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是一本厚厚的家书。它书写着文化,承载着乡愁,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栋建筑、一个传说、一段历史、一缕眷念。怎样让这本家书在历史的洪流中越发厚重,参与峰会的专家们在黔东南获取些许灵感——为乡愁存档,从四个维度让浓浓情思变得立体而鲜明。
在大利、黄岗、占里3处侗寨,村民们身穿草木染色“千锤百打”而成的侗布服饰;唱着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无伴奏、多声部侗族大歌。每当盛事,全寨人聚拢在一起歌唱、舞蹈,长者带着孩子们唱“成教化、助人伦”的歌谣。
夕阳西下,置身古村老寨,一排排金黄色晾晒架的背后,依旧可看见“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生动景致,感受“山头望樵火,水底见渔灯”的乡土情。
本版图片均由陈荣彪提供
文汇报首席记者 王彦
良辰易过。今天,许多人踏上离乡返城的路。“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乡愁,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不久前,首届“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上,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大学教授胡彬彬追忆自己学术的起源:“800多年前,一位叫赵希迈的浙江人千里迢迢来到贵州,被贵州的美所感动,写下名句如斯‘江从白鹭飞边转,云在青山缺处生’。30多年前,同样作为一个外乡人,我第一次来到这美丽的地方。我被这里极富民族特质的人文景观所吸引,那些精巧的干栏式建筑,奇异的民风民俗,令我流连忘返。那时候,它们养在深闺人未识,静静的,历千年如故。”
当身体沐浴过这方山水间的春风,胡彬彬说自己的灵魂被黔东南所遗存的独特而又远古的文化所唤醒。就在此间,他的心灵萌发平生最大、最美好的愿望:尽绵薄之力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村落文化。
然而,数据是忧伤的。据国家住建部统计,2000年时,中国自然村落总数为363万个,到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10年间减少90万个。虽然从2012年起国家启动抢救性保护,使得传统村落消亡的势头得以遏制,但今天,全国村落仍以每天80个至100个的速度从版图上消失。
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是一本厚厚的家书。它书写着文化,承载着乡愁,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栋建筑、一个传说、一段历史、一缕眷念。怎样让这本家书在历史的洪流中越发厚重,参与峰会的专家们在黔东南获取些许灵感——为乡愁存档,从四个维度让浓浓情思变得立体而鲜明。
第一维度:人
有学者说,要让人体面地回家,先要把家拾掇得靓丽,让家里的金屋、金碗,在技术、制度与市场的时空域内实现自身的价值。家够好,人自不愿远行。
故乡啊,如何叫游子念念不忘?余秋雨曾写下:“在云贵高原深处的村寨里,找到了一把帮我远行的伞。是鼓楼,是歌声,是寨老,是萨玛,全都乐呵呵地编织在一起了,编织得那么小巧朴实,足以挡风遮雨,滤念清心。”那是文化学者在黔东南找到的归程之路,亦是苗侗儿女的归心似箭。
保护传统村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空心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是一个个村落消亡的发端。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人,不成村。
但在黔东南的苗乡侗寨间却是一派意想不到的光景。深秋,一队妇女绾着发髻,身着民族服饰,肩挑收割的禾苗,从梯田边结伴而来。路势一转,已是入寨的溪流,青年汉子们攀上溪边高高的晾晒架,将妇女手中捆成南瓜状的香禾悬上竹架——榕江县大利村,那成排的金黄色稻谷,就是古老农耕文明的画卷,在青年男女的眼中最是绚烂。
28岁的侗族汉子杨修文说,寨子里先后出去过百来个青年,后又陆续归来,“因为家乡有田可耕”。学者指出,要让人体面地回归村落,村落里必须有自身“造血”的功能。而传统村落里,处处散落着可供给的原料。黎平的香禾糯便是屈指可数的美食,素有“一亩稻花十里香,一家蒸饭十家香”的美誉,而侗乡的稻鱼鸭复合生态系统更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自从2009年黎平香禾糯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一车一车的糯米从深山里销往城市,一个又一个青年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家乡。
第二维度:文
所谓“文化遗产”,在许多学者看来,并非褒义词,因为这样的称呼,除了带有传承的含义,同时也暗示着衰减。黔东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康智认为,黔东南一些村寨里所谓的文化遗产,还在被后来的继承者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使其功效不仅没衰减,还在特定时空内被进一步强化。他建议,要让文化遗产成为复活的财产,不是简单保护了事,而应当建立起一个真正运转起来的机制。
冯骥才说过,每一个村落都是一部无字天书,凝结着祖祖辈辈的乡愁,支撑着人们的精神家园。而黔东南人民的精神富饶,从很大层面上来说,是文化遗产的富饶。这里有侗族大歌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苗族服饰、古歌、银饰等52个保护点68个项目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原生态民族文化博物馆。
25岁的李杨是苗家姑娘,她有一套刺绣的苗服,那细密的针脚里是待嫁女儿心,亦是苗绣的指尖文化。苗族刺绣,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刺绣的最高水平。苗族妇女使用彩色丝线将独特、古朴、繁复的图样绣到苗布上,其绣品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图样取自苗族历史、神话、自然与生活,写意夸张,独具风格。其手法则有平绣、辫绣、马尾绣等20余种,被称为苗族的“身上书”“穿着的图腾”。苗绣与大名鼎鼎的银饰一起,共同构成苗家女性盛装的主体特征。李姑娘说,2012年之前,苗绣多半只在苗家女儿间流转摩挲,甚至于年青一代如她也渐渐失了母亲、外祖母的手艺。但自从2012年贵州省旅游商品产业将9家刺绣企业列入旅游工艺品重点企业名录,从政策平台上加以扶持,小小的手工艺品在3年间滚出10亿产值的大雪球。“自然而然地,苗族姑娘重新拾起针线,”这其中就包括李杨,“我的闺蜜们不少都是黔东南州民族工艺品行业协会成员。”
苗家擅绣,侗家有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多民族杂居的黔东南堪称歌舞之乡,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音乐与舞蹈,其中尤以侗族大歌最具特色。
当芦笙齐鸣时,阳光已经洒满沸腾的侗寨。拦路歌唱起来了,长长的竹号吹起来了,带来祖先的呼唤。而后,铜色衣衫的男人们肩抵着肩,豪迈的侗族大歌从鼓楼前飘扬,穿过风雨桥,越过寨门勾栏。现在,侗族大歌已经不单单是侗家人表情达意的方式,它还飞出国界,成为侗寨呈现给外界的一张原生态文化名片。这是怎样做到的? 杨修文答:“因为大歌始终在发展,祖辈唱祖辈的叙事,父辈重复祖辈,再加入自己的故事。到了我们,大歌又多出一重。再下一代,再壮阔一些。”如是往复,生生不息。
第三维度:史
我们从何而来? 又将去到何方? 千百年来,村落是人类聚落的童年。童年的记忆里有条长河,河里滚滚流淌着的,有我们一路而来的理想、成果与借鉴。有学者提出,守候传统村落,绝不是外在形式上关门闭户,而需从内里的乡村记忆中建构起文化事实体系。梳理一段村落史,才可知你我的归属。
黔东南从江县,有一个侗族的自然村落叫占里。它隐身于海拔380米的山谷间,非车马劳顿不能达。但占里却远近闻名,蜚声国内,只因这处全村皆吴姓的寨子有一项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纪录:在几百年时间里,这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始终几近于零。而在新中国成立的60多年岁月中,占里村人口只增长了20来人,被称为“中国人口文化第一村”。这稀奇的纪录如何得来? 村长吴文前语:“村规寨约由始至终。”这位30来岁的青壮年指着散落在寨子各家各户门栏上的木牌标语,有的刻着“崽多了无田种,娶不了媳妇;女多了无银戴,嫁不出姑娘”,有的写着“家养崽多家贫穷,树结果多树翻根”。话糙理不糙,词字间透出占里祖先对于资源与人口和谐相处的前瞻理念。
侗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唐宋时期即完成了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形成了民族共同体。但囿于交通闭塞,侗族社会发展迟缓,始终沿袭着独特的侗款制度。从某种角度而言,正因脱离了社会洪流,侗族至今保存着完整的款规体系。那是一种相对自治的组织,以家族为血缘纽带,以村寨为地缘基础,以款规款约相互约束,依靠族长、寨老等人在村寨内实施管理,被誉为“没有国王的王国”。有意思的是,在国家宪法的框架下,村规款约会进一步在道德层面对村民加以约束,而且,处罚的手段仍遵从百余年来的以物抵扣。例如邻里间吵架造成不良影响的,罚以12斤猪肉、12斤大米、12斤米酒;毁坏公益林的则要面对120斤猪肉、120斤大米和120斤米酒的惩罚。吴文前说:“遵守着祖训族规,占里人从不敢忘本,兢兢业业直到今天。”
有史可闻,有史可循,有史可承续,在学者们看来,这大抵便是命运如此眷顾占里这座小侗寨的缘由。
第四维度:“神”
此处的“神”无关乎宗教,而是由某种仪式感生出的集体无意识的表象,即用于维持共同体生活的文化产品。从这一层面去理解,村落之神指的就是人们基于祖先、文化、天地而做的超越眼前功利的活动。
于黔东南而言,树可以成为“神”。村寨散落在绵延数百里的山脉中,任何一个村寨,古树参天,举目望去,漫山遍野苍翠欲滴,至今保持着原始的生态环境。是先有树,这里的先民才选此作为繁衍生息的地方? 还是先有村庄,后栽上这棵护寨树? 谁也无法回答,但树早已是黔东南人民心中的灵魂,生活中的精神支柱。
“岜沙”,苗语中的意思是草木繁多的地方。岜沙人说:“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岜沙青年滚水格说,如此安然自得的生活,主要是得益于祖先选准的这块宝地,尤其是这片生于斯、养于斯的森林的荫庇。于是,岜沙人保存着古老的习俗——“人树合一”,生一个孩子种一棵树,让孩子与树同长。人死后,砍下出生时种下的那棵树,为其做棺木,并在其墓穴上种上一棵树,不留坟墓和墓碑,以此表示先人与树同在。
在清水江边的锦屏文斗寨也是有着许许多多与树有关的故事。刚进寨门,便看到大大小小的一片石碑林。其中一块立于乾隆三十八年的“六禁碑”,把远古朴素的护树之风道来:“禁不俱(拘) 远近杉木,大小树木,不许任人小儿砍削,罚银十两。”大山深处的苗寨,200多年前就有了环保意识。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
无论是岜沙苗寨、文斗苗寨或是散落在黔东南山川的其他村寨,人民对树的崇拜就是一种特殊的生命法则,就是这里的人崇尚自然、崇尚生命的理念。在这一观念基础上,苗侗人民鲜明的环境伦理思想应运而生。他们认定,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也必然是和谐相处的关系。
学者唐孝祥说,村民们基于共同的地域文化而对某种物件感戴,这是村落凝聚精气神的内在纽带。正是因有这些饱满生动的精气神,民居才成了可以滋养人一生的活态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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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的建筑诗
【吊脚楼】
苗族多居于高寒山区,山高坡陡,平整、开挖地基极不容易,加上天气阴雨多变,潮湿多雾,砖屋底层地气很重,不宜起居。因而,苗族历来依山傍水,构筑一种通风性能好的干爽的木楼,叫“吊脚楼”。楼上住人,楼下架空,被现代建筑学家认为是最佳的生态建筑形式。
吊脚楼源于干栏式建筑,低的有七八米,高的有十三四米,占地十二三个平方米。屋顶除少数用杉木皮盖之外,大多盖青瓦,平顺严密,大方整齐。苗寨吊脚楼,飞檐翘角,三面有走廊,悬出木质栏杆,栏杆上雕有万字格、喜字格、亚字格等图案。悬柱有八棱形和四方形,下端常刻有绣球和金瓜等装饰。建造的时候,后半部分建于倾斜度在30o~70o的斜坡陡坎上,前半部分以木柱支撑,形成吊脚柱,故称为“吊脚楼”。吊脚楼金瓜梁方、斗拱支柱、杉木开糟、穿榫合接而成,不用一钉一铆,衔接无隙,丝毫不差,结构严密坚固,经风霜,历雨露,百年不倒,现仍是山区苗族人民的主要建筑。
【鼓楼】
侗族居住的村寨大的有近千户,小寨有数十家。侗寨大多依山傍水,村寨边有参天古树,名曰“护寨树”。侗族鼓楼是建筑于侗族村寨中的一种集楼、阁、亭于一体,形状与一株站立的杉树相似的攒尖顶、宝塔型、密檐式木结构建筑,外观造型结构主要分为“四檐四角”、“六檐六角”、“八檐八角”,形成四面流水、六面流水、八面流水,或一二层四面流水,其余各层呈八面、六面流水的格局。少则三五层,多则17层。鼓楼全部间架结构以木榫、木栓穿合连接,不用一钉一铆。在汉族文献中,最迟的在明代,就有了对鼓楼的记载。明人邝露在其著作 《赤雅》 中,就对鼓楼进行过描述:侗人“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百尺,烧五色瓦覆之,望之若锦鳞矣。”
有侗寨必有鼓楼,有鼓楼必定是侗寨。鼓楼是侗族村寨或族姓的标志,是休息娱乐的场所,是接待宾客、举行文化活动的中心,是讲授民族历史、传唱民族歌谣的课堂。鼓楼内设有火塘,通常不断烟火。逢年过节,或嘉宾到来,则集此对歌,谈笑风生,大小事情,集此协商处理。鼓楼既是侗族村寨的标志,也是侗族的象征,是侗族文化的象征。
【风雨桥】
风雨桥是修建在村边寨脚溪河流水之上的一种亭阁式长廊形状桥梁,分大、中、小各种造型。小型风雨桥古拙恬淡,以朴实简易为美;中型风雨桥结构复杂、装饰多样,以精巧独具匠心见称;大型风雨桥气势恢宏,庄严雄浑,远观如长虹跨涧,近瞧似城楼矗立。
侗族著名的风雨桥有广西三江的程阳桥、黎平县的地坪风雨桥。如果说鼓楼是侗族的“艺术之塔”,花桥就是侗族的“艺术长廊”,是侗乡交相辉映的姊妹建筑。《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曾评出全球“十大不可思议桥梁”,黔东南州侗乡风雨桥与我国的杭州湾大桥、韩国的半坡大桥、法国的米卢大桥、新加坡的哈德森波纹桥、英国的翻滚桥和千年桥、巴西的奥利维尔大桥、德国的马格德堡桥、意大利的旧桥一起获此殊荣。
黔东南侗乡风雨桥又称花桥,由桥、塔、亭组成,结构严谨,雕龙画凤,独具特色,桥身不用一钉一铆,全以木材凿榫衔接,是侗族桥梁建筑艺术的结晶,被称为我国少数民族建筑的奇葩,极具旅游和人文价值,与侗族大歌、鼓楼并称为“侗族三宝”。
【寨门】
侗族村寨的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是寨门,称得上是一个小型建筑。
寨门一般为“干栏式”木质结构建筑,有两层也有一层的。两层的寨门,第一层为进出寨的过道,第二层有楼板可堆放柴草、农具。
寨门修建的大小和多少一般根据寨子的大小或通道的多寡而定。有的寨子分前、左、右三个寨门,有的寨子有前、后、左、右四个寨门。寨门的外观大同小异,但建造的风格多样:有朴实简易小巧的,也有装饰精美较高大的。顶部大部分为歇山式,也有歇山式与攒尖顶式相结合的。寨门不仅仅只是界标,而且是侗寨之间集体“喂嘿”迎来送往时必经的礼仪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