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82岁的黄大发还时不时上山检修大发渠。(均遵义市播州区委宣传部供图)

大发渠擦耳岩和岩灰洞岩之间的一段，猫着腰才能通过，崖下就是数百米的深渊。

远望大发渠的一段。

黄大发、徐开美结婚以来，几乎没吵过架。

有了水，黄大发家的李子“大丰收了”。

本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余娅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习总书记一把拉开前排凳子，一再邀请他身后站着的两位老人坐到自己身旁，其中的一位是“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另一位是黄大发。

黄大发是谁？　这要从一段水渠说起。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年四季苞沙饭，过年才有米汤喝……”千百年来，苦涩的歌谣在贵州遵义原草王坝村　(现已与周边村合并为团结村)　祖祖辈辈传唱。

“不怕山高石头多，苦干就能把贫脱，打岩引水造梯田，穷村变成金银窝……”如今，歌谣变了词儿，幸福之花在人们的脸上绽放。

从心酸到欢乐，黔北山歌的变迁鲜明地反映了百姓生活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源于一条水渠的诞生。这是一条修建了36年的生命渠———总长近10公里，其中包括7200米主渠和2200米支渠，过三道绝壁，帮山村拔除了缺水的穷根。

村民们喊它“大发渠”，是用最简单而又最隆重的口头命名方式，来向修建这条生命之渠的领头人———老支书黄大发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近日，记者来到草王坝，和村民同吃同住，近距离感受“大发渠”这三个字的巨大魅力。

“要让全村人吃上大米饭”

从空中俯瞰，宽40厘米、深50厘米的大发渠流淌着汩汩清水，如同一段白色“天渠”，横卧在绿色的群山之中，让人钦羡开山者的巧夺天工。

顺着流水的哗哗声，记者在山腰间寻到黄大发的住处，这是一栋多年未变的木结构平房，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屋内陈设极为简陋，客厅是唯一稍显亮堂的地方，灰白墙壁是黄泥巴墙外贴了白纸后饱经风霜的模样。一个采暖炉、两张垫布已经洗得发白的老式沙发，一台今年新买的液晶电视就几乎成了全部家当。厨房里，巨大的柴火灶台上，有一口大锅正烧着红薯。早饭前，他要先把两头猪喂饱。再往里，是他和老伴的卧室，只有一张床，没有衣柜，衣服和被褥堆了四处都是，很难相信这是老支书、“新网红”的家。

黄大发“火”了。因为被习总书记邀请到身边坐下，这两天，众多山外的城市人也来拜访他。人们问他坐在总书记身边感觉怎么样？　他直接乐开了花：“高兴得不得了。总书记对老人非常关心和尊重，真没想到，我晚年还有这种荣幸。”

还有人问他，像明星一样被人追着合影是什么感觉？　他十分坦然：“我喜欢啊，这么多年，没白干。”他话锋一转，“我要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初见黄大发，82岁的他身高不到1.6米，体格瘦小，留着小平头，相貌普通。如果没了络绎不绝的客人，他的生活与在大山深处的所有农民一样，单调地围着农活转。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不怕高，在房顶、断崖上行走，比年轻人还矫健。

“爷爷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和蔼，经常能把我们逗笑，完全不像村民们口中说的那个‘倔老头’支书。”大发渠教育基地讲解员袁小丽说。

可熟识黄大发的村民都说，年轻时的黄支书倔得厉害。那时，他沉默寡言，除了唱山歌，没什么爱好，一心想着带领百姓致富，什么路子都试过。

“以前，草王坝谁家讨个媳妇，说100句好话，都未必说得动女方；现在，哪怕只说一句话，人家也愿意来。”村民徐开安感慨地说，“没有黄支书，苦日子不知道还要熬多久。”

过去的草王坝，是一个大米饭都吃不上的村子，主食是难以下咽的苞沙饭———把玉米粒炒熟去皮再磨成粉，蒸熟后食用。吃不上大米的原因不是没耕地，全村有1500亩耕地，关键在于缺水。滴水如油，是当地最真实的写照。

现在，草王坝很多和黄大发年纪差不多的老人家里，依然保持着过去的节水习惯———家中的水，除了饮用水，生活用水第一遍淘米洗菜，第二遍洗脸洗脚，第三遍喂猪喂牛。一家人洗脸洗脚都共用一盆水，那是老人们最深刻的记忆。

草王坝海拔1000多米，山高岩陡，石漠化严重。喀斯特地貌，一下雨，水就顺着空洞和岩缝往下流，一点也存不住。

那时的水叫“望天水”，那时的井叫“望天井”。望天井的水浑黄无比，喝起来“绑嘴”，但要喝上一口也不容易。有时得熬着夜在井口排队。如果想喝上不苦涩的清水，下山来回要两三个小时。整个村，几乎全部的劳力都在为水奔波。

没有水，种水稻难于登天，别说产业发展，草王坝人连温饱都是问题。对于饥饿，黄大发有着比其他人更深的感受，他早年父母双亡，从小滚草窝，吃百家饭长大。他感恩于心，一心想报答村里人。

23岁，他被推选为草王坝大队长，他决心为村民做好三件事：引水、修路、通电。他最先要实现的，就是修通水渠，让全村人吃上白米饭。

黄大发对着离村最近的螺丝水河动起了脑筋。螺丝水在草王坝的西侧，直线距离不过几公里，但这几公里并非一马平川，而是布满悬崖的天路。顺着天路凿开一条天河，这谈何容易。

“千百年来，草王坝人祖祖辈辈的引水梦，难道能靠一个毛头小伙来圆”？　草王坝人等水已经等疯了。一旦有了求生的梦想，那么，他们愿意和那个小伙一起奋斗。

当地公社非常支持草王坝人的申请。那时，河南林州的太行山脉传来好消息，历经十年凿出的红旗渠顺利通水。在这一利好的激励下，由当地公社牵头，草王坝大队、健康大队、胜利大队共同开建“红旗大沟”，期待引来螺丝水，黄大发任指挥长。

没人懂技术，包括黄大发。平时抡锄头的村民，拿起铁锤钢钎，也不知从何处下手，只能用蛮力硬凿。为了打通一条长100多米的隧道，从未学过测量的他们，只能想出土办法确定水平线：竖起竹竿，人眼两边“校瞄”。洞口越打越深时，用耳朵贴着山听，往声音一致的方向打。

后来，隧道贯通了，水却没来。

“困难很多。最大的还是吃不饱饭，连苞沙饭都没得吃，有土豆吃就不错了。材料上，没有水泥，只能糊上黄泥巴、白石灰代替，效果却差很多。再加上没有设置导洪沟，大水一来，本就脆弱不堪的沟渠就被冲得七零八落。后来发现水渠的选址有误，当时为了惠及更多的人，水渠走得太高，和水源的高差不够，平时的水势太小，干旱的时候流到一半就断流了。”黄大发事后总结说。

当时，水渠烂了补、补了烂，修修补补十几年，渐渐地，参与修补的人越来越少。黄大发还想坚持，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但梦想的破灭、精力的耗费以及生活的拮据，村民们撑不住了，黄大发第一段修渠故事以遗憾收尾。

“为了水，我愿意用命来换”

面对修渠的残酷失败和村民的沉重叹息，黄大发坚强地选择负重前行。

擦耳岩，顾名思义，是一段窄得会擦着耳朵的垂直绝壁。山羊在这止步不前，老鹰也不敢在这安家。大发渠也在此处最为险要，向下看，丛林茂密，深不见底，岩壁风化光秃，壁立千仞。走着都怕，何况还要在此开山凿石修渠。

那一年的黄大发，已满56岁。当时，没有起重设备，没有风钻打眼，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擦耳岩段的测量需要人腰上拴着缆绳，一尺一尺地放下去，悬在绝壁外。绝壁凿石，每一寸都充满着未知和危险。由于太过“玩命”，专业的技术人员说“太危险了，给多少钱都不干”，村民们也心惊肉跳不敢动工。在最需要担当的关头，黄大发第一个站了出来。他二话不说，将麻绳紧紧地绑在自己身上，让人拉着吊下悬崖，崖壁上全是光秃秃的岩石，几乎没有抓手，负角度之下，谁也看不见落到悬崖背后的黄大发是否安好。

直到他大喊几声，村民才知道他没事，年轻的小伙子也鼓足勇气，纷纷滑下悬崖。“我是村支书，就要带头。我要是怕了，大家都怕了。”仅仅用了三个月，村民们就用最原始的方法“飞岩凿石”，测量完擦耳岩、大土湾岩、岩灰洞岩这三个300米以上的垂直绝壁。

其实，黄大发最初开始说服大家重修水渠的时候，有些人是没有信心的。

那时的草王坝，村民已经认命了。在他们看来，缺水是老天爷的安排，村子就是这种命。即便是周边村子当面笑话草王坝人硬是把生命渠修成了只能行人走马的土石路，他们也不吭声，因为内心被扎得无比的痛。

大山人还愿意再痛一次吗？

如果只有一个人不甘心，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血还在沸腾，那么逆天改命的这个人，一定是黄大发。

1989年，枫香区水电站组织技能培训。渴望水利技术的黄大发如饮甘霖，主动报名参加。最初，他连水准仪都看不懂。很多同期培训的人都记得身边有这样一位五旬老先进积极得像个小学生，不怕笑话，一有问题就粘着技术人员问。

要知道，只读过《三字经》的黄大发，几乎是在不识字的状态下走进培训班。可走出来的他，分流渠、导洪沟、开凿技术这些他统统掌握。“我那时就从认名字、写名字开始，最后我把全村人的名字都能写出来了，再也没人笑话我是文盲。”想到这，黄大发难掩激动。

1990年，草王坝再次迎来大旱。全乡大会上，有别村干部不经意间问他：“黄支书，是你们苞沙饭好吃，还是大米饭好吃？”这句无心之言让他口中的大米饭难以下咽。

他痛，他恨，他不甘心。

那年冬天，黄大发矮小的身影在山间崎岖小路上走了两天。他只有单薄的衣裳，残破的解放鞋露出脚趾，整个人在寒风中被冻得发红。他怀揣着修渠申请，要去县水电局给引水工程立项。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的执着，县水电局点头了。乡政府也从不宽裕的财政里划拨出6万元现金和38万斤苞谷。根据规定，也是为了考验村民的决心，乡里还提出了一个要求：草王坝能在第二天白天交齐1.3万元保证金，技术人员就将立刻到位。

集资动员会开得并不容易，贫穷的大山人情愿认命，也不愿再一次“血本无归”。黄大发的舅舅直接发难：“你要是把水引来，我拿手掌心给你煮饭吃。”

“修不好我把名字倒过来写。为了水，我愿意用命来换。”黄大发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句话声音很大，大得似乎把村民头顶的阴霾拨开，让光明照射进来。

大家打消顾虑，打算为千百年的通水之梦做最后一搏。“真的是最后一搏。每家每户，不管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只要是有劳动力的，都申请凿山。为了凑钱，第二天一大早，家家户户像过节一样，兴奋地拉着苞谷、鸡鸭、鲜蛋，去数十公里外的集市卖钱。之后的一段时间，整个村子听不到一声鸡叫。所有人都把能拿出来的东西交给了黄支书。”村民徐国树说。

1992年正月初三，瑞雪兆丰年。数百名开山者踏着飞雪，从各条小路汇集在一起，上山开渠。

黄大发首先在螺丝水的上游找到了新的引水源，比过去的水源要高150米。

此外，他搞责任渠。每20米水渠被确定为一个桩号，每个桩号按照施工难易程度确定不同数量的人工，每个家庭按照土地多少确定要投劳的人工。进度慢了，不结实，截面不均匀，1：7的水泥砂浆比没做好……哪一段出了问题，就要找哪一段负责家庭返工，直至修好。

当然，最重视的还是安全。不光形式上做到时时刻刻讲安全，还要将安全规则细化，比如不要往下看，脚要踩实，下雨停工，起爆前先警告等，最后除了摔死一匹马和一头骡，施工人员实现了零伤亡。“最怕的就是出现伤亡，出现一例，工程恐怕就没法再开展了。”黄大发说。

水渠一尺一丈延伸，梦想一分一秒靠近。1995年8月10日，最后一块挡水石被搬开，伴随着悦耳的哗哗声，清澈的流水历史上第一次涌进了草王坝的土地。

庆功大会上，山村沸腾了。县乡领导、周边村民都来祝贺，村子里摆了100多桌。原本指挥部写了四页的总结报告需要黄大发宣读，可黄大发激动得一个字也读不出来。

那一刻，60岁的黄大发，满是华发，“倔老头”再也止不住滚烫的泪水……

“公家的水泥一碗也不能贪”

在草王坝，徐是大姓，黄是小姓，在走访中，记者都会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选一个姓黄的当大队长、当村支书，一干就让他连续干了47年？”

而村民的回答也很统一：“因为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不忘初心，是黄大发一直践行的信仰，82岁高龄还能一字不差地带着前来学习的客人们背诵入党誓词。“要苦，也是共产党员先苦。”他向记者讲述了草王坝穿越荆棘的关键。

修渠时，什么苦，他干什么。放炮需要炸材，黄大发就扛起背篓，去很远的李村买了背回来，脚底磨破了皮，汗水湿透了衣。筑渠需要的水泥，他每次都亲自运回来。有一天赶夜路遇到了暴雨，运水泥的车陷入泥潭，他担心水泥被偷，硬是在水泥包上睡了一夜，像看护自家娃娃一样看护着公家的水泥。

多年来，全村老百姓毫不犹豫地把修渠集资的钱交他手上，都说“放一百个心，黄老支书一毛钱也不会给自己花”。陈列馆里，大量涉及修渠使用资金的账本依然保存，上面每家每户，每一笔资金都标注得清楚明白。“一分钱都不能占老百姓的，占了就是贪污犯。”黄大发说。

他一心为公，不搞特殊。团结村村委会副主任徐向阳的父亲和黄大发是表兄弟，饿肚子的年代，老徐家想要十斤村里的救济粮，被黄大发拒绝：“大家都饿，这时，村支书家的亲戚怎么能吃救济粮呢？”

“他常把‘公家的事怎么硬都行，自家的事怎么软都成’挂在嘴边。”老伴徐开美说，修渠时水泥堆成山，家里的灶台破了，她想要一碗水泥补补，被黄大发坚决拒绝，“公家的水泥一碗也不能贪”；别人家都弄了地坪，而黄大发家是村里最后一个弄地坪的家庭。

最让徐开美难受的还是二女儿的离世。因为肾炎，女儿全身浮肿，高烧不退。“还是因为穷啊。年关将至，黄大发把家里的猪卖了100多元，我以为他带女儿出去看病，结果是垫钱买炸材修渠，女儿也很懂事，很支持父亲的修渠工作。她走之前，还一直在叫爸爸，爸爸……”聊起往事，徐开美很难过。

黄大发当时又何尝不难受。“听到女儿去世的消息时，正在山上干活的他两眼一黑，差点跌落山崖。”徐开美说。

女儿去世没多久，黄大发的孙子也因为急性病去世。黄大发的儿子黄彬权常思考：“如果我不是村支书的儿子，日子会不会更好？”

“我上学时，一年4块钱的学费交不起；修渠磨石粉，300多斤的柴油机没人愿意扛，怕危险，父亲就要求我去扛。后来，我嫌代课老师工资太低，就去遵义打工，只为养家。可父亲听说村里学校缺老师，硬是跑到遵义劝我回来，说‘山里招不到老师，你是村子的人，必须回去’。”黄彬权无奈地说。

现在，每天来看望黄老的人群中，有些单位领导会主动提出，帮助草王坝脱贫。黄大发也会主动出击，利用外出考察机会拉项目，找路子。

在他和村两委的努力下，村里正逐步改变传统的种植结构，全村现有核桃5200多亩、柚子650亩、海椒2000亩，牛羊养殖大户超过30户。去年底，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6500元。

现在，大发渠也有了新的使命，随着新水厂开建，草王坝即将迎来卫生水。而大发渠的饮用水功能也将逐步弱化，旅游功能将逐步凸显，未来可能新修玻璃栈道。今年7月，黄大发又有了新使命，他成为贵州大发旅游公司的董事。这个公司由一家金融集团和团结村携手成立，集中开发大发渠的旅游参观价值，团结村村集体以“大发渠”无形资产估值3000万元作价入股，持有46%的股权。将来，团结村可享受80%的利益分配。

“国家的扶贫政策这么好，社会力量也支持，基层干部也很辛苦，当然，还要继续辛苦下去。扶贫不能敲锣打鼓，还是要吃得了苦。”黄大发的思路很清晰。无论是修渠，还是后来的通电、筑路、修学校、梯改坡，都是从村民集资投工投劳做起，随后再争取各方的支持。如果自己不吃苦，就叫别人给支持，怎么可能？

但是，现在的黄大发有了新的担忧：“现在吃大米饭也不香了，有些人生活好些就懒了，得用村规民约管管。毕竟，脱贫工作远未结束。”他还挨家挨户鼓励青年回乡创业，“过去，我们这些没文化的老人，靠艰苦奋斗，让村子大变样。相信那些学了文化的年青一代，一定能让村子变得更好，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