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记者 王磊 许旸 邵岭
日前,上海为一批上海的青年评论家举行了一场研讨会。研讨会被到场前辈喻为年青一代评论家的“成人礼”。
无独有偶,从去年开始,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举办的“上海文艺评论双月座谈会”,不仅集结了一批著名评论家,也吸引了一些年轻文艺评论家。这些平台和机制,都为青年文艺评论家的学术研究和观点阐述,进入评论界提供了渠道,让年轻评论家有更多机会与作者、受众对话,与资深评论家交流。
与此同时,凭借鲜明的学术风格和鲜活的语言,青年评论家也为当下的文艺批评队伍带来新的血液。现在,在上海,青年一代文艺评论家已经成为音乐、影视、艺术等领域中不可忽视的评论力量。
我们的文艺批评不能在圈子里做游戏
毋庸置疑,当下从事文艺批评的人,大多从学院出来或仍扎根学院。诸多媒体报刊、网络平台都相应开设了批评专页版面或栏目。那么,今天的困境在哪里?
在知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教授看来,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所谓‘学院’批评,难以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也就无从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陈思和在今年初出版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序言中发问: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激剧变化,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
郜元宝则用“退缩”来形容“学院派”批评与当下中国文学现场的脱离。他分析,以高校为主的评论资源长处是学术性、权威性、历史和理论研究的深度。但短板也很明显,“很多高校培养的评论人才,那一套学术话语在学术会议上发言或许适用,但如何公布于众、与媒体交流、与艺术家交流,就需要脱下学术外衣,进入文学艺术现场。”郜元宝指出,那种“面目单一而乏味”的文风很好辨认,比如自缚于某套西方理论、翻译腔、夹生语言等。“批评要让人看得懂。”郜元宝说,“这十多年我们已经看惯了格式完备、架势十足但多半装腔作势、左顾右盼、文笔板滞、观点模糊、平庸怯懦、不知所云甚至谬论公行的‘学院派’文学批评。徒然操演和卖弄概念术语,不能持此有效地分析文学实情,这样的评论要不得。”
对此,几位年轻评论家回望来时的路,并不讳言曾经的不足。黄德海觉察到,一味硬套精致的理论框架只会带来批评与作品之间顾此失彼,“美学与文学理论并不是要指导创作,也不是仅仅为了提供理论支撑。”后来黄德海索性“白手不持寸铁”,与作品素面相对,从作品本身发现其个性。他的《若将飞而未翔》《个人底本》两本批评文集,可看作“不退缩”的尝试——评韩少功《日夜书》、金宇澄《繁花》等小说,都绝非依赖某一套现成理论轻易下判断。
金理坦言,他在文学评论写作早期,也借鉴模仿了当时盛行的文化研究路数,但结果发现有的文章写得有点“不伦不类”,并自问“当我们开始接受那些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方法并以此图解生活时,到底有多少实感可供依托?”张定浩干脆举出“挥舞刀叉餐具狂”的辛辣比喻,以“用齐泽克来搅拌余华,用德勒兹来剖析孙甘露,用萨义德来盛放《小团圆》”的现象,讽刺“学院派”变形异化后的傲慢与懒惰,“看似在探讨食物,却不知是否的确有益于对我们对食物的了解”。
打通自身知识结构,才能保持超出才气的自我警醒
在知名文学评论家程德培看来,年轻评论家需要的是一种透明的批评,而不是那种使艺术作品黯然失色,累赘不堪的实用主义解读。“我并不认为批评要很高深,但也不否认批评应具有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掰开来讲,就是“那种执著而不带偏见,随时准备孤身独立、好奇、热忱、怀疑的意志”。
这一批受益于学术训练的青年评论家优秀代表,在下笔前已高悬警钟,对自己提出了忠告。当然,“学院派”的滋养并不必抹煞。郜元宝一再强调,否认学术训练有失偏颇,但这里有个关键的转码阶段——评论者能否基于学术积累和多学科素养融会贯通、重建与现实沟通对话的能力?
金理“半是无奈半是欣慰”地发现,“已有的学术经历与训练,正是我进入新领域的钥匙。”他指出,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其实是两码事,前者当然也需要广博学识、深厚学理,但更需要一种初出茅庐的勇气、新鲜的感受力,以及随时更新的问题意识。他谈到,如果说,文学史研究要么是占据高处,河流九曲十八弯尽收眼底,要么在岸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捡拾退潮后留下的时代“遗物”,带回实验室做定量定性分析;文学批评的工作方式,则是将自己化作置身于此河段中的石头,“在水里研究水”,感同身受水流的实感。
黄平用情感色彩更浓烈的词“缠斗”来描述这种在场感,他认为,密切地在历史现场“缠斗”,不学术,甚至满身污泥,都是为了保持并不断激活对当代生活踊跃发言的热情。这也就不难理解,与大多数“学院派”不同,这批年轻人时刻紧贴文学现场,视野广阔,涉猎电影、电视、大众文化等领域。比如黄平直面热点,批评视角深入80后畅销作家、热映大片等现象,持续关注春晚这台充溢文本符号的集成,从中反观社会文化生产的奥秘,发出自己的独到声音。金理密切关注同龄年轻作家,并主持组织了多场主题读书交流会。
脱下傲慢与退缩后,文学评论家不再缺席,而是与文学现场气息相通。而这正是前辈评论家寄希望于后来者能长期葆有的。郜元宝直言,这批年轻人善于将文学创作置于广阔文化背景下,文学史地图很清晰,“但千万不能因为陷入繁重批评任务、愈来愈专业化后,减弱了最可贵的那份敏锐与激情。别忘了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我、忠实于文学。”
21年前,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下,陈思和、王晓明策划主编“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推出了张新颖、郜元宝、王彬彬、罗岗等一批具有独立精神和风格的青年评论家。如今,新一代“火凤凰”茁壮起来,陈思和认为,年轻评论家要寻找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和标准。评论家的任务不是教育创作者,而是从中找到那些值得赞美、值得发扬下去的闪光点。“文学需要给以理性阐释而不是随意起哄,这样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
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谈到,整个文学生态环境中,评论家站在吞吐和咀嚼他人文字的“食物链”上层,但首先要做到的是吞吐和咀嚼自己,对自身有警觉和批评的内在态度。“对青年评论家而言,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文学文本,更是这个时代丰盛复杂的经验,并在此之间寻求建立发言空间和发言的价值。青年评论家有锐气、有才气固然重要,但同时一定要保持对自我的警觉,避免偏颇、草率断言。”
李伟长 生于1980年,上海市作家协会创联室
“如果要举例描述80后文学的独特性,我想应该就是周嘉宁小说这个样子,无限向内,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秘密和体验,用个人手记的方式呈现出来,不掩饰,不遮盖,坦诚面对过往,真实地袒露自己。在书写80后女性幽深而隐秘的内心世界这一点,同代的女作家没人比周嘉宁做得更加出色的了。”
参与策划思南读书会,著有书评集《年轻时遇见一些作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评价:比起严肃的学院化“圈子”,李伟长似乎更热衷也更享受平民化“圈子”,并且有一套与此相配套的批评语体和修辞。他的行文散慢随性而又风趣睿智,于嬉笑怒骂之中透露出独特的思维闪光。
罗萌 生于1984年,上海交通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后
“这些年,吴宇森的妇孺气越来越重,变得兜兜转转婆婆妈妈,相比之下,徐老怪似乎是保持了男儿本色,挺起硬汉心肠走到底。忠于荷尔蒙,显然是《智取威虎山》赢得好感的一大原因。不过,同荷尔蒙并驾齐驱的是老怪的乖巧和狡猾。他非但不添油加醋自找麻烦,还见缝插针地向观众发送彩蛋。”
写影评致力于“用学术腔唱出好听的歌”,能用学院派眼光写流传于江湖的影评。作品包括:《江湖拆伙》《硅谷有座威虎山?》
学者毛尖点评罗萌:她同时受惠于江湖和学院,但江湖和学院都没有构成她的压力,她可以学院派地重口,也可以江湖腔地理论,所谓能文能武老少通吃也。
伍维曦 生于1979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文学博士
“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人们所能记起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只有周云蓬的《中国孩子》,而学院派作曲家却还存在的话(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成了《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词典》第三版的条目),那难道不是一种让人失落的悲哀与无言以对的心痛么?”
主张立足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结合当下社会实际,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和借鉴西方经典音乐的遗产。作品包括:《漫议西方传统音乐的“文化附加值”》《思无邪而近于勇的马勒:评杜达梅尔与洛杉矶爱乐访沪首场演出》。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这样评价他:有丰富的视野,关心在中国音乐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关心中国音乐怎么在西方音乐影响中寻找自我。这是他跟其他只关注一两个研究课题的同行很不一样的地方。
张定浩 生于1976年,评论家
“王安忆曾把写作比喻成刺绣,加之早年间对顾绣的留意,积累到一个恰当的时机,便有了《天香》。写作本身成为小说的主题,是20世纪以来的一个趋向。“在小说的最后时刻,活跃着那些小说家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试着把罗兰·巴特的这句话移到王安忆身上:在《天香》的最后时刻活跃着的,也正是小说家自己的命运。”
著有《孟子选读》、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文论集《倾盖集》《批评的准备》,曾获2013青年批评家年度表现奖。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评价:无论是揭示80后说法所掩盖的简单事实,还是不满文学批评本身的荒疏草率,都显出典型的定浩式机智和对文学与生活的忠诚。
黄德海 生于1977年,评论家
“一部长篇里并置的宽厚目光和冷峻判断,让《日夜书》一直保持着一种非此非彼的道德和智性立场,作者仿佛刻意取消了对世界的任何确信,透过小说,我们几乎难以把捉韩少功的固定视点,只看到他那狡黠的浅笑。而在小说和作者之外,这本极力避免意义溢出的小说里的时代和生活,早就悄悄蔓延了出来,文字之外的日与夜,仍在交替。”
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著有书评随笔集《个人底本》、文学评论集《若将飞而未翔》等,译有《小胡椒成长记》。
《上海文化》主编吴亮评价称:黄德海的风格温婉,娓娓道来,逻辑缜密立论谨慎,方法论更倾心于深邃的古典遗产乃至走向一种接近保守主义的内在犀利,精神触及面广阔。
黄平 生于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郭敬明《小时代》系列中,大学同一宿舍的4个女孩子,过着超现实主义的校园生活,享受着“流星花园”式的爱情,男友们各方面都类似日本动漫美少年。她们或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几乎完全被资本所赋形,小说中充斥着无数的“时尚品牌”,诚如主人公顾里所表示的,“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虚弱的幌子”。”
著有《大时代与小时代》《“80后”写作与中国梦》《贾平凹小说论稿》等。曾获第四届唐弢文学奖,2011年度上海市“晨光学者”。
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评价称:黄平文字“有一种神气清朗毫不畏缩的理性精神,一种在戏谑中找到批评主体立足点的自信”。
金理 生于1981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莫言在“学习时代”曾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视作“两座灼热的高炉”;等功成名就后,他表示已能和大江健三郎、帕慕克、阿摩司·奥兹、马丁·瓦尔泽进行平等对话。莫言获诺奖尤其提醒他的后辈:一方面自然应该“取法乎上”,人类一切伟大的文学传统都是值得我们汲取的资源;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有意识地建立一个同时代的、世界文学的视野,国外的同龄作家,理应是我们平等的对话者。”
著有《一眼集》《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等。获上海2014年度“社科新人”。《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评价说:金理的批评文字,建立在较深厚文学背景和文学史实的考察之中,视域总是有宏阔感,贯穿着理论感和现实感的统一,显示了扎实学术素养和批评热情。
项静 生于1981年,文学博士
“《耶路撒冷》是徐则臣的一次正面回应,回应的方式不是去结构宏大叙事,而是直面和重述70后一代的个人历史和精神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轻而易举地绕过了时下大部分小说都会浓墨重彩的经济困境,让他们直面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或者信仰问题,这种抽空式的方式,让人感叹作家得需要多大的冒险精神,方敢如此下笔。背着火跑的写作安全而讨巧,正面扑火的写法危险而吃力。”
著有评论集《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肚腹中的旅行者》,曾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
上海大学教授蔡翔评价称:项静热爱文学,也有文学天赋,对文本有一种妥帖的直觉。经过跨学科学术训练后,她的文学批评具有了更加开阔的理论与历史视野。她在感性行文的基础上,又添了一份严谨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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