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前的12月,一座伤城,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苦痛记忆;3年前的冬季,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版《金陵十三钗》上映;今年电视剧版《金陵十三钗》--《四十九日·祭》播出。
电视剧《四十九日·祭》改编自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而这部电视剧的诞生则是导演张黎与严歌苓讨论长达一年的结果。当擅长表现厚重历史和男人戏的张黎遇见以细腻女性情思承载苦难的严歌苓,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于是,一种真实的苦难绝望夹杂着成长的阵痛扑面而来。战火纷飞的背景下,每个人物都有缺陷与不堪,但那里恰是人性之光照进来的地方,而这人性的光亮则成为战争中唯一的救赎与希望。
随着《四十九日·祭》的热播,电视剧也和影片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同。电影中的“外国神父”,变成了张嘉译扮演的不信神的中国神父法比;玉墨也活到了战后,见证了对战犯的审判。导演张黎说,他想告诉观众,“外国的神救不了中国的人”。
有评论认为,电视剧中人物设定和剧情走向的改变,意味着对战争中同胞群像的更多关注,更重要的是电视剧通过“自救”的故事透露出历史观的变化:最终能拯救中国人的只有中国人自己。
将少女的成长与巨大的国家苦难史结合
3年前,电影版《金陵十三钗》早一步走入观众的视野,张艺谋式的浓烈色调放弃了“哀而不伤”的传统审美,一次次激发着观众的痛感,将战争的残酷烘托得分外悲凉。
与所有拥有电影版的电视作品一样,《四十九日·祭》总是难逃与电影版比较的命运。其实,电视剧与电影两种表现形式各有利弊,电视剧作品由于时长的优势,对人物内心的展现与故事的走向拥有更多的铺垫与展示空间,但稍不留神“火候”,故事的矛盾冲击感,也容易被消解在这漫长的铺陈与杂乱的旁枝中。虽然,被扩充到46集的《四十九日·祭》难免有些拖沓,所幸,剧情巧妙地找到了时间这个推进维度,49天中的每一天,南京城环境的改变与幸存者内心的变化,被一帧一帧定格下来,真实感从容地弥漫开来。
与电影、小说不同,在电视剧《四十九日·祭》中,原来的“十三钗”变为“五钗”。电视剧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女学生孟书娟,与名妓赵玉墨之间多了一份情感撕扯--孟书娟的父亲孟繁明因为与赵玉墨相爱,陷入了家庭与爱情的博弈之中,这是典型的电视剧式表达,人物关系的牵扯虽显刻意,却给了剧情更多展开的余地。
由于电影版的先入为主,《四十九日·祭》中由宋佳扮演的玉墨怎么看都少了一份妩媚妖娆,眉间却自有一股坚毅与愁苦,与城破人亡的压抑氛围却也合拍。而孟书娟也从电影中的乖乖女变身为自我意识正在逐渐形成的“拧巴”女孩。秦淮河上的妩媚尤物,为女学生打开了一扇窥探成人世界的大门,也是她们厌恶、害怕却又隐隐渴慕的存在。少女所要面对的不再仅仅是残酷的外部杀戮,还有几多来自心灵内部的挣扎与战役。将少女的成长、性别意识的形成与巨大的国家苦难史结合起来,这是典型的严歌苓式表达。
而剧中,承载历史苦难的恰恰是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在谈到自己最喜爱的一场戏时,张黎与严歌苓都舍弃了大场面,选择了电影中不曾涉及的战犯审判一幕。当幸存下来的玉墨冲进审判现场,因为扰乱法庭被驱逐出去后,她一腔的仇恨:“你们审判几个日本战犯有什么用,过去的日子又回不来了!”在绝望与苦难过后,也许这样的表达要比豪言壮语更令人震撼心碎。
“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很少有一部黄金档剧集会展现如此密集的炮火,惨烈的屠杀,张黎特有的电影式光影调度让战争的残酷并没有在女性的温存情思中消弭,而是多了一份令人窒息的真实感。“生存”成为了灾难中暂时找到栖身之地的人们面对的问题,也是《四十九日·祭》得以展开的关键词。
与电影版强调用“牺牲”换取生存不同,导演张黎说:“电视剧中展现的不再是两个女性群体命运的互换,而是多个群体的逃生故事。”电视剧中用多视角代替了女性视角,足够的展开空间给了每个角色鲜明立体的性格。原来就是焦点的女性角色自不必说,男性角色的戏份吃重不少。张嘉译饰演的扬州法比,是一个充满市井痞气与智慧的小人物,有些不靠谱的他,还会和洋车“斗气”,关键时刻却对柔弱的女学生们充满责任与关爱;电影中不曾出现的四川兵李全有,是一个拥有极强军人直觉的老兵,虽然当兵前有过不光彩的过去,却在生死关头心系15岁的娃娃兵的命运……他们会为了一颗土豆争吵,却依旧是彼此生命的坚定守望者。剧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堪与缺陷,而那里恰是人性之光透进来的地方。
也许人性的疯狂,只有靠人性的善良来救赎。屠杀爆发前,书娟在路上遇到被困的守城伤兵时,绝望的士兵们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家的希望,让书娟为自己寄出一封家信时,触动不少观众的心。明明已自身难保,玉墨却坚持在血流成河的逃亡途中救下了被日本兵糟蹋的女孩。而当自己的大队全军覆没后,军官戴涛却依旧选择离开唯一的绿洲--教堂,哪怕是一个人也要坚守一座城,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军人”。为了寻回唯一的女儿,孟繁明走下了离开南京的最后一班船,当他袖口套着日本袖章,撑伞骑着单车在沦陷的南京城中苦寻女儿时,浓浓的父爱在荧屏蔓延。灾难中,人是脆弱的,甚至敌不过一片流弹,一截刺刀,但人也是坚强的,折不断的是责任与情感。在拍摄过程中,巴尔扎克那句“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时常在张黎的脑中回响。但是电视剧通过对残酷历史回望表达的并非憎恨,而是为了铭记祖辈父辈走过的路,铭记灾难也难以磨灭的善。“只有不断对人性进行探索,才是作品永远充满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当生活环境改变了,就会直接造成这部小说的消亡。人性又是我们永远探索和发现不完的。毕竟,人人都有了解自身的渴望。”严歌苓说。也许人性才是张黎与严歌苓真正试图通过灾难表达的。
在纷飞的战火中,人性的温情才是《四十九日·祭》最大的焦点。
扩展阅读 承载苦难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
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她沿着昏暗的走廊往厕所跑去,以为那股浓浑的血腥气都来自她十四岁的身体。天还不亮,书娟一手拎着她白棉布睡袍的后摆,一手端着蜡烛,在走廊的石板地上匆匆走过。白色棉布裙摆上的一滩血,五分钟前还在她体内。就在她的宿舍和走廊尽头的厕所中间,蜡烛灭了。她这才真正醒来。突然哑掉的炮声太骇人了。要过很长时间,她才会从历史书里知道,她站在冰一般的地面上,手端铁质烛台的清晨有多么重大悲壮。几十万溃败大军正渡江撤离,一座座钢炮被沉入江水,逃难的人群车泥沙俱下地堵塞了几座城门。
这时我姨妈只知一种极致的耻辱,就是那注定的女性经血;她朦胧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淫邪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将毫不加区分地为一切淫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植根发芽,结出后果。我姨妈书娟在这个早晨告别了她浑沌的女孩时代。
这些寄生在男人弱点上的美丽女人此刻引起了书娟火一样的仇恨。教堂墙外烧杀掳掠的日本兵是敌人,但对于十三岁的女孩来说,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是抽象的敌人,而地下仓库里的这些花花绿绿的窑姐,对于书娟,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反派。她们连英雄少校也不放过,也要去开发他的弱点。
一个女孩又抽泣一声。玉墨撩开帘子,咬着牙用耳语说:“你们哭什么?有我们这些替死鬼你们还怕呢?”
书娟在黑暗中看着她流水肩、杨柳腰的身影。多年后书娟把玉墨这句话破译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玉墨“呜呜”地哭起来。从窗口退缩,一手捏住那把剪刀,一手抹着澎湃而下的泪水,手上厚厚的尘土,抹得她面目全非。她是爱戴教官的。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一颗心能爱好多男人,这三个军人她个个爱,爱得肠断。
法比想,这个叫赵玉墨的女子错过的所有幸运本来还有希望拾回,哪怕只是拾回一二,哪怕拾回的希望渺小,但此一去,什么也拾不回了。这样想着,他心里酸起来。他染上中国人的多愁善感,是小时候阿婆带他看中国戏曲所致。阿婆在他心灵中种下了多愁善感的种,是啊,种是可以被种植的,种也会变异。
——摘自严歌苓《金陵十三钗》
访谈 陈思和:我认为严歌苓最好的作品无法被影视化
将深刻的东西通过通俗、好看的故事表现出来
文汇报:从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到电影《陆犯焉识》、再到同时拥有电视、电影版本的《金陵十三钗》,严歌苓的小说受到影视界的欢迎,怎样的特质,使严歌苓的小说如此受到影视界钟爱?
陈思和:严歌苓的作品在处理小说情节与讲故事的节奏上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色。她的作品故事性强,且语言幽默。人物性格鲜明,活泼,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她的创作始终关注当下生活的热点,接地气,得益于这种与生活紧密的链接感,她的作品十分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她的小说很少叙述一般事件,每一部小说的题材都是别开生面的:比如《妈阁是座城》中她选择了澳门赌场;《金陵十三钗》她会写大屠杀中的妓女;《小姨多鹤》中她写了日本女人成为中国普通工人的“妾”。这些题材都是一般文学作品很难表述的,而她却通过独特的视角与独特的故事处理,把这些事件表现出来,所以,她的作品会引起影视改编人员的兴趣不奇怪。
小说叙事并非严歌苓最擅长的,她最突出的是对故事的选择。故事表述方式平易近人,能被大家广泛接受。还有一些作家,小说也写得非常好,但很难“转码”成影视剧语言,比如有的作品语言非常晦涩、或者个人叙事风格过于强烈。影视界钟爱严歌苓就是看到了她小说中故事的魅力,以及语言的活泼感。
文汇报:但是由严歌苓小说改编的作品,也并非全都受到收视的“加冕”,不少评论家也指出,一些改编影视作品失掉了原著的风味。那么严歌苓的小说是否真的适合被“转码”成影视剧语言呢?
陈思和:收视并非衡量影视作品艺术水平的标准,对于好作品也许正相反。但具体到改编自严歌苓小说的影视作品,我多少有些遗憾。严歌苓善于将深刻的东西通过通俗、好看的故事表现出来,影视作品注意了作品中故事层面的好看和别致,不少改编影视剧作品,通俗因素被接受了,但深刻的东西却并没有彰显。比如《第九个寡妇》,讲述的是用人情与人性来突破暴力带来的残酷,可影视剧没法表现这一点,它遮蔽了暴力的背景,整个故事被抽离到别的背景下,意味完全不同。《金陵十三钗》也存在这个问题,夸张了两个女性群体的身份互换等方面,但遮蔽了更深刻的问题。这些作品大多残缺不齐,丰富的内涵被简化了。
严歌苓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基本差强人意,没有一个能完整体现她的艺术风格,和作品真正深刻含义。严歌苓的好处不是通俗,是将很深的寓意通过通俗的故事表达,结果寓意被遮蔽了,留下的仅仅是一个残缺的通俗故事。
女性因慈悲宽厚,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
文汇报:严歌苓细腻的“女性视角”被人称赞。她笔下的女性广受好评,她们似乎都深陷一种“没有选择”的状态,却最终做出了选择,而这种选择还是慈悲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女性“跪着原谅了这个世界”。对于严歌苓笔下的女性角色塑造您认为成功之处在哪里?
陈思和:严歌苓的女性角色塑造非常有个人风格。“女性视角”的说法我不太认同,因为我觉得她的许多小说里呈现的女性往往是没有自觉的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其中《扶桑》最有代表性,我初读《扶桑》时非常不习惯。主人公是一个移民美国的妓女,她完全接受了妓女的命运,严歌苓似乎塑造了一个有些麻木的女性,西方人怎么拯救她都没有用。但反过来也可以问:中国人真的需要外国人拯救吗?小说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扶桑》中一个细节非常有趣,扶桑穿一件红衣服,这件衣服被西方救世军丢掉了,并给她换上了一件类似教会女人穿的麻袋样式的白服。但是穿上之后,怎么看都觉得扶桑失掉了从前的魅力,变得呆滞。后来终于有一天,当扶桑从垃圾堆里捡回那件破破烂烂的红衣服后,她的全部魅力又回来了。
这样的女性塑造,与女权主义肯定是对立,这些女性角色并非“没有选择”,而是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命运对她们的安排,所以《小姨多鹤》中的日本少女多鹤被卖给中国人做生孩子“工具”后,还可以活得整洁、较真;所以《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可以为了救公爹,将他藏在地窖中照顾3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严歌苓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妓女”、“白痴”等形象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严歌苓笔下女性如大地,坦然接受命运的不公,并依旧生命力极其旺盛地生长。她们是弱者,承受着外力的侵犯,犹如卑贱土地,忍受侮辱欺凌,但因为慈悲与宽厚,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
文汇报:自从《金陵十三钗》被搬上银幕与荧屏后,在许多人心中,这部作品成为了严歌苓的代表作。在您看来,严歌苓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那一篇?
陈思和:严歌苓优秀的作品很多,《扶桑》、《人寰》、《雌性的草地》,《第九个寡妇》、《穗子物语》等等,都是一流的长篇,她的中短篇也非常优秀。我在主编《上海文学》时,她给了我很多非常好的小说,其中有一个中篇本来是答应给另一家刊物了,结果被我拿去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好像叫《白麻雀》,很棒的小说。她为了补给那家刊物,就匆忙写了《金陵十三钗》。当时都不觉得是她最好的作品,但因为题材和视角的关系,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现在可能是最为大众熟知的。每个作品就像是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命运。
影视剧 改编自严歌苓小说的影视作品
《少女小渔》1995年
导演:张艾嘉
主演:刘若英、庹宗华
为了帮半工半读的男友江伟分担压力,小渔从中国非法来纽约做劳工。江伟急于摆脱困境,说服小渔同现居纽约的意大利老人马利奥假结婚,以便取得绿卡后自己也能入籍……
《一个女人的史诗》2009年
导演:夏钢、孟朱
主演:赵薇、刘烨
20世纪40年代末,小镇女孩田苏菲离家踏上革命道路。她与心上人欧阳萸结为连理,两人却因生活背景和精神层面的差距越来越疏远。新中国成立后,丈夫不断的背叛以及大小运动,让苏菲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小姨多鹤》2009年
导演:安建
主演:孙俪、姜武、闫学晶
1945年,日本战败。在中国的日本女孩多鹤几经辗转,来到张石匠的家。张家大儿子被日本兵杀害,二儿媳更因迫害失去生育能力。随着对张家的了解不断加深,多鹤为了感恩,情愿为张石匠的次子生养子女,一个特别的家庭,在那特别的年代组成了……
《第九个寡妇》2011年
导演:黄建勋
主演:叶璇,刘佩琦,李东学
故事以上世纪20至4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中原地区传奇寡妇王葡萄及身边的男人们在面对战乱、天灾、人祸时,所体现出的屈而不折的民族生命力。该剧由于改编幅度较大,引起不少争议。
《金陵十三钗》2011年
导演:张艺谋
主演:克里斯蒂安·贝尔、倪妮、张歆怡
故事讲述了1937年被日军侵占的南京,在一个教堂里互不相识的人们间的感人故事。为救人而冒充神父的美国人、躲在教堂里的女学生、逃避战火的风尘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军人和伤兵,他们在危难的时刻放下个人生与死,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
《归来》2014年
导演:张艺谋
主演:陈道明、巩俐、张慧雯
上世纪70年代初,与家人隔绝多年的劳改犯陆焉识在一次农场转迁途中逃跑回家。这对怀抱芭蕾舞梦想的女儿带来了巨大压力,她阻止母亲与父亲相见。最终陆焉识平反回家,但是迎接他的,却是早已不再记得他的妻子……
文汇报记者 张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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