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谨

2016年的戏曲界，让人感慨万千。国家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力度不断增强，相关政策正在落地，戏曲市场的复苏也清晰可见；然而就在这一年里，梅葆玖、李世济、王金璐、王盘声、罗家宝等名家相继辞世。他们都是戏曲界的代表性人物，尽管大都年事已高，然而在同一年份如此密集地离去，依然引起极大的震动，留给我们的不仅有伤感与悲痛，同时还让我们不得不正面回应一个极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大师远去，会不会使得戏曲传承陷入严重的危机？

戏曲艺术是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其他一些传统文化不同的是，这是一种运用身体进行舞台表达的艺术，不同的人貌似相同相近的声音动作，实际表达效果往往相距甚远，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在戏曲艺术领域，艺术家代际传承的主要渠道不是通识教育，而是口传身授。要想大致掌握古诗文写作的基本规律，完全可以通过大量阅读古代诗词和文章实现，另外所需要的就只是兴趣和才情，因此　《唐诗三百首》　的编者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然而戏曲的传承不仅不可能通过阅读古代文献来完成，而且也不能只靠冷静的欣赏———看戏再多也学不会演戏。即使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业内人士，面对具体剧目，假如只依赖观摩，也不见得都能完全掌握表演关窍和要领。所以，尽管20世纪50—60年代国家搜集抄录了数以万计的戏曲剧本，前些年还做了很多老艺术家表演的录音录像工作，真正意义上的传承还是要靠老艺术家本人。

这就是为什么大师的作用不可替代。他们精湛的表演要想传下去，只能靠他们自己直接授徒。其实，梅葆玖、李世济、王金璐这一代艺术家的晚年还算有幸，他们赶上了好时候，受到众多的学生爱戴，尤其是葆玖先生，在海内外收徒数十名，他受之于父辈的剧目和技艺，有较多机会传给下一代。但是不能否认，还有相当多有绝艺在身的名家，未必都有他们这样的机遇，特别是一些头顶光环不多却绝艺在身的前辈，他们珍贵的艺术积累，真正传授给后人且有可能高水平地呈现在当下舞台上的剧目，其实是很有限的。京剧如此，地方剧种更是这样，大量经典剧目因为各种历史原因绝迹舞台，“演出剧目贫乏”，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好戏留下来实在太少。20世纪40年代活跃在舞台上的一批表演艺术家，他们的记忆中或许仍留有这些剧目的印象，所以那些高寿的前辈大师，不仅具有作为表演艺术之范本的价值，同时还是活的戏曲资源库。如果有机会翻检这个戏曲资源库，我们会发现大量剧目，还包括包含其中的极为丰富和别具特色的音乐与表演；它们构成戏曲最具价值的内涵，可惜的是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传下来。多年来我们一直感叹，每个名家离世都带走一批经典剧目。老艺人珍贵的艺术经验是一份不可再生的文化财富，人们无不强调戏曲艺术传承的紧迫性，然而人类终究无法超越自然规律。

戏曲界一代大师相继离世，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他们所留下巨大的艺术空白。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戏曲所面临的衰退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能忘记，梅兰芳是在他19岁第一次来上海演出时成为当时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的，梅葆玖挂头牌演出时也不过20来岁。李世济、王金璐以及同样在今年辞世的马长礼、吴素秋、顾正秋等名家，都成名于20岁左右。正由于他们20岁左右就成为演出市场上的主力军，就可以与上一代艺人在竞争过程中自然地完成代际交接。然而，眼下戏曲界不少40多岁的演员还有很多课没有补完，其基本功训练与舞台实践经验还不能和上一代相比，当然就无法担当起剧种发展的重任，所以大师的离去才会造成冲击。这里有戏曲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也说明此前戏曲市场的萎缩对这门艺术的传承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后果。

不得不说的是，一些中青年优秀演员，特别是一些地方剧种的中青年演员，在艺术传承方面的紧迫感和主观意识有所欠缺，也是一个需要正视的现象———无可否认的是，相比于京昆，地方剧种经典剧目的传承危机更加严重，失传剧目在传统戏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文化部从去年开始将京剧、昆曲的“名家传戏”项目扩展到其他地方戏，就是意在从政府层面推动各地方剧种的经典传承。而这个时代的中青年艺术家如果能更自觉努力地补上前辈留下的缺位，各剧种都能有新的领军人物，戏曲艺术的发展就会更平稳。相关部门也应该在努力激活演出市场的同时，通过新的制度设计，鼓励与推动中青年戏曲表演艺术家，勇敢地挑起戏曲艺术当代传承的重任。

艺术的发展有很多偶然性，历史上很多艺术门类都曾经因大师离去而出现断层。但今天我们应该有更强的文化自觉，更积极主动地致力于戏曲传承。我承认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终究还是要去尝试和努力。

(作者为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