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是什么成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什么中国成功发展的现象最初并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预测的范围之内?有没有可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现象嵌入一般的理论框架之内,并在其中得到解释?
近日,“构建经济发展的国家理论”研究团队媒体见面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上,复旦大学文科一级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提出,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对于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将“国家”纳入分析范围是其严重缺陷。他带领研究团队正在构建的经济发展的“国家理论”,就是要从国家的视角看待经济发展,并在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分析国家能力、技术官僚以及发展政策的形成逻辑,进而探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现象和可能不同的发展模式,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在“东亚奇迹”之后,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再次困惑不已。张军指出,如果说近代欧洲的经济发展主要为私人企业家的冒险行为以及市场、合约、私产和资本交易等制度所推动,那么中国、日本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均离不开国家能力、组织结构、政治激励和秩序建构以及发展政策、出口导向战略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和实现“东亚奇迹”的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都拥有更高的贸易依存度。在张军看来,这是个重要的现象,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都实行了类似的外贸扩张战略,特别是出口促进的战略。这些经济体则由于这种强烈的发展意愿而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发展型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以解释世界上的落后经济体之间在发展动力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事实上另一个可显见的差异便是国家能力的差异。相对于那些“发展型的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落后经济体似乎都缺少一个素质较高的技术官僚体系。于是,鉴于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里没有将国家纳入分析范围是其一个严重的缺陷。
如何将中国的经济发展现象嵌入更一般的理论框架之内,并在其中得到解释?张军认为,从国家的视角看待经济发展,并在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分析国家能力、技术官僚以及发展政策的形成逻辑,对于探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现象和可能不同的发展模式具有重大意义。如此,中国成功的逻辑将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拓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历史阶段,“国家理论”项目以“参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使命担当。
“构建经济发展的国家理论”课题为复旦人文社科传世之作精品研究项目,由张军教授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并邀请复旦经院陈硕教授、奚锡灿博士,复旦发展研究院张延人博士、石烁博士等青年学者作为课题组研究骨干加盟,聚焦规模、秩序和创新为代表的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要点。
从巨型组织中的激励问题入手,分析规模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张延人博士指出,外部激励会随组织规模扩张而失效,而为了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国家必须促进自我激励,鼓励个体在巨型组织中实现效用最大化。
从秩序建构对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作用角度出发,奚锡灿博士发现,秩序源自产权保护,这让欧洲产生了“自发性”秩序,但中国则具有早熟的大一统国家,由此形成了驱动经济增长的“整体性”秩序框架。
从创新驱动对国家治理能力转型升级作用出发,陈硕教授基于中西方史实讨论了“马尔萨斯陷阱”对创新的抑制作用。他认为,马尔萨斯陷阱型社会突出表现为人口增长的同时人均生活水平却没有改善,进而导致创新停滞。为驱动创新,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艰苦的探索,并最终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
据悉,“国家理论”课题组自2021年立项以来,相继在《经济研究》《社会》《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等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发表重要论文,并召开了多场关于经济史学、发展经济学和宏观预期理论的学术会议,并形成多篇政策专报,为国家提供了重大决策参考。下一步,课题组将围绕国家形成的经济学、国家与市场机制的效率、中国经济崛起的起源、政绩观的历史起源、叙事经济学与国家繁荣、天象观与国家治理等重大理论问题出版中英文学术著作、论文与评论,并积极向国际学界分享推介最新研究成果。
媒体见面会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并邀请来自海内外的18位从事经济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与会,向学界介绍课题阶段性成果,并鼓励各界积极关注、参与和推动国家理论今后的研究工作。
作者:刘迪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杨逸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