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七年前的今天，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上海社会科学院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重大专项研究，并与上海市社联联合组织主题教育读书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新形势下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件。本报摘编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加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

■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者有如下几方面的学习体会：             

一是加快“三大体系”建设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关系。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位一体”，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构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和理论体系。其中，构建学科体系是基本内容，建设学术体系是必要条件，形成话语体系则是呈现方式；“三大体系”建设统一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全过程，核心命题和任务就是把中国实践和创新发展的重要经验、重要成就、重要思想、重要观点、政策主张等，创造性地转化为我国哲学社会创新发展的学科内容、学术理论、研究范式和知识话语，形成能够融通国内外的可理解、可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扩大中国故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是加快“三大体系”建设要坚持以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理论的提炼和创新发展为主体，积极彰显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要求。为此，要更加注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化、学理化和大众化研究阐释，注重研究和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所蕴含的深刻道理、哲理和学理，注重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规律，注重提出具有自主性、主体性、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彰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特色，形成构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显著优势。             

三是加快“三大体系”建设要坚持理论、历史和实践的逻辑，促进科学性与逻辑性、系统性和专业性有机结合。遵循理论逻辑，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遵循历史逻辑，就是要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提出并展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遵循实践逻辑，就是要立足中国现实发展和问题导向，不断回答并解决实际问题，在包容互鉴和开放发展中不断丰富、不断完善。加快“三大体系”建设，更要体现科学性与逻辑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突出学科创新发展、学科前沿问题探索、学科交叉问题研究、决策咨询服务实践等，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以及学术评价、教材教学等体系，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四是加快推动“三大体系”建设也要与加快建设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同时推进，一体化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承，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进三大体系建设等等，亟待需要打造一批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高质量社科人才队伍。要把推动三大体系建设与加快高水平社科人才队伍建设同时推进，一体化发展，做到“出成果、出人才和出影响力”，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作出更大贡献。                     

推动“三大体系”与智库建设深度融合             

■王德忠（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笔者在工作中的观察和思考，就推动“三大体系”与智库建设深度融合，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学习体会：             

一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深层次矛盾和风险挑战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等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不足，制约着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表明，唯有学术思想、精神文化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形态之时，该国方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当今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思想学术和精神文化也必须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有赖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有力支撑。             

二是“三大体系”建设源于中国实际，通过与实践结合形成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是一种开放性的吸收借鉴，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更要源于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自有特色和优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必须持续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工作的观点总结和理论提炼，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着力点，也是“三大体系”建设的根本点。             

三是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推动“三大体系”与智库建设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015年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这些试点单位通过广泛社会调研活动，与政府决策部门沟通交流、信息共享，可以实现决策咨询、政策研究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更好地结合。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实施，有利于人才队伍建设，借助更多科研资金的投入、科学交流平台打造等契机，为“三大体系”与智库建设的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将更好支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             

四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构建多元差异化、包容多样的“三大体系”。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体现在影响力、话语权，还体现在活跃的学术争鸣、民主的学术观点、多元的学术派别等方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开放体系，鼓励探索、平等讨论、尊重差异、包容质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特别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必须注重解决学风问题，树立良好学术道德，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自主话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王键（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实践经验，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丰厚的文化遗产，有必要上升到学理高度，建构自己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首先，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特别是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为指导。任何学术话语背后都有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中国特色国际关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充分挖掘其中的人民性、和平性、正义性等。             

其次，要立足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概念，具有整体性思维特点，为各国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方向。这不仅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共生状况相吻合，而且也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一致。近年来，中国学者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如道义现实主义对中国古代的王道和霸道思想的借鉴，过程建构主义对中国传统的“关系”概念的挖掘和理论阐发等。             

再次，要立足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努力将实践中的外交话语进一步学理化，并上升为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术话语体系。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既有“硬联通”，又有“软联通”，内涵十分丰富，但目前还没有从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切入进一步学理化，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术话语。             

最后，要立足于对外交流与开放对话。我们必须在与世界学术界“对话”中实现批判性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要体现主体性、自觉性和自主性，也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对学术话语建构的负面影响，坚守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特别应以中国的文化资源和实践经验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治理实践作出贡献，将一些批判性成果带回到国际学术界，这样才有助于扩大影响，避免造成一种“自说自话”的情况。事实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社会，存在着“双向社会化”现象，即在不完全拒斥既有国际规范的同时，在参与过程中将自身规范理念批判性地加入到既有规范，这背后其实也是争夺正当性与话语权的过程。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关系准则加以创新性转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道德和法律相结合的特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遵循，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为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在比较研究中发展社会学             

■李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吴景超通过比较世界各国的资料来理解中国社会提出发展方案，费孝通在重建社会学时提出“文化自觉”强调社会比较。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围绕这个命题，聚焦民生福祉，不妨尝试做三个角度的社会比较。             

一是中美比较。过去四十年来，“美国怎么了”成为美国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美国梦的终结》讲述了社会阶层结构从“橄榄型”到“双钻石型”的退化，《乡下人的悲歌》讲述了社会流动的困境，《简斯维尔》讲述了制造业城镇如何沦为铁锈地带……大量学术著作反映出社会民生成为一个问题。反观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二是东亚比较。《M型社会》和《下流社会》讲述了日本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的塌陷，以及由此导致的普遍的地位向下流动的失落感。《韩国式资本主义》讲述了韩国经济增长的两个特征：一是“三无”式增长，即无就业、无工资、无分配；二是企业与家庭的不均衡增长，即企业收入与储蓄渐涨而居民家庭收入与储蓄渐降。反观中国，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             

三是大国比较。2022年全球饥饿指数显示，从营养不良、五岁以下儿童消瘦率、发育迟缓率和死亡率四个指标上进行评估，印度在121个国家中排名107位，属“严重饥饿”。“印度式饥饿”的问题在于，不高的粮食和土地产出率、粗放的畜牧业经营模式、果蔬运输过程中的巨大损失、糟糕的公共卫生环境等一系列现代化问题。反观中国，现代化的农业、交通、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了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中美比较让我们理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东亚比较让我们理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大国比较让我们理解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总之，比较社会学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一个重心所在。                    

立足国情，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创新             

■张树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对于政治学理论研究来说，经验—历史基础上的逻辑呈现是社会理论建构的关键。持续关注中国政治建设中从高层、中层到基层政治空间中鲜活的经验，在政治学研究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政治学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把握党的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把握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历史进程，把握中华政治文明史的“常”与“变”；澄清和揭示包括近代中国政党发生逻辑、中国共产党建党逻辑、中国革命逻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政治逻辑、政党—国家—社会关系逻辑、党的自我革命逻辑、制度建设与法治建设的逻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逻辑、中国民主发展逻辑等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政治逻辑，是中国政治学自主创新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了诸如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执政方式现代化、全面从严治党、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议题，这是中国政治对中国政治学的进入与塑造；通过问题意识、学科自主意识的觉醒，通过“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等学术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创新，通过政治学理论建构和理论—实践的互动，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这是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进入与塑造。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特别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呈现、揭示和建构中国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基本原理，则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责任的重要体现就是加强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之历史与逻辑的政治学研究，从而构建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研究为核心内容的“进程政治学”。             

中国政治发展中所呈现的立足于全人类共同政治价值的独特性，是中国政治学自主创新的最大底气和根本保证。把握、澄清、阐释、揭示这种基于普遍性的独特性，是中国政治学自主创新的基本形式和根本任务，也是中国政治学和政治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这就要求中国政治学增强理论建构能力和实践批判能力，在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相互塑造中完成方法的多元化、问题的学术化、经验的理论化、历史的逻辑化，生成一批具有洞察力、穿透力、解释力的经典政治学理论，在中国政治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自主创新。                    

坚持实践导向，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             

■赵蓓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845年，马克思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而诞生了“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文中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研究的实践导向。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是中国在积累大量对外开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同时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直面矛盾、破解难题，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中国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理论诞生于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探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其次，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发展又必然要求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理论，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最后，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要靠实践成效来检验。为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决定了我们必须认真探索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走进群众的有效方式，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成果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坚持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研究的实践导向，就是要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深化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研究，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不断实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升华。面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国际经济形势，如何“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也是打造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以实践为导向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研究无论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还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以充分的实践自觉，构建中国城市文化理论             

■郑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实践自觉是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中国特色城市文化理论的提出，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我们在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走出一条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径，中国特色城市文化理论体系的建构要着力把中国特色城市文化的具体实践总结好提炼好，在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城市文化的实践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城市文化理论体系成为世界城市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城市文化理论体系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文化理论的建构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适应；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城市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三是当代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实践是城市文化理论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文化发展的价值观与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为中国特色城市文化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基本遵循。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为城市文化生产的人民性提供了鲜明的实践指引，与西方城市文化生产的资本导向形成本质上的差异，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城市文化理论的价值取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需求为旨归，以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主要任务，探索出一条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国之路，在城市文化公共性的维度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学文本不仅带有作家强烈的个人风格，还将历史长卷和现实万象结合，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多样性。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逐步确立人民城市理念下的城市文化遗产观，推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建构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话语。城市数字化转型与城市文化发展之间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也是具有独特创新意义的中国实践，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层累造成的种种技术决定论论调，重新校准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上来；二是强调了城市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对数字化转型的规范性作用，延续并发展了城市文化开放、多元、包容的基本特征，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机遇。                    

加快自主创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             

■徐清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恰逢发展利好时期，有必要有理由把握用好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用好先天优势和时代红利，立足实践做强学科中国化和国际化。新闻传播学属于最为贴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践一线，最与意识形态建设实践形成有机互动的学问之一，又是最为影响社会公众生产生活实践日常的学问之一。当前，不断快速迭代进化的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了信息内容生产传播的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从根本上打通了日常信息生产传播的古今区隔、线上线下区隔特别是中外区隔。这让新闻传播学完全具备了立足“日常实践”以做强中国化研究为主、以做强国际化研究为辅的底气。             

第二，始终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鲜明中国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及全球化冲击等复杂多变的国情世情背景下，确保新闻传播事业实现新旧融合及转型创新，确保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进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起到了“定海神针”的巨大作用。             

第三，努力将真问题真学问视作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抓手。对新闻传播学这种实践品格突出的学科来说，真正有学术生机的真问题和真学问是存在于火热的新闻传播实践中的，它的“三大体系”建设需要以研究真学问、破解真问题为长期抓手。             

第四，努力将应用传播学视作新闻传播学实现中国化创新的突破口之一。我国作为互联网第一应用大国、作为5G技术普及率极高的国家，早在20年前就酝酿启动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创新和转型发展工程。针对其具体实践所引申出的诸如“媒体融合”、“中央厨房”、“融媒体中心”、“两微一端”及“全媒体传播体系”等概念，都是带有鲜明原创色彩和中国化特色的应用传播学术语，其中所蕴含的形制内涵及改革创新等大有研究价值。只要我们甘于在当今我国新闻传播学实践研究方面久久为功，中国应用传播学就注定会成长为新闻传播学中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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