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区漕泾镇护塘村党支部设立“幸福墙”，用身边事教育党员引领群众。本报记者赵立荣摄

■本报记者　薄小波

村里部署推进“五违四必”环境整治，党员干部带头拆除自家违建;郊区河道整治推行“河长制”，区镇　(乡)　村三级党员干部纷纷请缨担纲尽责;村级集体资产村民有份，全市所有村均设立了党务村务公开栏，公示相关内容;外来人员出现新诉求，“新村民党支部”应运而生……近年来，面对快速城市化引发的新情况、新问题，上海的农村党建工作因地制宜探索推进机制创新、方法创新，不断完善村级组织架构，充分发挥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基层党组织有效覆盖沪郊

上海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如何因地制宜创新优化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成了近些年农村党建工作的重点。在村级组织撤村、改制、转居过程中，上海探索村居双管、村村联建、分管共治等模式;在来沪人员集聚区域，创新建立新村民党支部、新家园党支部及党小组

等。据统计，上海农村现共有建制村1605个，村级党组织1596个，其中村级党委9个、党总支680个、党支部809个、联合党支部107个;社区　(居委会)1777个，居民区党组织1081个，居民区党委7个、党总支641个、党支部1028个、联合党支部48个;党员总数已达46.2万名。

有了完善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郊区各项工作就能高效运行。这两年上海持续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基层党组织敢担当、有作为，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嘉定区江桥镇是吴淞江北岸“五违”重灾区，镇党委立下“军令状”后，沿线幸福村、沙河村、华庄村的基层党员干部迅速转入“大扫除”模式，分片包干，有违必除。67家农户存在“五违”问题，其中的党员家庭率先公示违建面积，带头拆除所有违建。在全市环境综合整治“补短板”行动中，所有重点整治村都采取党员带头拆违的模式，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外来人员自我管理也得益于党组织的有效覆盖。外来人员集中的奉贤区奉城镇高桥村，在全市率先成立外来人员党支部和管委会，“新村民”分别当选副书记和副主任。有了“身份”，“新村民”的归属感、认同感便油然而生。语言通、习惯通、情感通，借助乡里乡亲的天然凝聚力，村务管理事半功倍。高桥村治安案件直线下降，连续多年保持“零上访”，新老村民生活融洽、和谐相处。

党务村务网上可查询可监督可问责

上海郊区，无论你走进哪一个村委会，首先映入眼帘的必是“党务村务公开栏”———围绕村民关心的问题，统一明确以“三资”(集体资金、集体资产、集体资源)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事项，建立台账公开制度，实现网上可查询、可监督、可问责。沪郊1605个建制村，目前已全部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

为了深化以信息公开、扩大参与、民主协商、加强监督等为主要内容的基层自治，市委组织部向全市介绍浦东新区合庆镇“1(党组织领导)+1(自治章程)+X(村办事准则制度)”自治模式、闵行区华漕镇许浦村“党建引领—干部带头—村民自治”工作法等“标准模板”，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促进了议事决策的公开透明和决策后的有效执行。

上海还部署推进乡镇党代会常任制工作，通过代表经常性履职，发挥决策监督功能，形成以党代表为枢纽的乡镇党委民主决策机制，营造了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环境。金山区吕巷镇党委建立“行、评、议”三位一体的党代会常任制运行机制，形成了党代表定期活动、民主监督和充分议政三大机制。在村级管理中，上海试行党代表议事会制度，参与村里重大事务管理。党代表每年还根据党委政府工作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专项监督。

“掌上党建”平台激发组织活力

农村地区居住分散，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迅速普及和使用，党建工作信息化进程不断提速，各基层党组织利用党建网站、移动网络、手机终端等平台，发挥其便捷、即时、受众面广的特点，拓展和提升基层组织生活的有效性。

金山区下辖223个村居如今已全部建立远教站点，并实行专人负责。每年开展“区委书记讲党课”、先进事迹报告会以及部分重要会议，安排村居站点同步收看，覆盖全区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村居党组织利用微信、QQ平台，由“坐等群众上门”转变为“全天候”监督服务，利用新媒体提升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水平。朱泾镇推出“美丽朱泾〇频道”，设置社区信息、便民服务、居民互动、视频会议四大板块，并在农村社区推出“宅基走访”App，村干部可将收集、处理的问题录入镇、社区管理联动中心后台，联动中心根据居村干部走访记录，抽取一定比例的被走访家庭进行回访，核实走访行为，提升群众工作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