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温州，很多人想到的是“做生意”，这是几十年“温州模式”给人们的刻板印象，是偏见。学过一点哲学和历史的都知道，温州是大有文化的地方。宋代温州有“永嘉学派”，近代还有一群“经学家”“新学家”，在上海、杭州、北京都很活跃。温州的教育水平高，人才很多，不亚于苏、松、常、杭、嘉、湖，我有例子。“文革”后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任课老师中最多的是温州籍。李春元（瑞安人）老师给我们上世界古代史，赵克尧老师（瓯海人）上中国古代史，许道勋老师（平阳人）上“经学史”，都是温州人。李春元老师是周谷城教授的学生，做过我们7914级班主任。历史系最重要的温州籍教授是周予同先生，和周谷城先生并称“二周”，分为“西周”（住沪西）谷老，“东周”（住复旦）予老。周先生是瑞安人，经学史大家，当过复旦大学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周先生还是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创所副所长，当年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互为犄角。

温州人会读书，近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读书人。温州不是省府城市，没有赶上1905年前后那一波大学设立潮。国立、省立大学堂既不来开设，传教士苏慧廉无暇开办大学，孙诒让、项湘藻、项崧等人主持的学计馆、方言馆也没能升级成高等学校。于是，勤奋的温州学子就游走全国，在各地就学谋职，以至于后来有说法是“无温不成学”，还有“温州籍数学家”、“温州大学校长”等现象。胡适编排早期北大的门户，认为在桐城派、章门弟子之外，还有一个以陈黻宸为首的“温州学人圈”。陈黻宸是北大哲学门最早开设“中国哲学史”的教授，冯友兰先生听过他的课，还有过回忆。有这些根据，我和项宇在《兴文教以开风 尊先贤以继传统》（《温州日报》，2017年11月24日）的文章里说：“温州地区的现代化，并非是从1980年代才开始，而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由一大批乡贤人士举办新式文化、教育、市政、产业事业肇端的。简单地讲，就是由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宋恕、陈黻宸、项氏兄弟等倡导而来的。”在生意人走向全国、全世界之前，温州的文化人已经游走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乃至东京，留学东洋、西洋。我们今天谈温州，只说经济是不够的，还要说说它的文化底蕴。

温瑞文风重振，即所谓“永嘉学派”复兴，正是在清末同光年间开始的。瑞安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后先进士及第，且与曾国藩、李鸿章幕府有密切的联系。甲午战争以后，孙诒让、项氏兄弟率先在瑞安和温州全境举办新学，方言馆习外语，学计馆习数学。不少温瑞人士带着讲求变法的新派学问，顺着曾、李幕府的渠道，进入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的洋务事业，在讲求“新学”的教育机构的人尤其多。清末民初，温州“得风气之先”，在文教领域非常突出，人才活跃度在省内超过杭州、绍兴。宋恕教课于上海龙门、求志书院，陈黻宸以教育家出长省咨议局。清末“东瓯三杰”（宋恕、陈黻宸、陈虬）之后，民国初年又有一大批受他们影响的学子，如“瑞安十才子”洪锦龙、薛钟斗、周予同、李笠、宋慈抱、李孟楚、伍叔傥、郑剑西、许达初、陈逸人等涌现出来。我们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文化人，如郑振铎、夏承焘、朱维之、戴家祥、苏渊雷、夏鼐、赵超构、赵瑞蕻、黄宗江、南怀瑾也都是温州人。复旦大学前几任的校长苏步青、副校长谷超豪，都是温籍数学家。“不为五斗折腰身，归去来兮赋辞新”（苏步青《颂陶小咏》），数学家的诗句，也洋溢着东瓯文坛之遗风。

2010年，当地学人复刊《瓯风》，近年又得两位新人加入，延续了1933年瓯风社（刘绍宽、王理孚、黄迂、高谊、池志澂、林损、孙孟晋、梅冷生、陈闳慧、李笠、李翘、宋慈抱、陈谧、张宋庼、陈准、林庆云等）的《瓯风杂志》（1934—1935）。这份名单呈现出一个地方学人团体的延续性和民间性。这两种地方特性，温州有，其他城市却未必有。和当年《瓯风杂志》弘扬“永嘉固有学术”一样，当代《瓯风》“立足温州，关注瓯越，打捞历史，温故知新”。浓郁的乡土意识和清晰的地方认同，和“世界温州人”（有“世界温州人博物馆”）观念如此融合，像足了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地方主义”（Glocalism），舒服自然。《瓯风》出刊至今，每年两册，已经超过了前辈的出刊数。瓯风氤氲之下的这一群学人，接续着东瓯文脉，传承着永嘉之学。

最近更有惊喜。卢礼阳先生把他主编的《瓯歌三集》传与我们，又令我感受到了温州文化圈的浓郁氛围。原来在《瓯风》之外，居然还有一个《瓯歌》系列，是温州图书馆办《温州读书报》文章选粹。全稿拜读一过，再一次感佩于温州学人们对地方学脉的坚守和执着。《温州读书报》是1997年创刊的，每月出刊，从不间断。最近看到的刊物，仍然是几十年前朴实无华的样子。大概是用了市图书馆很少的经费，四开对折，天然去雕饰，密密麻麻，印上来的都是值得阅读的好文章。

《瓯歌三集》的文章，一如从前，全没有地方刊物不得已的吟风弄月感性文字，都是有关地方文献、人物、事件的研读、追忆和纪念，且都很有意思。例如，起首第一篇就是去年刚刚故去的叶永烈《〈味镫存稿〉序》，是为他的岳父杨悌（平阳人）编的文集序言。我们熟悉叶永烈的科普和口述历史著作，不曾想他岳父是留日回国，研究《资治通鉴》的文史学者。这一层翁婿关系，正是温州文脉的传承，说明了叶先生科学与人文相通的原因。石湾的《师恩难忘》怀念南大中文系赵瑞蕻教授、杨苡夫妇，也是情真意切。赵瑞蕻先生是温州城区人，著名翻译家，我们那一代人读的《红与黑》就是他的译本。赵先生出温州求学，由上海大夏而天津南开，抗战中在长沙、昆明、蒙自并入西南联大，遇见曾在母校省立十中（温州中学）教书的朱自清先生。得到前辈的教诲，赵先生矢志文学，发起“南湖诗社”，成长为翻译家。王来的《忆徐规先生》，回忆“文革”后入学杭州大学，与徐规先生交往的经历。徐规，平阳人，师从陈垣先生长子陈乐素，治宋史。徐先生在面试中凭口音认出温州同乡，积极鼓励他继承永嘉学风，从事学术研究。孙崇涛的《我的签名本》写自己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承学夏承焘先生的故事。夏先生温州人，孙先生瑞安人，两人在杭大校园里留下关于家乡的佳话。1982年“文革”已然过去，夏先生执意要把“承焘”改为“晴涛”，虽然符合乡音，但内衷酸楚却只有通过这两位经历了阴霾的温州人交谈才能知晓。大学里的文史哲学者，结合自己的求学、治学经验，从这些文章中能读出很多东西。一个感受就是：学府里面的师生授受，既是一种现代教育的学脉传承，却也自然而然地洋溢着一种乡谊乡情。

近年来，有幸在温州问学访友时结识洪振宁、卢礼阳等先生。礼阳兄与编辑室同人编《温州读书报》很用心，联系的读书人多，投稿的作者也多。许多在上海和各地熟悉的朋友，如已故的陈梦熊、褚钰泉先生，都在《瓯歌三集》中出现，读来也是一番触动，一番伤感。这一段段或带苦涩，或含温情，或有惊醒的文字，应该是能够激活记忆，启发心智，重焕热情，砥砺前行的那种。

夥矣，壮矣！瓯风氤氲中的人文精神。

（本文节选自《瓯歌三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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