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李婷

取材于真人真事的电影《青海湖畔》日前首映。它倾注了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巨大的心血，93岁高龄的她亲自赶赴青藏高原完成了实地拍摄。因为劳累过度，秦怡一度身体不适，至今左脚仍行动不便，但她没有因此歇下来，而是马不停蹄地在酝酿下一个剧本。她说，这是一个装在心里一辈子的故事：有关抗战中的育婴堂，有关她失散多年的4个姐妹，也有她和丈夫金焰现实生活的影子。

“总感觉有事情没做完，不敢睡午觉”

记者昨天前往秦怡家中拜访时，她正埋头看着报纸，这是她除了外出拍戏日子以外每天的必修课。2014年秋，秦怡要以92岁的年纪赴青藏高原取景拍戏，当时电影界为之捏了一把汗。“《青海湖畔》写的就是青藏高原上的事情，有人劝我在上海的棚里搭个布景，也就拍了。我想这不行，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艺术创作，就得亲自上高原走一回。”秦怡说，她已经有80多年的戏龄了，总想再为中国电影做些什么。“现在的影片，风花雪月的多，追求内心世界的不多。电影是最能反映现实的艺术作品，拍电影就是在写历史。这几年，我们都在谈论正能量。我在那些角色身上看到了美好，这是我们需要的。”秦怡说，事实上，在拍这部戏时，自己没有明显的高原反应。有一回拍爬雪山的戏，到了山顶，导演怕她累着，让喘口气。她就势假装喘了喘来宽慰导演。对于拍摄过程的艰苦，秦怡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

现在，秦怡每天的生活很充实，除了晚上不到8个小时的睡眠，其余时间总是在忙着，甚至连午觉也舍不得睡。“我总感觉有事情没做完，不敢睡。”秦怡说，一直以来，总有件事横亘在心里，希望有一天能拍成电影：秦怡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母亲生了9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因为生活贫困，有4个姐妹刚出生便被送进了育婴堂。“要是她们没被送走该多好，我们年龄差不多，没事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秦怡感叹，她也曾试图去打听四姐妹的下落，但毫无线索。

想拍抗战中老百姓的故事

“我想为我的姐妹们写个故事。”秦怡说，1961年她就写过一个剧本，叫《小修女》，是关于旧时代育婴堂的故事，但这个剧本最终找不到了。如今，她想重新开始创作。秦怡认为，很多时候，个人的命运是跟国家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把这个故事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中。丈夫金焰的一段亲身经历给了她启示，那是上世纪30年代，日军即将占领上海，许多人迫于形势举家向内地搬迁，但金焰尚有片约在身，因付不起高昂的违约金，只能选择留下。不久，日军找上门来，要求他为日本人拍摄电影。金焰参加过左翼戏剧家联盟，拍摄的《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黄金时代》《母性之光》《大路》等影片都是反抗侵略与压迫的，他哪里肯就范，当场便拒绝了。日本人很恼火，开始对金焰进行监视，情况日益紧急。朋友吴永刚帮忙想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先让友人用自己名义买了两张船票，临走那天，金焰、王人美和一大帮朋友假装送行，在轮船起航前，金焰、王人美和朋友们迅速掉包，两人趁乱搭乘邮轮离沪赴港。

“当时金焰什么行李也没带，但总算逃过一劫。”在秦怡最新的剧本构思中，她就打算聚焦一对革命者夫妻，他们因被日军追捕，不得已将两个孩子寄存在邻居家，而邻居因生活难以为继，最终将孩子送进了育婴堂……“关于抗战，现在拍了很多大戏，但抗日战争中老百姓的故事，却不多见，我要把他们的挣扎和家国情怀写出来。”秦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