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陆纾文
周末午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内的一条狭窄街道上,一名女孩倚靠着老旧的楼梯,拨通了手中的电话:“喂?你知道那个总有一条狗在门口打盹儿的小店吧?对!就是它。我就在这里。”很快,女孩的同伴找到了她,两人说笑着朝大路走去。
仅凭如此“贫乏”的信息,就能让对方清楚自己的位置,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在贝鲁特,上百年来人们就是这样生活与交流的。
用十年时间绘制“地标地图”
如果你在贝鲁特打听一个地方,那得到的回答一定是某处地标建筑,或是某个环境细节。你要去的地方或许有确切的路名和门牌号,但它们无法提供实际帮助,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第一次上朋友家拜访,还是去某个公司面试,都只依赖地标。
地标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从一条狗、一棵树、一幅海报,到突兀醒目的办公楼或人头涌动的小吃店,甚至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在贝鲁特有一条被官方命名为巴尔贝克的大街,但几乎所有人都称之为科莫多尔,因为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科莫多尔电影院——尽管大多数人都已经记不清它的样子。若干年前,这个城市的一家设计公司突发奇想,将人们口口相传的地标以ABCD进行评级:A代表Alive(活着的),意指高楼、路灯等可能长期留存的地标;D代表Dead(消逝的),暗指树木、海报等可能随时被清除的标记。
事实上,现代化的贝鲁特街区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规划,而人们早已习惯的定位方式却延续了数百年。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现象:市面上发行的地图当地人不用,而当地人共享的地标却不在地图上体现,给初来乍到者造成不小的困惑。
2005年,当成长在伦敦的黎巴嫩人巴希·古布里尔重新回到贝鲁特时,他发现要顺利抵达目的地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古布里尔用了长达十年的时间收集地标信息,绘制出全新的“贝鲁特地图”。
古布里尔介绍说,每到一个新的地区,他总是先走访市政办公室,因为那里的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自己辖区的所有地标。随后,他穿行于交错的巷子间,向便利店老板和周边居民求证路标的准确性。在完成了前期的信息搜集工作后,古布里尔将手中的资料递交到扎瓦里布地图出版公司。“扎瓦里布”是阿拉伯语,意为“狭窄的巷子”,黎巴嫩书店所售的那些“个性”地图,比如“贝鲁特非政府组织分布图”、“贝鲁特私营公交车地图”,绝大部分由该公司出版。
地标定位符合思维逻辑
事实上,用地标定位的做法并非贝鲁特人的“专长”,在印度孟买、沙特麦地那,甚至中国北京,都或多或少有着贝鲁特的“影子”。谷歌地图或许是将地标纳入传统地图的一个典型案例,而这一做法的灵感,恰恰来自他们的印度团队。
亚丁·潘迪亚是一名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工作的建筑师,他用“高度社会化和可视化”来概括当地人的定位方式。“在这里,同一个地方常常有着不同的路名和门牌号,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使用一些极具创造性,甚至文学性的路标定位,比如‘橡树街’。”潘迪亚说。
而在孟买居民普利希·品图看来,印度游客偏好结队出国游的习惯,也与当地人的指路方式有着密切关联。“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人际交流而不是地图来认路,当我们到达一个习惯不同的国家时,常常手足无措,因此更倾向于结伴而行。”品图说。
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在行走的过程中,不同人的行为方法不尽相同:方向感比较好的人倾向走最近的路,即便要途经曲折的巷子和不熟悉的路段;方向感较差的人则更喜欢在开阔地带走最直的路。但是,当需要为自己定位时,无论你的方向感如何,都会首先关注周边地标。因此,用地标来指路的做法之所以有着古老的传统,甚至在某些地区一直沿用至今,只因它符合人类的思维逻辑。
“对外来者而言,这些城市或许乱成一团,”麦地那城市规划工作者萨拉·艾思拜说,“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比如在麦地那,商业区和住宅区泾渭分明,广场和商务楼都以各自的作用命名。只要你愿意去观察和发现,融入当地人的指路习惯就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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