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闯“禁区”，凭精湛医术挽救无数病人生命

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当时20岁的樊嘉开始了学医之路。他生就一双修长灵敏的手，一上手术台就更有悟性，再加上勤奋，因此被老师们一路看好：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外科医生。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进入中山医院，开始了肝肿瘤治疗的探索之路。

手术台上，打开的腹腔里，遍布着密密麻麻的血管、网膜等，包裹着肝尾叶的巨大肿瘤张力很大，假包膜比纸还薄，肿瘤则隐藏在四根大血管中。作为一位肝脏外科医生，樊嘉既要毫厘不差地完整取出肿瘤，又不可破损大血管。

他和团队不止一次面对这样的手术“禁区”。可以就此放弃吗？　他的回答是：绝不轻言放弃，尽一切所能，想方设法救治病人。

在肝癌手术中，肝脏的门静脉癌栓是一个禁区，手术难度大，风险也大。因为门静脉癌栓可以迅速从门静脉的末梢长到主干，栓塞血管，许多人甚至熬不过三个月。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樊嘉在国际上最早系统阐明门静脉癌栓发病机制，并首创外科综合治疗技术，他的手术刀“扎”进了这一禁区。完成这一类手术，需要医生有高超的手术技术，将癌栓完整取出，同时考虑门静脉癌栓的发病机制，采取术后门静脉肝素冲洗、持续灌注化疗等针对性措施防止再次栓塞。部分患者因此从“不可治”变成“可治”。

一个外科医生，需要面对太多的惊险。他曾经历过近10例肝移植手术，病人在病肝切除后、新肝植入前心跳突然停止，经抢救最终化险为夷。让樊嘉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们坚持为病人做了一个半小时的体内心脏按压，这不是常见的体外心肺复苏，而是医生用手直接在裸露的心脏上按压。当心脏重新搏动的那一刻，樊嘉的喜悦无法用言语表述，又救回一条命!

潜心科研，所有努力都围绕病人进行

“好的医生不能只低头看病，还要潜心研究；好的医院也不能只做好临床，还要通过科研提升技术水平。”樊嘉一直说，从两位恩师汤钊猷院士和余勤业教授的言传身教中思索和领悟，要成为良医，必须善于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转化应用于临床，这样才能让更多患者受益。

经过十多年攻关，樊嘉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了肝癌转移复发的一些新机制，首创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防治新策略。利用该成果构建的肝癌转移复发预测模型，能准确识别转移复发高危人群，指导个体化治疗。

国际上对于肝癌肝移植有一个严格的“米兰标准”，只有单个肿瘤直径不超过5厘米、多发肿瘤数目少于3个且最大直径不超过3厘米的病人，才能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中国人发现肝癌时，绝大多数已超过5厘米。樊嘉带领团队用五年时间研究了251例肝癌移植病例，分析提出肝癌肝移植的“上海复旦标准”：只要肿瘤尺寸不超过9厘米就可以进行肝脏移植。经证实，符合“上海复旦标准”的肝移植病人术后的三年生存率达80%左右，肝移植适应症人群扩大了40%左右。

以往肝癌诊断中，传统的甲胎蛋白(AFP)　检测手段存在一系列弊端。最近，经过三年攻关，樊嘉带领团队在肝癌病人血浆中筛选到由7个miRNA组成的早期肝癌诊断分子标记物。对于小于2厘米的肝癌诊断准确率接近90%，效果优于传统的AFP。小于2厘米的早期肝癌往往可以通过切除、射频消融等方法获得根治，五年生存率高于90%。

“医学充满许多未知，大多数疾病的本质仍未清楚，治疗方法及药物都处于不断探索之中。”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更觉为医之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