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序伦（1893—1985），会计学家。江苏宜兴人。192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及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上世纪20年代后期起，先后创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新中国成立后，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名誉校长。著译有《会计学》《审计学》《劳氏成本会计》等。             

在中国当代学术界，能称为“学科之父”的，潘序伦先生是其中之一。他被誉为“现代会计学宗师，职业教育之楷模”，他将现代会计理论带回中国，他告诫学生“夫学识经验及才能，在会计师固无一项可缺，然根本上终究不若道德之重要”。终其一生，恐怕没有比立“信”更重要的事业了。   

走过许多坎坷之路             

1893年，潘序伦出生在江苏宜兴，曾祖父和伯父都是清代举人。因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名秩四。早年私塾受教，十二岁那年，少年潘序伦还曾参加过一场县试。科举废除的第二年，入读东坡高等小学。毕业后，得入上海浦东中学，常常考得第一，颇得校长黄炎培的赏识。二年级时，他曾越级投考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结果被取了第一名，却被兄长以“欲速不达”驳回，未能成行。恃才而难免傲物，行将毕业之时，却卷入因抗议某教师批分较严而举行的交白卷的风潮中，“学霸”被开除了学籍，只得回乡，考入常州府中学堂。             

1911年，潘序伦考入南京政法大学，不到两年，学校因故被勒令停办。不久，他又考进了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无线电报收发讲习班。一年半后学习期满，以五门学科皆一百分的成绩毕业，被派往当时海军最大吨位的巡洋舰“海圻”号，成了一名准尉无线电收发报员。终究志不在此，一再呈请退出军籍，费尽周折才获批准。其后，他到南京造币厂当过翻译员，做过帮技士，又回乡求了份中小学教员的差事。             

后来，人生的这段光景被潘先生自称为“学书不成，学剑无门，不成材的青年”时光。             

29岁那年，潘序伦终于寻到了人生的转机。这一年，他回到上海，经黄炎培先生介绍，入圣约翰大学，做了一名特别生。由于已近而立之年，起初同学们都以为他是个国文先生，搞清楚状况之后，都觉得有些奇怪，便常常到他的宿舍门口探头探脑。             

在圣约翰大学，章程、书信，哪怕是同学间聊天，往往都是用英文的。班级里，潘序伦的英文程度算是很低的。教授们顾及他的体面，便不大向其发问。直到一节社会学课上，朱友渔博士破天荒地问了这位“大学生”一个问题，潘序伦错把yes,答做了all right,引得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自此，再没有教师把提问丢给他了。             

自知基础差，便只得拼命用功。从晨间六时起床直至晚上十时宿舍熄灯为止，除了饮食、如厕、体操外，潘序伦便把时间都铺在了书本上。他的学业很快便又回到了“第一名”。全校英文政治论文比赛中，竟也拿了个“状元”。             

报上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考送留学生的广告，潘序伦恳求校方保荐其去应试，结果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用潘先生自己的话来说，然后便“汽笛一声，向太平洋进军了”。             

赴美留学的三年里，潘序伦先用两年时间取得了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再用一年时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他租赁的寓所内，前面是书桌，后面就是做饭的煤气炉，“日夜只知读书，三年没有看过一次电影，更没有出门参加过什么舞会。自朝至夕，只在‘书城’里过日子”，他竟真在一年时间里完成了博士论文。     

“民无信不立”，是为“立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神州大地上出现了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势头。1924年秋，潘序伦学成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上海，带来了西方新式会计理论。回国伊始，他先后出任东南大学附设商科大学的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             

然而，会计学科的生命力更多体现在实操的过程当中。1927年春，潘序伦去教职，改操会计实务，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39号创办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并在事务所内设立会计补习夜校，不改“育人”的学人初心。             

“民无信不立”，在潘序伦看来，信用无疑是会计工作的根本，用他的话来说，“工商业者在业务经营中，首先要建立起客户对他的信任，而以财会工作为职业的会计师，则更需要在社会上建立起一种‘诚实不欺’的信誉”。“创业”第二年，他将事务所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扩大补习夜校，改立“立信会计补习学校”。             

潘序伦“做生意”讲究信誉和公道，再加上他的文字、外语功底扎实，中西学兼擅，无论在承办会计及工商业的申请、咨询还是受托申辩、诉讼时，大都说理详尽、效率高、质量好。于是，“立信会计”很快声名鹊起，登门的客户接踵而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纱厂、大中华火柴厂、邮政汇业总局、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等等便均在此列。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立信”承办各类业务4000余件,很是红火。             

事务所规定每日上午9时上班，彼时全所工作人员60余人，每日的签到簿上潘序伦的名字几乎都位列前三。而在当时，通常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10点以后才会出现在办公室里。             

清晨走进办公室，潘序伦的第一件事常常是翻看报纸，一来关心时事，二来字里行间或可觅得生意的机会。一日，他照例八时来到办公室，见当日报载北方黄河大水成灾，上海各界成立“黄河水灾委员会”，下设稽核一科，拟请会计师担任。他旋即拨通了该事主持人的电话，顺利获得该职。事后，潘序伦才从该主持人口中得知，当日11时他便接听了来自徐永祚会计师的电话，无奈晚矣。此后，潘序伦一直以此事劝勉后辈，做事当勤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孤军抗日,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人们纷纷募捐支援。当时有谣传上海抗日爱国捐款共2000余万元,马占山将军只收到100余万元。有人指责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会有徇私舞弊行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受托稽核了13个经募单位的账目。证实共收到捐款502万元,援助东北义勇军337万元,其余165万元作了慰劳十九路军和救济上海战区难民之用。潘序伦将全部收支账目审计,出具证明,公诸社会，平息了这场信用危机，也因此与《生活》周刊社的负责人邹韬奋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就此为十年后二人合资创办“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埋下了伏笔。             

上海沦陷后，潘序伦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一同迁往重庆，为抗战服务。直到1946年，才迁回上海。

中国会计的“改革与改良”之争             

日渐复杂的经济活动对传统的记账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式簿记终于来到了十字路口：是全面引进西式簿记？还是在原有基础上稍作修改？中国会计领域就此掀起了一场“改革与改良”的论争。             

作为“改良派”的代表，徐永祚主张在保存中式簿记核算形式的前提下进行改良。他编纂了《会计杂志》月刊，出版著作《改良中式簿记概说》，并陆续发表《改良中式簿记实例》《改良中国会计问题》《改良中式簿记缘起及简章》等文章，以阐明观点。             

作为回应， “改革派”之代表——潘序伦则发文《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批评徐永祚的改良大纲10条》和《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等文，坚持会计属于一种科学技术，不分国界，也无所谓中西之分，关键看方法科学与否。             

对于一场有关学问的论争而言，观点难免针锋相对，然而学人总是儒雅的，一来一去之中，自不失风度。据说后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门派官员与经济界人士座谈，进而达成共识——在“统一会计制度”中，既采用借贷复式簿记，又承认改良中式簿记。就这样，这场短暂的会计领域改革与改良之争便告结束。             但它留给潘序伦的对于会计事业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有了徐永祚这个标杆，潘序伦更加专注于学术，专注于现代会计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他深刻意识到，会计补习学校并非正规学校，毕业生无正式学历，自然难被社会承认。1937年夏，“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经当时教育部批准成立。从1927年的簿记训练班，此后一直到1947年，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共计举办了40届。以1937年为分界点，前十年入学学生4783人，后十年30476人，最盛时仅上海一地就设有11所分校，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会计人才。而立信会计学校的品牌也一直延续至今，发展成为如今的“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徐永祚在上海以组织“聚餐会”的形式，开展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革命活动。“聚餐会”每月一次，日期和时间固定，不发通知，风雨无阻。约20位上海会计界同仁受邀参会，潘序伦及其夫人张蕙生便在其中。1948年1月，潘序伦聘请徐永祚担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             

会计史学家郭道扬教授曾评价：“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改革或改良中国会计之争，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计学术讨论与交流，是我国老一辈会计学家、学者为振兴中国实业，改进中国会计行业落后状况而作的重要努力，也是我国会计学术初步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

“立信者，立信于人也”             

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年长潘序伦11岁，1914年便以论文《纽约的财政》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两人同为“旧中国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的少数几位中的一个”（杨纪琬语）。             

潘序伦潜心他的立信会计事业的同时，马寅初创建了“中国经济学社”，自任会长，并邀请潘序伦出任常务理事。学社的常务会议曾多次假座潘序伦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召开。1927年北伐战争后，马寅初常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对财政政策提出质疑，潘序伦则以知名会计师的身份加以响应。             

抗战时期，马寅初与潘序伦先后来到重庆，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聘请潘序伦兼任教授。             

1940年12月，马寅初因抨击“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遭到国民党当局扣压。潘序伦则因此拒绝继续在重庆大学授课，以示抗议，并积极参与声援“马师”的营救活动。他给商学院的信中，寥寥数语却尽显其为人的正直与洒脱：“本人事忙，不能再来重大，讲课费全部捐赠商学院学生会。”             

1942年8月，国民党当局迫于各方压力释放马寅初，强令各大学不准聘其任教。潘序伦却独自敦请马寅初登上立信的讲台，并安排他携家眷住在北碚立信校内。国民政府教育部向潘序伦提出警告，要他立即解聘马寅初，否则后果自负。潘序伦依旧寥寥数语，“立信者，立信于人也。既已下聘书，就不能无故解聘。”             

马寅初非常感激。后来他与人说：“潘序伦对开拓中国新式会计有功，不要说来教书，就是要我替他倒夜壶，我也愿意。”             

另一个常常与潘序伦连在一起的名字，便是顾准。             

1927年春，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开张不久，刚满12岁的顾准经人介绍入事务所成了一名练习生。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对其委以重任，他很快便掌握了会计学科的相关知识。直至1940年赴苏南参加新四军，除少数时间外，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对于立信事业贡献颇多。             

事实上，顾准以立信的工作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顾准自述》里曾提及：“社会职业生活安定，对我从事党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为那时白天的办公时间只有六小时，办公时间还可以大量读报……实际上白天的写作，每天不过三四小时。中午休息的两小时，下午五点以后的全部时间都可以利用于参加会议和‘碰头’，有些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还可以在办公时间写。”             

虽为无党派人士，潘序伦坚决拥护抗日。对于顾准的革命活动，潘序伦和立信同仁采取的是默许的态度，甚至暗中支持，乃至积极参与。其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曾训告潘序伦，要“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动”，潘序伦未予理睬。             

在重庆期间，有一日，潘序伦收到周公馆转来的一封信，写信人便是顾准。信中说他已至延安，生活十分艰苦，希望“潘师”汇些钱款以补充衣食之用，潘序伦随即托周公馆代为汇去旧“法币”一万元。1949年5月上海解放，顾准随陈毅将军回上海，登门拜访潘师，当面陈清：“那一万元已收到不误。”      

“三位一体”的会计事业             

1941年，潘序伦从商务印书馆收回了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与邹韬奋先生主持的生活书店合作筹资，同年6月创办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除了出版发行立信会计丛书等会计财经类图书以外，还印刷账簿、表单，以满足工商业日常经营之需。             

1947年，会计学家、审计学家管锦康留学美国，就曾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看到潘先生所著中文本《会计学》。立信会计、财经丛书的学术影响可见一斑。             

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到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再到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自此，潘序伦“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版图终创建完成。他曾说：“事务所可以为学校提供师资；图书社可以为学校提供教材和补助部分办校经费；学校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参加工作以后，可以回过来协助事务所和图书社发展业务。”其用心良苦，不言自明。             

做学问是没有边界的，要时刻保持与学科前沿的密切联系。上世纪40年代，管锦康留学美国时，就曾收到来自潘序伦的3000美元汇款，嘱其购入大批会计、审计书刊。然后，由其亲自主持译介工作。当时美国会计学术界权威贝登教授的一套会计学丛书，以及他与人合著的《公司会计准则》一书便皆在此列。             解放初期，潘序伦再次嘱托管锦康从北京新华书店总店外文部购进大批苏联会计书籍，并在上海组织了翻译工作。为此，潘序伦还专门学习了俄语。俄语中的颤舌音不知让多少学习语言的人神伤，彼时，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潘序伦竟也每日对着镜子吃力地练习颤舌音。要知道，在他讲了一辈子的家乡话里是没有卷舌音的。             

1952年秋，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入上海财经大学。直到1980年，在潘序伦等经济界人士的倡议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校，潘序伦任名誉校长。潘屺瞻回忆其父当年为立信复校所付出的心血时，曾说：“1980年，上海立信争取复校的时候，父亲已经87岁高龄了，当时因病住进了中山医院，视力也不是很好。但每天早晨学校领导到他床前汇报复校工作时，他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就是一心想要复校成功。”             

他说：“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于是，潘序伦为立信复校捐出毕生积蓄，设立潘序伦奖学金，将自己的藏书与出书版税全部用于会计教育。             

他是会计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但或许在他心里，自己首先是个老师。“我记得在中山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是病危了。有位学生想出国深造，请父亲来为他写推荐信。父亲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由于当时父亲已没有写字的力气了，于是他便让身边的人帮忙写推荐信。推荐信写完之后，父亲奋力地从床上起身，颤颤巍巍地走到床头的一个小圆柜前面，慢慢地坐下来。那时病房里的光线比较暗，我就用手电筒给他照着，他就在手电筒的灯光下看完了这封推荐信，然后拿起笔来用力地在两封推荐信上分别签下了自己的中英文名字。”忆起“父亲对学生的最后一次关怀”，95岁高龄的潘屺瞻仍不禁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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