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建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 “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这句话标识度极高，它将浦东的崛起与当代全球化历史进程连接起来。2013年，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在浦东设立，2021年，浦东引领区建设又拉开大幕——引领制度型开放，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在释放开放强音的第四届进博会召开之际，本报就何谓制度型开放、为何要推进及如何推进制度型开放等问题，采访了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建。

【中国和世界的接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接轨】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一直在努力熟悉国际经贸规则。“要素持续进入中国的过程，包括资本、技术，同时也包括知识。中国和世界的接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接轨。”徐建说，“包括通用的管理知识，现代企业制度，如何签订合同、签订跨国协议等等。华润在改革开放之初给中国外贸系统培训人才时发现，当时大家对这些完全是一窍不通。中国开放的过程也是对全球通行规则的学习领会过程，同时改革自己内部的制度体系，实现和全球通行规则的对接。”

1990年4月18日，浦东正式开发开放。“那时候是国家将浦东作为一张王牌打了出去，让外界看到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徐建说，“开放是浦东的基因。”浦东率先加入了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核心的当代全球化模式，持续攀升价值链，在过去30余年中书写了中国开放史上的诸多第一。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以外，同时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法律法规修订。国际经贸规则从边境措施逐步扩展到边境内。入世后，中国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19万多件。一些专门赋予开发区域的特殊优惠政策也被取消。在这种背景下，处于开放最前沿的浦东，在全国率先申请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并获批，开始用改革的方式适应开放的扩大，并进一步推动开放的深化。

【浦东引领区建设要敢于制定引领国际的新规则】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持续发展变化的经贸格局。2013年，中国开始推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我们需要自贸区这样一个新的载体平台，对接一个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以适应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度的演进。”徐建介绍。利用政策优惠吸引外资的“政策型开放”已经远远不够，必须推进到更加注重规则的“制度型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第一站，便选择了浦东。

“负面清单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具有‘牛鼻子’效应的制度创新，是对国际通行规则和制度的全面引入。”徐建谈到，“它让我们的制度更加透明、可预期，对政府也是一个很有力的约束。多年来，自贸区在简政放权、政府职能转变、监管方式改进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这些为我们下一步深入开放，如现在加入CPTPP，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现在更多强调规则和制度，是因为全球规则在变，我们也相应要变。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徐建说，“同时，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经贸中的分量逐渐增加，我们也在提出构建自己的一套规则体系。像浦东引领区建设，就是赋予了浦东更重大的使命，不仅要接轨国际规则，融入全球经济运行体系，更要敢于在一些领域制定引领国际的新规则。”
      
【中国开放布局的均衡性是大国优势的体现】

“专注出口的未必是强国，但进口做得很厉害，或者进出口很平衡的，一定是一个强国，这意味着你对全球掌控力的提升。”徐建指出， “以进博会为例，代表着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这样一个新格局，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在进博会之外，今天中国的国家级展会“矩阵”还包括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等等；在浦东自贸区之外，中国还有20个自贸区。眼前“四面开花”的景象，让徐建感叹： “大国开放和小国开放是不一样的。因为大，有各种试点的机会，有设立各种平台的机会。北京、上海、广州、海南的这些展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通过不同渠道来推进国内开放，在不同区位承担不同使命，更均衡地实现中国开放的布局。这是中国的幸运，是大国优势的体现。”

“这是中国所构想的、所推进的适应更高水平全球化的一个图谱。”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