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记忆 一路相伴“汇帮忙”因你们而精彩
■本报记者 何易
随着2015年的朝阳升起,“汇帮忙”一岁了。还记得2014年春天的一次部务会,闵行区教师志愿者在云南支教征集到的孩子们的童心愿,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纳西族少年赵瑜梦想成为一名潜艇艇长,他大大的眼睛里闪动着对海洋的向往;(图7)
纳西族女孩罗伊冉、藏族女孩杜吉央宗都想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图5)
独自照顾读初中的妹妹和读小学的弟弟的杨英芳,闭口不谈自己即将放弃上大学的梦想,只说弟弟想要一双球鞋,一个属于自己的足球。(图1)
……
“童心愿”发布到第3个,参与者的热情令我们感到震撼,萌生了“众筹公益”的想法。
众筹的概念诞生于互联网金融,指通过互联网方式发布筹款项目并募集资金,只要是网友喜欢的项目,都可以通过众筹方式获得项目启动的第一笔资金。这一模式被运用到公益项目中,赋予了更多内涵——出钱、出力、出时间由志愿者自行选择;一个公信平台将参与者凝聚;志愿者亲身参与并全程见证。我们不求有人包办“童心愿”,而是希望通过把“童心愿”拆分成很多环节,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个公益闭环之中。
在文汇报和“文汇汇帮忙”公众号上,我们每天发布一个“童心愿”,邀请有意愿认领的人发私信给我们。“童心愿”一经推出,就立即赢得了众多响应,很多微信粉主动要求参与其中。有人说:“将生命中的感动储存起来,我们会发现自己成为了世上最富有的人。”感谢所有爱孩子的人们,“小帮君”忙得停不下来。
一些热心人,他们很酷地发来“圆心愿”3个字和手机号,“小帮君”正挨个联系,听听他们能提供什么帮助。还有很多“粉丝”附上了个人信息,其中有“普通的小学体育老师”、“有一颗爱孩子的心”的母亲、“没什么特别擅长”的养老院护士、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图书管理员、财务,以及“擅长电脑、捏粘土”的神秘人士等等。一部分“粉丝”也提出了自己能做的事。有人“没什么钱,愿意做志愿者”,有人“没什么时间,只能捐点钱”;还有人自己正带队做志愿服务,提出要与我们的公众平台合作。(图2、图3)
谢凯丽,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正是因为她带领着闵行青椒志愿者们远赴云南山区支教寻访,才能让我们倾听到如此拨动心扉的“童心愿”。
顾霁昀,一位热心的军嫂。每次众筹活动,她都要抢着负担最高的机票费用。江爱武,一名普通的校长,在“小帮君”发布众筹任务的第一时间,就将孩子来上海的机票买掉……
谭燕、李菁、陶黎、聂佳妮、陈兰、卞幸榆、郑凯捷……400多名爱心接力志愿者为我们2014年的汇帮忙“童心愿”公益活动,画出了一道道美丽彩虹。
有人曾说过:“我们之所以会擦肩而过,不是因为无缘,而是我们的生活缺少了感动。”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怀有一颗感动的心,这个社会就不会缺少感动,缺少爱。我们在感动中耳濡目染,接近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灵魂,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好。
2015年,我们将启动更多的圆梦公益行动,并继续拆分心愿,发布到“文汇汇帮忙”,欢迎爱心人士关注文汇汇帮忙【whbhbm】官方微信公众号。
期盼更多人加入2015年“众筹公益”。
最记忆 那些年,我们关注的养老
■本报记者 顾一琼
就在这周,西康路上,一家由小酒店改造而成的养老院正式开张。这里有着167张养老床位,而屋顶花园、社区开放食堂是它的特色。其模式是“公租民营”:产权人将房屋改建为养老院后租赁给政府部门,再通过招标委托第三方运营。区政府全额承担租金和建设费,再向运营方收取一定租金,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建设。
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靠改造宾馆实现了床位“逆袭”,这其中政府还起到了力撑的作用。该项目,记者跟踪了半年,而就在养老院开张当天,“希望更多社会力量能加入养老事业”的呼声不绝于耳。
今年上半年,记者前后调查采访了一组关于上海养老现状的稿子,有医院自建养老院的探索,有二级医院转型养老院的探索;有改造小宾馆挤出床位的探索,还有二级医院增设护理院的探索。面对这些奔忙于养老服务的人们,记者还是捕捉到了他们眼角一闪而过的无奈。
“除了政府外,现在热衷养老的社会力量无非两种:一是有商业利益可图者,二就是事关切身利益者。养老,还是需要有更多开放思维、从容心态的人和力量来加入。”一位受访者这样道出了心里话。
闵行区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杨炜,行医几十年,到了临近退休的岁数,闯进了养老产业。医院办养老,一方面,医院有独特优势,另一方面,源于其医者仁心。但私底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人老了,才会真心关注起自己逃不了、避不开的养老问题”。现在子女远在海外深造,杨炜每年都要利用假期出境探亲,“像我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多了,将来奔不动了,子女又不在身边,找不到合适的安顿之处,想想也挺可怕”。这位慈祥、淡定的长者不免动容。
同样,静安老年医院从业40多年的老院长赖绍融,也是位低调的实干者。二级医院转型涉足养老,面临着理念、政策、规范三道坎。转型肯定痛苦,要动人、动机制,如此“大刀阔斧”下赖绍融直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到这一步不会真心挂念着这个问题,“再不改来不及了”。
更多的追踪采访中,记者看到了搭上“养老顺风车”的种种民办机构,报批时是平民化路线,正式开工立刻就“高大上”起来,比如引入内设门诊等机构以此提高床位费标准等等。而相关监管部门也只能“静候佳音”,因为目前首要的还是“床位指标”。
静安区民政局副局长许俊坦言:养老还是需要新的政策设计、资金筹集,这需要引入更开阔的思维和人才,也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个人各尽所能、各尽其责。
张军,是记者采访过的最年轻的养老事业从业者。留学海外的他,引入先进的国际居家护理康复理念,开办了专业机构,把专业康复师请入老人家中,市场也给出了热烈反响。“养老,有时可能需要大家一起换换思路”,他这样说。
城市化进程,加上家庭格局不断小型化,让曾经“以老为宝”的家庭氛围日渐式微。谁都会有老的一天,就像采访中一位临近退休的院长所说“希望过两年等我要考虑养老时,这已不再是个问题。”
好在,如今在上海,我们看到了各种新力量的探索,尽管微薄但却温暖。比如,静安通过政府贴一点,企业让一点,老人出一点的模式推动专业康复护理员走入更多老人家庭,闵行通过特事特办鼓励专业医院进入养老领域等等。
新一年,希望这样的闪亮点陆续绽放。
最记忆 做得好一点 世界就会进步一点
■本报记者 刘栋
又是365个日子匆匆逝去,又到了年终总结的日子。
回头看看,这一年总得有些个说法。思来想去,似乎自己的这一年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法治。
在很多人眼里,法治是个“高大上”的名词;但在我的工作里,这却是个“大宝天天见”的事儿。先从大事说起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主题、率全国风气之先的上海司法改革……当然,最多的还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各种刑事案件、各种民事案件,一般人可能一辈子都难得去一次的法庭,基本上成了我每天的办公室。
有读者好奇,记者们在法院里听庭,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电视上都播了,法官在审案,记者坐在旁听席上悠然自得。我想说,这些都只是表象,光是旁听席那90度直角的硬板凳,换了谁坐个四五个小时,基本上都要腰酸背疼了。身体上的不适尚能接受,更让人痛苦的是要把法庭上各方的意见全部记录下来,回来还要认真梳理,写稿时更得让控辩双方意见充分表达。
其实,记者的这些苦,与法庭上那些法官、检察官还有律师比起来,可能还真的算不了什么。就在前几个月,我曾连续听了两个持续时间超长的庭审。说出来,恐怕大家都不会陌生,一起是虞英曾汉弗莱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一起是复旦投毒案二审,两个庭审前后持续时间都超过了12个小时。
先说说最近的复旦投毒案二审吧。定了周一开庭,之前一周媒体上就已经热了起来,各种报道像雪片一样。别说一般读者了,连我这种从事多年政法报道的记者都感觉到了信息爆炸带来的窒息感。庭审从9点半开始,先排着队领旁听证,再像到电影院看电影般,按照旁听证上的号码对号入座。
庭审流程嘛,就不多说了,各种报道已经足够充分了。说点庭审背后的小花絮,上午庭审持续了3个小时多,约在12点半左右休庭。此时的法院食堂,基本上只剩些残羹冷炙了。等到记者们排队吃饭时,米饭已经全部打光,食堂师傅便给每个人两个馒头充饥。过了一会儿,记者突然瞄到审判长也来了,此时已经只剩冷菜无主食了。
法庭上严肃威风的审判长,此时又回归了普通人,拿着一盘子菜默默坐在旁边。我身旁的一个女记者见此情景,一边嘴里说着:“作孽啊”,一边将自己盘中的馒头塞给了审判长。此时,我不禁想起了一位法官朋友讲的一个段子:“庭审一开,就像是开弓的箭,不到最后一刻根本停不下来。对法官来说,做好持久战的准备,除了心理,更重要的在于生理。少喝水,就能少上厕所;肚子不舒服,提前准备好纸尿裤。”
当然,需要如此付出的不仅仅是法官,还包括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检察官和律师。都说,司法的目的是为了能公平正义的解决纠纷,可谁又真正知道公正司法背后凝结了多少法律人的付出。想到这里,突然觉得自己这一年的辛劳,似乎并不算什么。正如前不久不幸病逝的上海市高院副院长邹碧华法官所说:“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也不要抱怨,你办好一个案子,可能就能影响到一个家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做的好一点,这个世界就进步一点。”
希望,明年此时,能看到这个世界更多地进步。
谨以此共勉之。
最记忆 见人、见山水、见故园
■本报记者 钱蓓
梅花镇、酿溪村、渔粮滩。回忆2014年采访的故事,想到几个地名。它们是几名流浪者的家乡,远在贵州、湖南、广东。第一次在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听流浪者的故事时,我被这些略有古意和诗情的地名迷住。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接纳城市流浪者的机构,为居无定所的流浪者提供食宿。许多人因为说不出家在哪里,在那一住多年。他们是没有社会关系的人,对这座城市、这个社会而言,等同于不存在。
有些流浪者记得家乡的所在,尽管他们说不出比某省、某市更精确的位置。救助站今年带他们前往某省、某市,去熟悉的环境里唤醒记忆,沿着就地拾得的线索寻摸回家。
寻家的旅程充满巧合、意外和波折,结局之完满出人意料,先后有四名流浪者回到故乡。他们一度断裂的社会关系浮出水面,家乡人的讲述和流浪者的自述,拼凑起完整的故事。从来只有一个名字甚至代号的他们,原来也有过立体的人生、真实的悲喜。
江苏的陈爱美和婆婆吵架,带着3岁的女儿出门寻找丈夫,12年后,她只身出现在救助站;贵州的辛亮在救助站生活了5年,回到她的苗族村寨,丈夫已经娶了另一个妻子;湖南的张江北身体有缺陷,不能从父母那里获得和弟弟同等的关爱,父亲酗酒打人,母亲带着弟弟逃离,张江北于是离家寻母;广东的吕金莲在外10年,记得自己有两个儿子,而她的家人说,吕金莲有3个女儿,两个考上了大学本科,她们都在等母亲回家。(图6)
诡谲离奇的命运,就这样降临到一些人身上,看上去没有遭到反抗、挣扎和控诉。流浪者仿似他们故乡沉默的山水,悄然收纳所有的际遇。他们的生长环境、教育经历、自我意识没有赋予他们表达的意愿、权力和能力,他们的故事永远不会被外面的世界所感知。在这个国家的广袤疆域里,类似的人一定很多。
作为记者,我本该生发更多职业性的思考,比如城市流浪者的安置问题、人的社会化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教育均衡问题……总之,种种体制性问题。但是,对不起,一直以来我们对“体制”谈得太多了,言必称体制的习惯培养了太多职业性的麻木和敷衍,以及——恕我直言——廉价的马后炮式思考。
流浪者的故事给了我单纯的感动,我也只想单纯地复述故事。从新闻操作的角度,这次采访充满缺憾,我没有同流浪者一起回乡,和他们没有直接交流,我的素材来自救助站工作人员的介绍,以及他们拍摄的视频资料、记录的文字档案。因此,写稿的过程几乎是“实录”。
经常关注新闻的读者,可能对救助站并不陌生,它们的前身是收容遣送站。是的,就是2003年“收容”了大学生孙志刚并导致他被殴打致死的机构。孙志刚事件之后,全国的收容机构都改制成了救助管理站。十多年过去,很多人对这个场所仍然怀有复杂的情绪,我也一样。
但是这一年,最打动我的故事发生在那里,见人、见山水、见故园。我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采访。
最记忆 五天不洗澡的海上军演
■本报记者 李上涛
今年5月21日,由中俄两国海军14艘水面舰艇、2艘潜艇组成的强大舰队向东海进发。备受军迷瞩目的俄罗斯光荣级导弹巡洋舰,以及中方最新入役的“中华神盾”驱逐舰悉数参演。作为少数随舰采访的记者,我的另一重身份是名“10周岁”的海军军迷。随“浮动国土”出海演兵的五天四夜,是我从业3年来最难忘的一次采访经历。(图4)
我和一名新华社记者 被安排同住一间军官宿舍。一套上下铺,两张迷你写字台和一个洗手池,构成了“上等舱室”的全部。为给随舰记者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军官们住进了条件更差的舱室。我们的写字台上都摆着“一纸规矩”:舰上通道狭窄,扶梯险陡,请遵守先上后下的原则;不允许一个人去甲板,以防浪大坠海;起床、就餐、热水和熄灯等时间安排也都一一订立了规矩。
军舰里,接收指令靠听广播,每次广播响起时,战士们都会吞下说到一半的话;如果是警报拉响,全舰官兵会按照警报级别和任务进行部署。只要战斗警报拉响,也不知官兵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瞬间就可以各就各位。
每天演习结束后是记者最忙碌的时候。吃过晚饭,记者们匆匆回到舱室整理文字、镜头、声音。东海的夜,星辰布满天际。舰尾直升机甲板上零星的光亮正是记者们和信号博弈的现场。每天,我借用新华社记者的海事卫星传送照片和文稿。海事卫星对方向很敏感,只有对准天空的特定方向才有信号。记者们辗转腾挪,像听保险柜细微的机械声一样,细细辨别那个特定的方向。舰身摇摆,还需不时对方向进行调整。信号不好时,滚动条可以10分钟一动不动。吹一小时的海风,刚洗好的头发又粘在了一起。战士们说,执行任务的时候,十天半个月才能靠岸。不过,这还不算时间最长的,那些参加远海护航任务的官兵,动辄数月到大半年的漂泊,“失联”才是生活中的“正常状态”。
宁波舰是俄制现代Ⅱ型驱逐舰,2006年交付中国海军。相比参加演习的国产新型驱护舰,宁波舰的俄制生活设施较为落后。浴室供应热水的时间很短,不少军官和战士都习惯了冷水澡。因为忙着赶稿,我和新华社记者一连5天都没有洗澡。记不得从哪找来了一个脸盆,我俩每天就用它接水洗头、擦身。开水房位于舰身底部的舱室,靠近军舰的“心脏”,每次接水就像进了桑拿房,闷出一身汗。端着水盆,我还要爬上两段又窄又陡的爬梯,再走很远才能回到宿舍。一个脑袋洗完,满盆皆黑。
尽管条件艰苦,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很不错。聊天中,大家都不止一次提到“百年修得同船渡”这句话。茫茫大海上执行任务,与外界长时间“失联”,“最可爱的人”就是这样常年与风浪作战,守卫祖国海疆。
这些年,记者的报道领域不断拓宽,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14年,我在报社的支持下,用3天时间与反恐尖兵“猎鹰”同吃住,参加了中俄“海上联合—2014”军事演习等等。希望新的一年能拥有更广阔的天地,或坐战机上天,或乘潜艇入海,也许都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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