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玮婕

眼下，受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逆全球化”暗潮涌动，而中国在倡导和推动全球化上正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昨晚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名家讲堂上，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教授、原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恩·戈尔丁分享了他对“全球化”这一话题的独到见解。

“今天，是你有生之年里，发展最为缓慢的一天。”在戈尔丁看来，这个已经从封闭走向互联互通的世界始终在加速变革，“归功于新技术的发展，创新在不断变快。互联网的诞生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打破了贸易、金融的壁垒，更让随机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人才可以随时交流思想，碰撞出火花，创意、思想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时传播。”

戈尔丁说，从过去数十年的数据来看，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全球的人口和收入呈现出指数性的增长，并且收入增速持续超过人口增速。

如果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全球经济财富已经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990年到2007年间，全球跨境资本流量从每年1万亿美元增长至每年超过12万亿美元——平均每年16%的增幅保持了近20年。不仅金融资本流量比以前大很多，而且它们流经的地方也比25年前多很多。自199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往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由之前低于1/5增长至接近3/5。世界资本已整合为一个更加庞大、复杂和更加全球化的投资网。

毫无疑问的是，如此高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让服务、资金乃至思想可以互联互通、不断融合的“全球化”。然而，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冲突、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全球化现在正面临着三大问题亟待解决。”按照戈尔丁的总结，我们在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益处的同时，更要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首先，全球部分国家和地区内的不平等现象确实正在加剧。“我并不认同‘世界是平的’这种论调，原因在于不少地方的高山、丘陵在增加，世界其实是起伏不平的，有些人已经被时代抛在了后面，”戈尔丁说。

数据显示，全球中产阶级（收入位于中间部分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真实收入自1988年起增加了60%至70%，垫底的三分之一人口收入增加了40%。虽然平均水平得到了改善，顶层却与之加速分离。2010年，世界上388位亿万富翁控制的财富比占人类半数的底层民众还多。到2015年，仅62位亿万富豪便控制着同样规模的财富。同时，占人类一半的底层人口分担了儿童死亡总数的99%。

其次，互联互通带来了“蝴蝶缺陷”，全球一体化无可避免会引发蔓延和感染的现象。从1990年到2014年，世界范围内国际旅行总人数从4.4亿上升至1.4万亿，其中，中国的空中运输量已经增长了20倍。最近的模拟显示，某种经空气传播的传染性病毒出现在任何大陆的任何主要机场之后，至多三天便可传遍全球。

最后一大挑战就是“公共品的悲剧”。戈尔丁表示，“当人口越来越多，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可持续的资源满足所有人呢？一旦我们消耗的速度过快，资源的供给就无法更上，因此我们要学会控制，掌握好平衡。”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惟有行动是应对的最好答案，”戈尔丁以金融领域的新治理为例，他表示，针对互联互通有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要加强协调监管，同时要适应快速更新的技术发展，同时避免治理过于短视，“我们要从根本上了解全球化带来的变革，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到更多的经验。例如，财富要转化为福祉，而不是仅仅收入增加；要在健康和教育上投入更多等等。”

在戈尔丁看来，未来新兴市场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动能，“中国在接下来的10年里，保持每年6.5%左右的GDP增速是完全可持续的。”他还认为，中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起更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