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的钟楼成了其标志性的符号。
展览现场已有观众前来先睹为快。均袁婧摄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相当活跃的一家文化机构,堪称红色基因生长的地方。静安区文管办负责该项目旧址修复的马幼炯介绍,1921年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沈雁冰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于当年7月成为中共最早一批党员中的一员。
抗战时期坚持“日出一书”
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将在上海的53名中共党员分五个小组,其中第二组为商务印书馆组,共13人。1925年5月,中共商务印书馆支部建立,同时,陈云由董亦湘、恽雨棠介绍入党。
马幼炯介绍说,根据资料和回忆,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商务印书馆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近200名,这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核心基地。其间,商务印书馆党支部曾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投身五卅运动。
1923年11月,商务印书馆在天通庵路190号建成第五印刷所,起初只是作为“辅助印刷之机关”。1932年商务印书馆遭遇日军轰炸,印刷厂被焚毁。第五印刷所劫后复业,并在抗战时期坚持“日出一书”,承担了重要职责。在“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下,商务印书馆将编译所改为编审委员会,由王云五总经理兼任主任,继续实施原有《万有文库》《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四库丛刊》 二三编等出版项目,恢复原有《东方杂志》等定期刊物,并公开向社会承诺:从1932年10月1日起,除出版教科书、大型丛书外,每日推出一种新书。黎锦熙所著《国语运动史纲》、吴半侬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金岳霖著 《逻辑》、傅抱石著 《中日美术年表》、阿英著《明清小说史》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版的富有学术厚度的佳作。
1954年,商务印书馆由上海迁往北京之后,在上海仍保留了办事处、经营部等机构。2012年商务印书馆回归上海,注册成立商务印书馆上海有限公司,以独立法人实体开展业务。
不但出版教科书,而且还兴办学校
除了印刷、出版杂志外,商务印书馆一度是一个“文化综合体”———不但出版教科书,而且还兴办学校,是社会教育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者和践行者。
1904年12月起,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不到两周即洛阳纸贵。历时两年,这套由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庄俞等共同参与编辑的十册教科书及教授法出齐。同时,还出版修身教科书十册、算数教科书五册、珠算教科书二册、格致教科书三册、地理教科书四册、中国历史教科书四册、理科教科书四册、女子初小国文及修身教科书各八册、女子高小国文及修身教科书各四册……
这些教科书盛行十余年,行销数百万册,曾经占据全国课本供应量的八成。
1905年8月,商务印书馆尝试自行创办学校。“以简易方法讲习各学科,以养成小学教员之用”为宗旨,他们创办了速成小学师范讲习班及附设小学。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等都曾担任教师。同时期,商务印书馆还办有平民夜校、励志夜校,每期学生一百多人,甚至还设立了养真幼儿园,招收商务同仁及附近地区居民子弟入学。1909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商业补习学校、艺德学校,由张元济任校长。1915年,又创办函授学校,分为英文科、算术科、国语科、商业科等,便利各学生在家进修。
沪上最早的公众图书馆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建成五层钢筋水泥图书馆大楼,编译所迁入,取名“涵芬楼”。1925年设立东方图书馆,于次年正式开放民众阅览。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收藏珍贵古籍和外国新书的地方,当时已藏有宋列本129种、2514册,地方志2000多种、6万多册,以及各类参考图书等共计51.8万多册,图片照片5000多种。这些收藏向公众开放,受到各界广泛赞誉。
说到这里,马幼炯谈及一则轶事。1921年7月,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受邀主持商务印书馆翻译所。短短两个月,胡适多次到翻译所各部门考察,并与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郑贞文、杨端之等讨论改进、改革计划。最终,他提出了一份改革报告书,从设备、待遇、政策、组织四部分展开,还对职工的收入分配提出建议。商务印书馆采纳了胡适的改革建议和推荐人选。当时,商务印书馆支付给胡适1000元酬金,胡适“退还五百元”,表示“我只消伍百元便可供这一个半月的费用了”。
以翔实展陈梳理还原辉煌历史
商务印书馆此次以珍贵翔实的展陈梳理、还原了商务印书馆两个甲子的辉煌历史。
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创立商务印书馆,初期以招揽印刷为目标,后踏入出版业。当时,这四位都是教会设立的清心书院工读生,习英文印刷。他们不堪忍受英国经理经常性的无故训斥,决心自谋出路,从亲戚朋友处联合集资3750元,创办了这家印刷工场,取名商务印书馆。他们买了三号摇架三部,脚踏架三部,自来墨水板架三部,手揿架一部和一些中英文铅字器具,租借江西路德昌里三间民居开业。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时事变幻的大背景下,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办报、办学、西学东渐,使得新式印刷有了发展空间。
1902年张元济进馆,他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在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刷企业发展为中国最大的现代文化出版企业的进程中,张元济成了开辟草莱的最大功臣。1903年,商务印书馆第一个分馆在汉口设立,并相继在北京、天津、沈阳、福州、开封、安庆、重庆等地设立分馆。此后,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外建立的分支馆有85处,经营时间在10年以上的有40家,通过邮路、铁路和水路源源不断地供给文明结晶,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知识的窗户。
马幼炯告诉记者,1904年起,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商务印书馆先后创办《绣像小说》《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十大杂志”,传播近代学术思想,引导国内思想文化教育新思潮。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