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伤心往事，中国受害者卓天妹潸然泪下。2015年9月18日摄于上海师范大学。 朱伟辉 澎湃资料

在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47个项目中，中国于去年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同时申报的“慰安妇”档案却落选了。

“还存有希望，只要持之以恒，终有一天会申遗成功。”10月13日，“慰安妇”档案申遗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就申请经过、落选原因与后续工作接受澎湃新闻专访，“这个事还没有结束，现在还有幸存者。”

10月4日到6日，2015年“世界记忆名录”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封闭评审，苏智良作为随团专家和观察员身份参会。他回忆：“在会场外，中国代表团坐在会场外面的大沙发上，日本代表团坐在离我们几十米的角落里，双方都很紧张。只要是东亚人的脸，都被挡在门外。”

申请项目由14名联合国的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来审定。

落选最大原因：日方干扰

“日方不断阻扰，可谓‘不择手段’。”对于慰安妇档案申遗落选，苏智良认为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日方干预。去年中国外交部于6月10日表示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次日日本官房长官就明确要求中国撤回申报。

苏智良说，在这之后日方的干扰也从未平息。比如日方以“申遗资料中有些只是复制品、有些原本保存在日本、部分照片可能伪造”为由要求中国全面公布资料，并曾试探派遣日方资料鉴定专家前往“协助”。“材料我们本就全部公开，没有义务再向日方公布什么；他们要协助调查什么呢？教科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则上也没有这一条。”

日本军医麻生彻男所摄照片《杨家宅慰安所木屋》

而日方口中“只是复制品、原件在日本”的是由日本军医麻生彻男所摄照片《杨家宅慰安所木屋》。1937年秋，麻生彻男加入日本上海派遣军，登陆上海，奉兵站之命，协助建立杨家宅慰安所、江湾慰安所等，并拍摄了这些照片。上个世纪90年代初，麻生彻男在日本多次以自费印刷出版的形式向媒体披露这一事实，并将战时日记书信与照片等最后结集为《从上海到上海》，由日本石风社于1993年出版。

而根据麻生彻男的记述，苏智良等人对他提及的上海日军慰安所遗址进行了长期调查，确认了这些慰安所的存在，并在杨家宅慰安所遗址寻找到许多日式清酒瓶、日式烤火盆等遗留实物，寻访到史留留、沈美娣等历史见证人，从而印证了麻生彻男记录的真实性。而且，确认了被日军和麻生彻男称之为“杨家宅”的慰安所，其地址并不在杨家宅，而是在杨家宅北侧的东沈家宅。

苏智良告诉澎湃新闻，他还特意将《从上海到上海》带去阿布扎比，以备答辩之需。“我们通过调查寻找新的证据，把事实固定下来，这恰恰符合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日方的说法绝对没道理。”

此外，苏智良提及日本相关部门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咨询委员会的14名专家“做了工作”。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有官员承认，有的国际咨询委员对日本的干预表示厌恶。

“他们（指日方）还派人以各种民间的身份到巴黎去无理取闹，递交了很多材料，说中国有种族歧视。然后递交了很多材料说‘慰安妇’是妓女，再一次侮辱这些受害者。”苏智良说，“他们就想造成‘中国是个有问题的国家’的舆论”。

中国申报完全符合原则

10月10日凌晨，苏智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看到了“慰安妇”档案申遗落选的结果。在阿布扎布评审会的公开会议上，主席还曾宣布88项申请中，“49项通过、5项临时列入”，但最终公布的只有47项了，“或许就有‘慰安妇’档案这项”，苏智良说，“中间这三天等待也让人忐忑。我本来就估计到申遗会有曲折，但还是有点遗憾。”

其实，“慰安妇”档案申遗从2013年9月就提出思路，到去年3月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申遗的档案主要由中央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提供，最后筛选出名录共三十多件，时间从1938年到1945年不等。这些历史档案主要有日军生成的档案、记录“奉日军之命”兴建慰安所的伪政权档案、上海租界的材料及日本战犯的供词。

“铁证如山。”苏智良说，尤其吉林省发掘的关东宪兵队档案，为当年关东军所记，用日文详细记录日军慰安所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慰安妇是被强迫的。”还有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日本战犯口供，苏智良表示这些战犯被释放回国后没有翻案。“他们后来在日本出书，也亲口承认了在中国侵略的事实。这些非常重要。”

“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中国的答复是，中国这一项目完全符合申报的原则。”

中韩有望合作，2016年再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日表示，中方将认真考虑和研究教科文组织对“慰安妇”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意见：除中方外，还有其他国家也是“慰安妇”问题的受害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咨询委员会根据世界记忆名录申报指南的有关规定，鼓励有关国家联合申报，并将于2017年举行的下届会议上对该项申报进行评审。

日本时事通信社则于10月12日报道，尽管中国申报的“慰安妇”档案落选“世界记忆名录”，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暗示中韩两国联合申报，并在2017年举行的下届会议上再次申遗。

苏智良向澎湃新闻透露，“世界记忆名录”早就有两国合报的先例，而且申报难度反而会降低。“教科文组织国际咨询委员会鼓励有关国家联合申报，其实就是中国和韩国。这是明确的意见。所以也不能说我们这次是完败，留了一个余地。”

其实，早在去年2月，在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和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亚洲“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上，中韩两国首次共同发起“慰安妇”档案申遗呼吁。苏智良认为，中韩联合申报，能提供更充足的证据，申遗成功的几率更大。

在2014年6月召开的中韩论坛上，韩国外交部文化外交局局长金东起表示，中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记忆名录，韩方也正向教科文组织申报“慰安妇”档案文献资料，双方可进行合作。苏智良告诉澎湃新闻，此次慰安妇档案申遗落选，韩方已经有积极的回应，未来两国可能以共同提供历史文献为主进行联合申报。

幸存者能否等到日本认罪？

韩国的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姜日出。 朱伟辉 澎湃资料

今年9月18日，来自韩国的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姜日出与来自中国海南的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卓天妹来到上海师范大学。在苏智良看来，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邀请到韩国和中国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当时有记者告诉卓天妹，日本在否认慰安妇的历史，她气得发抖。我夫人陈丽菲教授就制止记者了，怕老人禁不起刺激。”

苏智良说，当年的“慰安妇”，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存20人。“山西的张先兔病危了。昨天我们还给她的儿女汇了五千元，希望改善她的医疗和生活条件。最后的时刻……不知道能不能等到。”苏智良不想让这些幸存者知道申遗落选的事，“都是九十岁高龄了。”

苏智良表示：“日本在给自己做陷阱，把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做的事等同于现在日本政府做的事，没有对历史进行‘切割’。其实没有必要，战争结束七十年了，我们要继往开来。日本的历史学家和公民也会渐渐意识到，今天中国也不是要多少战争赔偿，关键是要你一个态度。不能过去有一个认罪的‘河野谈话’，现在反过来又污蔑这些受害者。”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