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作家们似乎总是在讲话——四处演讲，在书店说教，在脱口秀中发表意见。如果他们幸运得奖，会清清嗓子，说些感激的话；而他们谈笑间不知不觉隐藏起来的书终于出版时，他们便会在播客或广播节目里大谈其中的“灵感”和“过程”。喋喋不休的作家们！他们什么时候才真正是在写作呢？

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生Becca Rothfeld观察到这一现象，于是敦请作家们闭嘴。正是因为口头表达直接又不精确，才出现了落到纸上这一“解药”，印刷品是对表达的一种保护。加之作家们都是一些与世隔绝、在电脑前一坐半天，连一个小句子都删了又改、改了又删的人，而书籍和散文又是长时间思考的产物，作家们是不太适合即时表达意见的。这位年轻的评论家认为，作为文本的起草者、修改者，作家拥有那种永远在摸索、凡事无法确定的天性，这让他们成为糟糕的演说家——听作家说话其实是遭罪的。但她也知道，在这个播客当道的时代，反对言说是不讨喜的。但她找到了声援。

纳博科夫坚持以书面形式回应采访者的提问。他不喜欢说话，正是因为他担心当场说出的话会欠优雅，会无趣。当记者指责他试图通过消除公开露面中的“沉闷部分”来打造一个更精彩的“人设”时，他解释道：

“我不是一个沉闷的演讲者。我是一个糟糕的演讲者，一个可悲的演讲者。我未经准备的演讲录音不同于我书写下来的散文，一如幼虫不同于成虫——或如我曾经表述的那样，我思考时像个天才，写作时像个杰出的作家，说起话来却像个孩子。”

他只同意在非常规范的条件下谈话：“问题必须以书面形式发给我，由我以书面形式回答，然后一字不差地印出来。”

“一如幼虫不同于成虫”

即使一个作家碰巧擅长说话，这样的天赋也属偶然。善于在数周或数月内炼句，并不能保证有任何即兴创作的能力。将生活虚构化或理论化的技能也与直入事物本质的能力无关。能够侃侃而谈的作家，并不是作为作家而成功，而是在其他方面成功。

不过，Rothfeld也注意到，思想史上喜好述而不作的大有人在。“德里达喜欢说话而不是写作，原因很复杂，我不太明白，而苏格拉底反对写作，理由是文本不能回答问题或回应反对意见。（他也因此不喜欢事先写好的演讲稿。） ”正如《斐德若篇》记录的苏格拉底的论证：

“文字……很像图画。画家的作品放在你面前就好像活的一样，但若你向它们提问，那么它们会板着庄严的脸孔，一言不发。……它不知该如何对好人说话，也不知该如何对坏人说话。如果受到曲解和虐待，它总是要它的作者来救援，自己却无力为自己辩护，也无力保卫自己。”

所以，苏格拉底认为谈话更具合法性。活生生的话语，更加本原，僵死的书面文字“只不过是它的影像”。“伴随着知识的谈话……能为自己辩护，知道对什么人应该说话，对什么人应该保持沉默。”爱智者应该爱谈话。

然而有趣的是，如果不是弟子柏拉图把这些谈话记录下来，人们也不会知道苏格拉底的确切想法。

Rothfeld担心的是，不善言说的作家难免犯错，而记录或公开他的失误，对于平日里字斟句酌的作家来说，是伤害，更是羞辱。某些读者狂热地给作家说的话纠错，在她看来比误解或偷窥更坏：这是彻头彻尾的施虐，是文坛的狗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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