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速写方式定格形态各异的人像小卡片，勾勒出北京各地的街道生态。(人本街道实验室供图)

杨梅竹斜街上，既有背着相机的文艺青年，也有坐着唠嗑的大爷大妈；茶儿胡同，小朋友走街串巷玩耍；CBD区域内的大望路，最繁忙的是骑三轮车的快递小哥……一套以速写方式定格街道实景的小卡片，勾勒出北京的街道生态。

卡片出自北京工业大学联合北规院、北测院等单位创建的“人本街道实验室”。“和以往政府机构主导的城市规划不同，我们站在老百姓的立场，通过研究人的行为特点，为城市规划设计带来另一种视角。”北工大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熊文将他们的研究概括为“观众研究”———研究人的需求、分布与故事，融合城市设计、交通、旅游、文创等多方力量，为设计提供人本支撑，为跨界提供交流平台。

人的习惯应超越建筑和街道本身

“人本街道实验室”通过对人的分析探究城市街道的个性化需求，卡片上每一个形态各异的人像背后，反映出城市规划存在的短板。

比如，“结伴而行”是中国人特有的行走习惯，尤其在二胎开放后，部分人行道宽度将不能满足需求；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剧，外出散步的老年人会衍生出大量“坐”的需求，可即使在人流密集的商业区，座椅数量也相当匮乏。

今年北京设计周期间的“大栅栏更新计划”中，实验室以此区域内多条胡同为样本的研究成果首次对外公开。杨梅竹斜街与大栅栏商业街仅一街之隔，但人流量却有天壤之别。设计周监测显示，大栅栏步行街每天通过逾10万人次，杨梅竹斜街则不足1万人次，后者走路、骑车、开车人数比例约为80：15：5，在此停车者占比不足1%，却占用了一半街道。“城市设计亟待改变‘以车为本’的路权分配现状，历史街区尤其应考虑步行者优先，大栅栏地区已计划在某些区域以艺术装置作为隔离的形式实现人车分离。”熊文介绍。

在东四街区，实验室布置了数十个视频拍摄点，将胡同及城市级道路人的停留和经过情况绘制成街区热力度图，调研人流量分布特点并提出路权分配建议。▲下转第三版

热力度图上，依人流量大小呈现出红、橘、黄、绿等几种颜色。晚高峰通行量显示：代表人流量最大的红色区域集中在城市干路上，胡同内部则多是相反的绿色区域。“办公楼、中小学为该地区主要人流聚集点，地铁站附近通过人数最多，胡同内部活力较差，公共厕所前停留人数最多。”实验室提出，由于居民对公共交通的使用集中在街区边缘的城市道路上，应设计完善公交接驳等设施。

在北京站这类交通枢纽区域，监测的意义尤为凸显。数据显示北京站站前广场集中了54%行人，一路之隔的北侧人行道流量仅占18%，人行天桥以西的影响则几乎为零。熊文强调：“《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规定，枢纽地区人行道要加宽设计，但不能‘一刀切’，在人流量少的地方，应避免浪费人行道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站全天有1/4的人拖拉大件行李，数万人费劲地从地下通道或没有电梯的天桥过街，无障碍过街设计亟待研究设置。另外，站前广场分布着大量停留及排队买票的人，亟需配建座椅、标示等设施，实现动静人流分离。”

“天罗地网”的监测为规划提供参考

在研究者眼中，街道是复杂的生命体，长长短短的数据犹如“心电图”，通过大数据为规划提供指导。

如何准确地把握街道“脉搏”，实现“我的街道我做主”？　实验室的监测设备颇有“天罗地网”之势：易拉罐大小的地埋传感器对机动车行驶停留的识别率近100%，地面的热感立柱和地埋线圈则用以识别人流，另有热感摄像机可精确捕捉人像与情绪。“此外，我们还计划在试点地区设置街道气象站，一站检测风速、温湿度、降雨量、空气质量等。”熊文认为，不同街道间差异明显，绿化布置、朝向等都有可能影响街道气候，全方位监测有助于形成科学的决策。

与以往调查报告不同，“人本街道实验室”的研究足迹遍布海内外，以百万行人为研究对象，交出的研究成果亮点频现：比如本文开篇提到的小卡片；他们还为每座城市推荐了适合漫步时听的音乐；以“街道红与黑扑克牌”调查提升互动性，“黑色代表访问者对街道提出的问题，红色则是改善的期待。我们在北京、沧州、拉萨等地都做过调查，不同城市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问题。”熊文向记者介绍。未来，他们还将推出纠正出行习惯的App游戏等。

至于研究的理论基础，熊文表示他们受到日本学者今和次郎“考现学”的启发：“上世纪20年代开始，今和次郎开始调查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比如他详细记录下涩谷街头经过的女性服饰、发髻等，这种对‘现在’的实地调查将是今后‘考古’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发现，北京街道总体缺乏活力，尤其在历史城区，而最有活力的是地铁、公交站、地标商场等。从交通角度来说，‘动’的人越多越好，但从城市设计角度来说，‘停’下的人越多越好。好的街道使人驻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友善。”熊文总结道。

文汇报驻京记者　周渊(本报北京12月15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