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香港回归是百年一遇的历史事件，对于个人来说，香港回归使我在移居这璀璨东方明珠后，继续茁壮成长。1996年3月，凤凰卫视开办之初，我即在凤凰工作，带着新闻人的使命，见证和参与了这个城市回归后的这20年。20年来，我采访了几任特首，和他们的问答，也让我亲历了香港这20年来的关键时刻。

《紫荆花开映香江：香港回归20周年亲历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6

董建华，香港首任特首，“一国两制”的第一位实践者。对他的采访，前后经历了四次。问答的地点，更说明了香港回归前后的微妙时刻。

第一次见到董建华，是1996年的12月11日，回归倒计时六个多月。那一天，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所兴建的湾仔会展中心首任特首选举的现场，被媒体挤得水泄不通。“船王之子”董建华、九龙仓吴光正、大法官杨铁樑，三个人的名字，陆续由点票官口中念出，最终董建华以320票即八成的大比数，赢得推委会委员们的青睐，成为香港回归后的首任特首人选。

由于新闻直播的经验相对丰富，当天，我原本被安排在主播台做现场直播。选举前一天有消息指，投票结束后，选出的特首人选可能在现场举行临时记者会，于是公司临时转变策略：我以记者身份到现场，希望能“抢问”。

投票现场，在有节奏的唱票声结束后，在场的三百多位中外记者再次骚动起来，摄像机、脚架层层架起，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什么，但现场仍弥漫着不确定，直到推委会委员们都散场了，董建华突然出现。他发表简短当选感言后，开放媒体提问，现场响起了连珠炮似的粤语提问。

问答声此起彼落，在问答的间歇，我大声发问：请董先生用普通话向全球华人观众回答他将如何兑现对于选民的承诺。这一声响亮的提问，提醒了董建华：香港是个两文三语的地方。于是，在用普通话回答我的问题之后，他主动说：“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英文媒体。”

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董建华，他是怎么想的？香港媒体充满好奇，世界也充满期待。于是，当晚我和同事们连夜赶赴深圳，准备第二天清早7点，对刚刚选出的董建华进行专访。同时进行专访的只有香港的四家媒体：无线电视台、当时的亚洲电视台、有线电视台以及凤凰卫视。偌大的采访场地，四家媒体各据一方，布置好专访位置，董先生就像是转台一样，经过每一家电视台的专访位，每家媒体只有15分钟。这对以往很少抛头露面的董先生来说，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应答自如，配合程度极高。虽然经过竞选的劳碌和不停的赶路，董先生仍耐心回答每家媒体可能部分重复的问题。和凤凰的对答是唯一转换语言频道，用着他类似母语般的普通话和我对话，在这第一次的专访中，他没有低估香港回归后所会面临的挑战。

当时的他，既躇踌满志，又感压力在肩。这位上海出生，香港长大，担任过港英的行政局议员，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内地、台湾地区、美国都有深厚渊源，背景履历完整的企业家，即将转身，在香港升起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时，成为带领600多万香港人，驶向“一国两制”彼岸的掌舵人。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997年香港就经历了H5N1禽流感的袭击，全城屠鸡；同年，金融风暴开始席卷亚洲。1998年“金融大鳄”索罗斯狙击港元，8月财政司司长在董先生的同意下，动用了外汇储备，捍卫港元汇率，稳定香港股汇市。在港府采取行动前，同年3月“两会”期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明确表示，万一香港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港府的行动中，国际炒家铩羽而归。这是香港在回归后，第一次感受到，背靠中国内地的强大后盾力。

第二次采访董建华，时值香港回归5周年，摄影队进入了在港英政府时期作为港督府，在回归后，董建华改名为礼宾府的特首接待外宾处。为了平抑香港房价，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了八万五建屋计划，希望压抑不断上涨的房价，但遭逢金融风暴影响，楼价顺势下跌，买楼成为负资产，加上香港的经济转型，都困扰着特区政府。在第二次专访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压力在他身上的痕迹。

董建华对我说：“做一个政治人物，是高度透明的，每天在做的事，对市民要有交代，责任大了很多，不能做错事情，每一件事，都要深思熟虑，考虑周到，听很多人的意见。最后决定时，小莉，有的时候是非常寂寞的，因为最后就是你自己要作决定了！”

而当年董建华首次进入特区政府时，没有带来自己的人马。他说：香港刚回归，需要稳定！所以他沿用了所有港英时期的政治精英。到了他即将展开第二届任期前，为了呼应香港市民对政务官的问责呼声以及管治的需要，董建华推出了司局官员问责制，为他的继任者开辟了一条组建自己管治班底的新路，为特区政府管理机制留下了重要资产。

董建华在任内为香港留下的另一个资产，是他在2001年就提出，与内地的自由贸易区概念。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就是CEPA，这意味着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内地向香港敞开了庞大的市场。与此同时，时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梁振英，受董建华的委托北上提案，希望开放内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在签署CEPA后一个月，香港自由行成行。这使得即使2003年3月，香港受到“非典”的袭击，全城萧条，但在下半年这两项措施的安排下，香港经济开始复苏。

2005年3月10日，在香港经济回暖重新步上正轨时，董建华以身体不适为由提出辞职，结束了他在担任特首时被称为是“7-11”的工作状态。一如他为人的敦厚，他说：“要在香港经济逐渐好转的时刻，交给后任者。”而在同一天，董建华以九成八的支持率，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时，深藏在他年轻岁月中，来自于父亲—船王董浩云的教诲，浓重的家国情怀，再次激励了他成立了非政府非牟利团体：“中美交流基金会”，为促进他认为当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中美关系，贡献自己的心力。

和董建华稍有不同的是，曾荫权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具有明显的香港性格，作为成长于香港公务员体系的官员，具有深刻的公务员烙印。在公务员体系的培训下，他像是一个极为专业的经理人。

“我会做好呢份工”很形象地描绘出专业经理人的精神。“在竞选连任时，专家组讨论说，什么能够代表曾荫权？大家同意要说出‘我的敬业’，专家们就把这几个字浓缩为‘我会做好呢份工’。”曾荫权说。于是“我会做好呢份工”的竞选口号，成为香港街头巷尾耳熟能详的流行语，也反映了香港打工仔的专业精神。

我曾经两次专访曾荫权，一次在他刚补选成为特首的2005年7月，一次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前夕。采访地点仍然是礼宾府，不同的是，这里不再是特区政府接待客人的地方，而像港英时期的总督府一样，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采访就从礼宾府一楼特首办公室开始，他说：“一楼是办公室，二楼就是住家，上面有四个套房，自己住一间，还有就是孩子从国外回来时居住。”我笑着说：“那不就是上楼就回家，下楼就上班？习惯吗？”他说：“习惯了，不过有一些不同，就是离开睡房，一开门，就要整装，因为在家里，可以离开睡房穿睡衣，在这就不行。”我问他：“那不就很没有自由？”他笑着说：“没有自由很久咯，礼宾府就是写字楼，这栋大楼已经有一百五十年历史，差不多英国首相都在这住过，英女皇也住过两次，英国皇太子也曾经下榻过。”而特首办公室就在一层里端，一间需要用门卡才能进入的保密房。

曾荫权从政生涯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战绩，要数1998年8月14日，作为财政司司长的他，向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提议，改变港府以往积极不干预的政策，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对撼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1998年8月28日，被称为是香港股市最长的一天，亚洲国际投机资金倾巢出动，港府照单全收，死守股市，最终迫使国际金融炒家全线败退。

曾荫权和我回忆这段往事时，我仍能感受到他的愤慨：“1998年8月13日，香港恒生指数跌到了6600点附近的低位，比前一年几乎下跌了10000点。”他说：“不是我们的市场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是管理上出现问题，而是我们确实被人欺负。”曾荫权说：“当时我觉得很严重，是时候应该要回应，可以回应的方案有两个：一是坐以待毙，由人欺负。那恒生指数可能就跌到3000点，4000点，利息会升到三四十厘，到那时整个生意都做不到了，经济就会塌下来的；第二是拿本钱用不寻常的方法去做，两者只能有一个选择。”而他在董特首的支持下，选择了后者。一年后，恒生指数重回10000点以上，港府也从股市中全部退出，获利数十亿美元。有人说用港人的资金入市，曾荫权曾有睡不着、流泪的时候，他回答我说：“我想流泪是小意思，最重要就是能不能得到港人的支持，继续往前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在回击金融炒家后将近十年的2007年，他这样回应当时的成功，他说：“最重要的是，香港人本身的毅力，还有香港人多年的储蓄，以及金融市场管理的技术和经验。”

曾荫权曾经调侃自己学语言很不容易，小时候说粤语，长大后学英文，因为香港回归，他40多岁又开始学中文。确实，从不能说普通话，到香港回归后，出席公开场合他能用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标注普通话，敢于在公众场合用普通话致辞，难怪外界评价曾荫权是香港人的某种象征：灵活，努力，适应环境。

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对曾荫权的专访中，我问：“回顾十年的大事，在金融风暴中，香港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改掉了什么？”他说：香港确实在市场的结构中进步了很多。再看看SARS，香港又学了什么，他认为，香港学会了去关怀别人，觉得这个社会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而SARS让香港人发现，在人群之中，也有英雄梦想！

曾荫权对于自己的仕途，曾经几次认为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他说，担任财政司司长，他以为已经到了职业的天花板，升任了政务司长后，他甚至和媒体说“任期到2007年，跟着就要告老归田”，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最终接任了特区最高行政长官。在他第一次任特首时，我和他的问答中，我曾经问过他：“会不会宣布竞选连任特首？”他没有正面回答，但语意深长地告诉了我一个寓言故事，他说：“有一个老人，要从纽约走到迈阿密，别人说，别傻了，怎么走得到呢？但是老人却说，我每天往前走一步，就离迈阿密越来越近了。”就如同曾荫权在第一次正式宣布参选特首后的演说中所说：“今天我拥有强盛的实力和信守契约的诚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我得到你们的信任，将有千千万万人与我一起上路同行。”

在内地开放庞大的市场，以及自由行的加持下，香港经济持续回升。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曾荫权为香港经济下了这样一个注脚，他说：“香港经济正处于20年来最佳的状态。”在经济持续向好的环境下，香港的政治制度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政改方案的持续争拗也使得香港行政立法的关系越趋紧张。

2012年，香港经历了回归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特首选举，梁振英和唐英年的“双英”之战，加大了香港社群的分歧。于是，我们在梁振英履新之前，走进了候任特首办公室，话题就从新特首上任后是否能做到选后大和解开始。

这不是我第一次采访梁振英，早在他作为行政会议召集人时，我就曾在他中环戴德梁行的办公室，就粤港融合问题，对他进行专访。那时他的办公室里，就摆着一张珠三角一带的地图，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应该要大力推动跨境基建，未来从香港中环他的办公室到广州，将会是一个45分钟的生活圈。当时，香港刚回归，和内地融合的美好憧憬刚刚开始。但是粤港融合的步伐，却显得有些颠簸。

曾荫权和我问答时，我曾这样问到：“有些经济学者，关心香港的基础建设，是否启动不了，像东九龙，西九龙，还有跨界港珠澳大桥。”他说：“对于跨境合作，我是需要些时间的，有些是心急不了的，特别是跨境的项目，但是我相信港珠澳大桥的时间也不久了。”时值今日，港珠澳大桥即将在2017年底完工，当年梁振英畅想的粤港一天生活圈越来越成为现实。

梁振英另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是2003年他作为董特首的特使，北上京城，向中央领导申请开放内地游客香港自由行。

在和我的问答中，梁振英回忆说：“有领导坐下来跟我说：梁振英你想清楚了，我这门一开就不能关了，以后衍生的问题，您承受得了么？”他说：“当时谈开放旅游到香港，内地和香港更关心的是会不会对香港治安造成影响，会不会有逾期居留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在两地的配合下，都没有发生！”

但之后发生的双非孕妇、部分物价高涨等问题，开始冲击内港两地民众的情感交流。开放自由行十多年，内港之间因人员往来频密而产生的文化差异、生活习惯融合，所引起的摩擦和适应问题，确实是当时始料未及。

然而，就像董建华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当年他12岁从上海来到香港，不会说广东话，也曾经觉得受到排挤的压力，他说这种文化的冲击，是融合必经的过程。

香港回归20年，所有香港人一起经历了不平凡的20年。不论用什么角度来看，董建华当年在就任首任特首时，向世界宣告的那段话，仍然深深打动着世人：“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香港在世界各国的目光注视下，接受了一项开创历史先河的殊荣。我深信不疑，一定能够克服历史新事业带来的一切挑战，香港的将来会更加美好。我们的信念如此坚定，不仅是因为这个构想出自一位爱国者和政治家的睿智和远见；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庄严承诺；也不仅是由于香港同胞秉承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勤劳和特有的适应能力。最重要的是：‘一国两制’的事业，完全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

而至今，这仍是香港人的共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