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90后”上海姑娘张珍妮是典型的“外食族”，这半年，她在外用餐前有了新习惯，先点开一款手机App，看看附近餐馆是否派发“任务”。

所谓“任务”，是餐馆、商场、政府部门等在互联网第三方平台上发布的调研，小到查验面包店冷柜温控是否达标，大到监管部门发布的网络订餐平台实体店核查。张珍妮这样的消费者充当起“神秘顾客”，享受美食的同时，当起食品安全监管的“哨兵”，并获得一定酬劳。

这个由上海一群高学历年轻人想出来的创业点子，正以“共享式调研”“众包”等鲜明的互联网特色，拓宽着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思路与方法。

“下馆子”的同时还能挣钱

在广告公司上班的张珍妮，去年底注册了一款名叫“大人来也”的App应用。商家会不定期地在上面发布“任务”，每单有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报酬，有时抢到一些特别任务还可以吃上一顿“霸王餐”。

张珍妮堪称“接单达人”，不仅以每周完成三五个任务的频率，半年接了上百单，她还推荐了100多个朋友加入“接单”。

她的第一次任务是去一家连锁火锅店吃宵夜，点评服务、环境，对店内的食品安全管理提出建议。这晚，张珍妮与5个“吃货”共赴这个“深夜食堂”。吃了两小时，结帐共计500多元，扣去任务报酬250元，相当于打对折。

“在外吃饭最关心三点，好不好吃、性价比和食品安全。如今，既能享受美食，也能参与食品安全评价，多了一个反映问题的渠道。”张珍妮说，半年来她带着好多任务“下馆子”，从街边馄饨店到全球餐饮巨头，她开始注意观察店堂环境、证照等，还会拍下照片，作为完成任务时的客观证据。

“接单达人”们不只是“90后”，武汉就有一位65岁的阿姨接单量遥遥领先。每次答完标准问题后，她会写超长点评，比如“店员看到我是老年人，主动给我提供靠垫、热水”。

“我们发现，社会上有一群热心人，有闲时，也有热情参与社会共治。”“大人来也”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胡弘告诉记者，派单的任务简繁不一，有的以选择题为主，有的要填写规定字数以上的观察、感受，不亚于写一篇小论文，结果很多人都非常认真地在填写，确实“挖”出了一些食品安全隐患。

做对社会有贡献的“吃货”

胡弘记得，有个领单人在一家餐饮店吃到了钢丝球残留，餐饮店总部很吃惊，原来，这家公司两年前就在清洗质控里停用了钢丝球，改用洗碗机。商家事后说：“如果没有神秘顾客，而是一名普通消费者吃到钢丝，这个问题可能就在门店解决并被掩盖了，总部永远不会知晓。”

“神秘顾客”并非新名词，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连锁经营兴起，一家母店要去盯上百家新开的连锁店，不现实。企业就邀请一群消费者充当“神秘顾客”，考察门店的产品质量、服务等。

能不能向公众分包调研任务？　能否发动本来就要去这家店消费的真正消费者去完成一些任务？在上海，一群高学历创业者琢磨着一个更为透明、轻量化的“共享式调研”模式。

这个创业团队的组成，也够天马行空，主要创始人有上海交大文化人类学博士、中科院信息技术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博士。这群号称“对吃很有追求”的年轻人，致力于呼吁大家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吃货”。他们设计了实名制注册，借助GPS签到签出，计算领单人的在店时长，根据上传消费小票追溯桌号、食物……这个升级版“神秘顾客”充满着浓浓的“互联网+”色彩。

已有食品企业成为吃螃蟹者。“尽管安装了远程摄像头，设立了督导、抽检制度，但人力总是有限的。如果无处不在的消费者，根据我们派发的任务，查看蛋糕柜温度计是否达标、面包保质期、灭蝇灯摆放等，我们就多了一个发现食安隐患的渠道。”面包新语中国特许经营部总经理方冶告诉记者，目前石河子、伊犁、拉萨等地门店里都有“神秘顾客”的身影。

也有餐饮店老总告诉记者，让真实消费者参与调研，还解决了熟脸甚至索贿等问题。“不然，有些问题我们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他说。

人人参与推动监管体制转型

眼下，这个共享式调研正以每月新增近10个品牌的速度，调动起全国的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这其中，还包括政府部门。

今年初，松江区市场监管局与“大人来也”合作，通过App发起任务，对注册在松江的、涉及网络订餐的餐饮单位开展普查。短短一个月，近百名消费者被发动起来完成“扫街”任务，考察的内容包括：证照是否齐全、有无超范围经营，是否此址有此店……拍照，上传App，完成一单任务可获20元-50元不等的报酬。

“这么短时间，普查了全松江2000多户网络餐饮单位，如此高效，按传统监管模式是不可能的。我们还从中筛出300多个违法违规线索，启动针对性行政执法，查处无证单位98家。”松江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金文廑说，这次试水“互联网+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对餐饮监管有启示意义，“神秘顾客”“影子顾客”的出现与活跃，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变成社会食品安全监督员，对食品违法行为起到震慑约束作用。

事实上，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理念，已写入我国新《食品安全法》，提倡构建高效、全面的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模式，这对推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