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米力
中医与西医的恩恩怨怨，实则如克里希那穆提在《论关系》中说到的：关系就是一个不断修筑防御他人之墙的过程。中西医之间这堵墙的修筑历史完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久远，代表着“科学”的“西医”，首先不等同于地理学意义上的西方，其次也不是指文艺复兴，乃至19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回溯19世纪以前的世界医学，互相影响，相邻传播的医学观在中国医学、印度医学、伊斯兰医学、犹太医学、欧洲医学等表述中互为印证，几乎没有水火不容的局面。进入19世纪，病菌的发现推动了实验室研究模式、麻醉术的发明为外科学铺平了坦途、临床教育推广了医学的专门化和普及化、工业革命引起了政府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医学只是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但医学也是欧洲向非西方文明国家传递价值观的最佳利器。
医学文化史专家高晞博士曾出版一部研究著作，关于晚清来华医学传教士德贞医生。[i]英国人德贞在北京从教行医37年，亲历并推动了晚清医学现代化的进程。其中尤值一提的是，由德贞翻译编撰的《全体通考》于1886年由同文馆正式出版。《全体通考》的底本是风靡西方医学界的解剖学经典教材《格式解剖学》（Gray’sAnatomy）。“全体”是“解剖学”在当时的一种译法，在《全体通考》出版之前，医学传教士亦有出版其他解剖学方面的译介之作，如《全体新论》。但德贞的《全体通考》所具有的特别意义，一来在于他忠诚于《格式解剖学》这个底本，二来源自德贞自身的态度，他并没有处在高高在上的新学指导者的立场，而是在翻译过程中费劲心思，希望译文尽可能取自于中国传统医学和知识体系，使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接受、理解。
民国时期所出现的大量新词、外来词和生造词，似乎成为一种时髦，知识话语权的争夺从通行于媒体的用词即可反应出来。然而处于晚清时期的德贞却是极力避免出现“外国腔”的，为此，他建议翻译医学著作的人必须熟读中国医书，了解中医学才行。他甚至担心译者也会受到方言的影响，影响准确度。尊重“华邦医道”的德贞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中医长达2000多年的积累，对身体结构和疾病分类早已形成自有的认知体系和解释方式，面临新知识，丰沛的词汇库却屡屡不能胜任，医学名词的翻译成为西医著作在中国推行的重大难题之一。
时至今日，西医教科书上的专有名词不会引起医学生们的太多思考，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与中医的传统表述并未有太多的隔墙之感，在这些标准化译名诞生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中西文化相争相融的起伏跌宕，早已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正如德贞用医术征服了那几位保守的清廷重臣，恰恰是因为这位英国医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尊重，对医学精益求精的职业化精神，才推倒了隔绝在两个文化间的猜疑、鄙夷、排挤之墙。
德贞固然完全没有解决中西医融合的问题，这并非他的历史使命，但德贞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共生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的，没有一个文化有资格凌驾于他人之上。
（作者为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博士生，本文受高晞博士著作受益良多，表示感谢）
友情链接 |
|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 上海静安 | 上海秀群 |
微博加关注
微信扫一扫
文汇报官方微信
汇拍微信
汇玩微信
汇吃微信
汇演微信
文汇讲堂
上海跑步者
下载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