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穿靴子，准备攀登一座位于落基山脉的壮观山峰。我完全没有料到会得奖，不用说，这次的登山之旅比预期还要好，因为我脚下有云！”不久前，当卡洛琳·卢格收到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遴选委员会的电话时，她正在登山。与丹妮拉·罗兹、莫西·J·里士满两位相识多年的科研同伴一起分享2023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的消息，让她脚下生风。

在卢格看来，做科研和攀登落基山脉很相似，会遇到很多“假山顶”。科学家想要登上山顶，通常会选定一座山峰作为目标，但是登顶之后才发现，真正的山顶在一座、两座甚至是三座“假山顶”之后，还要再爬两小时。“我始终认为我的科学发现之路也是如此——永远有下一座更高的山峰，不应该一直抱着现有的成果停滞不前。因此，我从不固步自封。”

作为卢格的老师，里士满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尽可能详尽阐释核小体的结构上。2019年退休时，他决定对新的领域展开探索。在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家中，里士满对研究量子和神经网络计算技术及其应用很感兴趣。当然，他还会研究最新的蛋白质结构预测技术，对蛋白质折叠的物理基础持续关注。

为了解析染色体的最基本单元——核小体的精细结构，罗兹、里士满、卢格携手走过了一段长达20年的接力跑。其中，罗兹和里士满在核小体结构解析方面的最重要突破，都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完成。作为剑桥LMB名誉课题组负责人，罗兹在获奖感言中表示，自己非常幸运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中开展科研，“在这里，我们基于科学作出决策”。

事实上，大名鼎鼎的LMB被誉为“诺奖孵化器”，迄今已孕育出28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包括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杰·科恩伯格（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和副主席迈克尔·莱维特（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这个实验室究竟做对了什么，值得我们思考。”莱维特说，剑桥LMB有充裕的科研经费，只要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得到评审团队认可，就会得到经费支持。更可贵的是，实验室没有等级观念，科学家之间都能平等相待，马克斯·佩鲁茨（LMB创始人之一）等学界大咖没有一点架子，他们乐于与年轻人交流讨论、给予指点，甘当后辈阶梯。

当然，“诺奖得主摇篮”并非一派其乐融融，那里的竞争压力非常大。这种压力激励一批又一批青年科学家努力探索、勇于创新，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比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今年恰逢DNA双螺旋结构发现70周年，罗兹在接受《分子细胞》杂志有关DNA双螺旋70年的专访中表示，“博士毕业后，我和导师亚伦·克鲁格（198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兴趣走向了不同方向，但他一直支持我。很幸运能在LMB工作，这里没有等级制度，可以和任何感兴趣的人合作，至少在当时，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提供的长期经费允许这样做。这让科学家们可以自由探索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不必撰写研究报告，也不必顶着‘要么发表，要么毁灭’的压力。”

回望核小体原子结构解析之路，三位获奖者反复强调：寻找正确的问题坚持不懈，同时也要尝试打破常规思维，提出新颖的问题，直到找到答案为止。罗兹说：“的确，我们是误打误撞淘到了金子，但事实上我们是在寻找金子。”正如莱维特此前在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所说，做基础研究就像买彩票，某个研究方向能否收获成功难以预测，“我们要多买几张彩票，能否中奖还要靠机缘巧合”。

有研究显示，约1/3的诺奖得主在科研生涯中与其他诺奖得主产生过联系。这种师承关系、合作关系和“集群效应”说明，无论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还是一家高水平科研机构，都需要厚植基础研究土壤、营造良好的前沿探索环境，上海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有意思的是，本届顶科协奖两项大奖都带有鲜明的全球化印记。比如，出生于美国的里士满教授曾在英国开展研究，后又在瑞士任教，并获得中国为其颁发的顶科协奖；而获得顶科协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的两位科学家都出生于俄罗斯，后分别在美国和比利时任教。

对此，莱维特表示：“我非常开心看到科学家们在全球开展自己的研究，这表明科学的确是国际化的，是属于全球的。里士满等教授的研究成果与DNA相关，在我看来，DNA非常漂亮，是大自然的奇迹。我觉得全球科学家就像一长串的DNA，年长的科学家和年轻的科学家串联在一起，组成了无数伟大的人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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