丹，追求长生之术，是当时有名的隐士。《皇明世说新语》中记下他两件趣事，一是描述他归隐山林的澹然之志，“徐献忠罢归语人曰：‘越鸟南枝，自有灵性，钟鼎尊重，不换我自在山林也’”；二是记载其对道家学说的痴迷，“徐献忠每见诗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内有丹’”。王世贞也慕名去拜访他。两人第一次见面，徐献忠就出示道家书籍，王弇州连连惊叹。徐氏去世之前曾想拜访传说中已得道的真人，却未能见面，不久郁郁而终。后来，王世贞为他撰写传记与墓志铭，以陶处士比之，私谥为“贞宪”。

在明代，徐献忠的书法创作与鉴藏水平颇受认可。王世贞在《跋三吴墨妙》中称：“国朝书法尽三吴，而三吴鏦铮称名家者，则又尽数君子。”这其中就包含徐献忠。王世贞收藏他的书法作品，将之比作褚遂良，固然有溢美，但不难看出称赏之意。今上海博物馆藏徐氏信札，内容为问候前辈，并提及诗歌；字迹清新可喜，兼有钟楷高古纯朴、精细缜密之妙，并得苏体“无意乃佳”之趣，可谓融会贯通。

徐献忠的书法兼采多家，以魏晋为尊，亦不排斥对唐四家、苏轼和赵孟頫等人的学习借鉴，以期达到浑成圆融的境界。他的《唐诗品》综合评价唐诗风格，这一方式也影响到书学批评：他使用“旨趣”“妙悟”“天然”等术语评价书法，兼容文学审美；而对六朝诗歌的辑佚与高度评价，亦与书法推重魏晋的立场互通。

身为书画鉴藏家的徐献忠，不断观览名家法帖，如对珍本双钩《兰亭》模本的品评，及对《东书堂帖》的论断，皆有见地。特别是在《复毕梓石》中，进一步批评以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僵硬临摹的缺点：“今吴中人稍能运笔，即广为模本，殊可笑耳”。而莫如忠称常用先辈的著述教导莫是龙、董其昌等晚辈，或提及徐献忠之著述。莫是龙所言“仿佛其趣”，及对吴门惟尊文氏的批判，可谓是对他临摹观点的阐发。

徐献忠年少时师从陆深，常“耳语膝坐，忘其为吾汝”。陆深十分看重这位后辈，而徐献忠对这位松江书法家的学习和论述也成为他书法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陆深有“国初书法，吾松尝甲天下”之论，认为宋克、陈璧及二沈代表明初书法最高水准，王世贞在跋陈璧小楷《圣主得贤名臣颂》中由此引申，称陈、二沈书法风格以圆熟精致见长，或可称为“云间派”。而后莫是龙、董其昌等人更是以陆深作为可抗衡吴门书派的代表人物：“吾乡陆文裕子渊全仿北海，尺牍尤佳，人以吴兴限之，非笃论也。数公而下，吴中皆文氏一笔书。”“陆文裕正书学颜尚书、行书学李北海，几无遗憾，足为正宗，非文待诏所及也。”

陆深的“吾松”之言，或可谓发“云间派”之先声。而徐氏进一步强调对“吾松”形象的勾画。他不但在诗文中大赞乡贤才情，且在客居吴兴时，与好友董宜阳书信往来中，不忘提及先辈的风流高逸。他并在诗文中强化松江作为海港的商业价值与物资丰富的经济地位，“吴会之东，薄海之隅，物业咸丰”，与吴门分庭抗礼，寻找地域独特的风格发展路径。

陆深离世后，徐献忠在诗文中表达怀念和景仰之情：“先公特起海上，为一代名家”“我松之运，直当以先公继机云之后”，树立陆深作为二陆之后第一人的典范形象，论述松江文化的“全面复兴”。这为晚明莫是龙、董其昌等人想象和重构明前中期松江书法脉络，提供了可借鉴的材料。

徐献忠在辞官后，交游更为广阔，与王宠、莫如忠、皇甫汸、陆树声、何良俊、顾应祥及田艺蘅等人有诗书往来，并周游江南各地。

从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在苏松之争的大背景下，徐献忠和吴门艺术家之间的有效互动。他提及观摩唐四家碑帖来自南宋拓《武陵帖》，该帖明代已十分稀见。按照《式古堂书画汇考》的记录，此帖藏于吴门王穉登家，或从其处得观。他又和书法名家王宠私交甚笃，在讲述松黄这一药材时，引用王宠之语，并戏称“履吉榻前，或可梦寐通之”，还谈及地方志撰录话题。此外，他与吴门书画家陆治、周之冕及金陵文人朱曰藩等皆有交往，如收藏周氏花鸟册。

杭州博物馆藏周之冕《花鸟册》，上有“长谷山人”印

1564年，莫如忠在《观菊小燕序》中载录徐献忠及诸位友人于别庄游宴赏菊的场面。此时徐氏已在吴兴隐居，徐莫二人亲厚，听闻其家种有菊花，无论品种，都上门吟诗以赞。因一盆普通的菊花，是时江南地区董宜阳、张世美、何良俊、陆郊、周南淙及苏州张明涯，这八位于当地颇有声名的文人，仿兰亭集会，齐聚一堂，欢饮达旦。这场游宴活动呈现了江南文人互动的频繁与日常化，对普通物件的赏玩，就能促成一次雅集，并创作大量诗书作品。这也成为了地方掌故的鲜活材料，被后世文人追忆。

总体而言，徐献忠的创作与交游，承续和发展了江南文化中崇文好学、博雅多识的特质。他兼具收藏家、学者、文人及艺术家等多重身份，助力松江书派的生成发展，并为后世想象和建构江南文人形象提供了有趣的资料。（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