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欧洲美洲的经济学者和金融学者，畅谈着来年的疫苗普及可以让全球经济喘口气走上恢复之路，线上的互动可以变成线下的握手和争辨……然而第二年到了，疫苗注射并未换来曾憧憬的这一天。第四波疫情汹汹，奥密克戎病毒带着得意与嘲笑在非洲登场辐射全球，发展中国家债务高筑，大国的通胀如病毒般波及多数欧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开出“美国长滩港压箱”的恶之花。

2021上海全球金融论坛主办方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伤感地将此次主题定为“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和金融”。11月下旬，这场线上线下的论坛，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砖新开发银行、欧洲银行、德国政府高级顾问及美国、德国、中国等智库的学者们，如同在诺亚方舟上，商量着拯救的良方：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发达国家要加大力度帮助发展中国家偿还债务并复苏经济；美联储必须行动起来应对QE和通胀；各经济体组织必须用合作来阻止政治病毒和经济病毒。

德意志银行顾问高峰点评专题一“QE、通货膨胀和经济复苏”（上），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做专题二“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和应对”主旨发言（下），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做专题五“50年后：布雷顿森缇体系垮台的影响”主旨发言（中）

我们面临着怎样的不确定性？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几乎可以成为我们判断这个世界的两极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第一副总裁John Lipsky 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他认为目前我们主要面临三重不确定性。

首先，这次疫情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比，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响应速度更快，特别是疫苗在年内都开发了出来；政策支持的规模更大，但是，各国之间的协调性却并不如意，因此，提振投资者和公众的信心需要更长的时间。他回忆，2008年8月雷曼兄弟事件引发金融危机后，20国集团的领导层在2008年11月就开会回应，2019年4月召集G20伦敦金融峰会，使得公众相信，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步调一致地应对经济的衰退。

其次，发达国家在响应政策后，很快产生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复苏。他们面临的挑战是支持退出政策即要制止通胀的同时又要维持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由于疫苗接种率最低仅达4%，政策支持并未使经济有所增长，衍生的债务危机又不可避免地降临。屋漏偏逢连夜雨，小规模军事冲突、移民等传统不安全因素又溢出。

第三，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讨论要培养自己国内的冠军企业。世贸组织已经达到近乎瘫痪地步。这和2008年11月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一次会议公报上的承诺“抵制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南辕北辙。

Lipsky 感慨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合作需求非常强烈

Lipsky 又例举了系列非传统安全，比如数字化催生的各国央行数字货币，气候变化带来的减排压力、碳定价。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迎来了制度创新，G20的进程是国际经济和金融合作的主要战场，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的。”Lipsky有点怀旧地感慨，当时各国间有种合作的需求，经济学家甚至将之定义为“帕累托最优”，即大家获益而无损失。

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经济困境

危机就是危中蕴机。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了怎样的困境呢？

*让私人债权进入重组框架，抵御债务国的崩盘威胁

“未来两三年债务国的还本付息数额高达3570亿美元。因为疫情来临很可能遭遇爆雷。其中，私人借给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占据了61%。”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带来一系列数据，取自他参与讨论的“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债务风险”报告。（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的纽约代表处和美国“构建共识研究所”联合举办圆桌讨论，全球共9人参与， 历时6个月得出的成果，而他是唯一的中国学者。

报告敏锐地抓住了私人债权重组问题。目前G20的暂停偿债计划（DSSI)及其共同框架并没有还原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的构成。何况，私人债务的利息都比较高。乔依德分析，如果能提高债务的透明度，帮助主权债务人建立可持续分析框架，并且G20成员国主动发布债务合同，并把债务列入国内法中，而世界银行则发布成员国债务管理绩效。最理想的是G20财长设立一个委员会，让债权国和债务国共同对债务重组提出建议。

另外，报告还提出了要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多边开发银行要向有关国家提供额外资金，不仅仅是解决了债务，更要关注今后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

乔依德认为，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非政府组织也应当被鼓励参与

乔依德认为，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非政府组织也应当被鼓励参与，而这也符合国家总体安全观，即包括了含有海外投资、海外主权的国家海外利益。至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贷款为6700亿美元，占国家对外债权的14%，中低收入国家欠款的25%，即4000亿都由中国提供，比巴黎俱乐部全部成员22个的总额还要多。因此，如何让私人债权重组，也是我们应当参与的多边治理。

*发展中国家遭遇“创伤”，至2024年无法回归到疫前水平

高额债务是发展中国家困境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Steven Barnett用了“创伤”一词来形容发展中国家遭遇的经济重创。他以多幅图表表明（图见文末），发达经济体到了2024年会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和中国的GDP最多比疫情前低1.4%；而低收入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南非、拉美都是“创伤”之最的国家和地区。即便他们的GDP增长达到2.1%，也是远远低于疫情前的预测。放到全球经济中看，Barnett比较，今年10月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是5.9%，明年是4.9%，而过去4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是3.5%。2020年是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差的一年，是-3.1%，如果没有政策支持，经济增长会是-9%。而世界经济引擎的中国被预测今年经济总量增长是8%，明年是5.6%。

德国宏观经济和商业周期研究所主任Sebastain Dullien，给出了德国的案例。今年疫情再度来袭，但是，经济复苏只是会略延迟而不会中断

发达国家为何经济恢复快？德国宏观经济和商业周期研究所主任Sebastain Dullien，给出了德国的案例。今年下半年疫情再度来袭，但是，经济复苏只是会略延迟而不会中断。因为在第一波供应链中断后，制造业已经有了应对的经验，比如来源多元化，不再只从中国进口。由于私人需求的迅速恢复，德国汽车需求量大幅上升，但是因为汽车也需要芯片，而全球芯片荒持续，导致了复苏的延宕。

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复苏缓慢的后果会是什么呢？减贫会出现反弹。目前有6700万到7500万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下，即每天不到2美元。撒哈拉以南国家，食品安全供应是最大问题。

Barnett呼吁，一要加大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进，二是大量的资金要给予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三要利用好气候变化的机遇

为此，Barnett呼吁，一要加大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进，目前，和中国这样近80%的接种率相比，最低接种率仅有4%，全球接种率要在今年底争取到40%，明年底争取到70%，“否则今后5年中，疫情会给全球经济带来5万亿美元的损失。”二是大量的资金要给予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特别提款权的再分配要及时跟进。在目前IMF已有的资助项目中，75个受资助国家中，很多是低收入国家。而G20和巴黎小组都有资助的核心框架和共同框架，来减少或暂停低收入国家债务的偿还。三要利用好气候变化的机遇，一方面是一个发展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如果能拿出恰当的政策，转向可再生能源，那么，GDP可以增长两个百分点。关键是要在双边和多边的渠道中进行合作。”

*改变经济观念：GDP计入环境影响；协调各国制度

总部设在上海的新开发银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Laslie Maasdorp盛赞中国提出并已经在实践的“共同富裕”概念。他认为新开发银行从2020年疫情年里学到很多

总部设在上海、2015年开业的金砖新开发银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Laslie Maasdorp是第二次参加全球金融论坛，这个为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服务的银行整个业务是300亿美元。他首先也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的应对做了比较。“当时，重要机构提供了66%的回应资金，但这次只占了38%。”他盛赞中国提出并已经在实践的“共同富裕”概念。而新开发银行从2020年疫情年里学到很多。

他提出一些具体的应对方案。首先，多边发展机构需要调整。该机构有资产2万亿美元，而各国家开发机构拥有18万亿美元。这些融资机构有必要重新转到可持续发展的领域中。

其次，全球经济的去碳化使得转向绿色金融成为根本性的转型。“所有的多边发展银行要努力协调各种规则。”他举例，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有绿色金融制度。只有协调制度，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第三，整个经济观念要改变，体系要重组。他举例，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1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倡，“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是为股东创造价值”，50年后，企业更具有广泛的社会责任。“GDP的衡量自从凯恩斯阐述后 ，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可否计入环境影响，收入不平等？”他回忆，1929年经济大萧条后，罗斯福总统执政下的美国出现了“通用会计法则”，一直延续了100年，现在应该提倡会计的另一种报告制度——影响力财务报告，像环境破坏要反映在”会计核算”中。说到这些变革，这位副总裁有些激动，“我们谈论了6年，未来20-30年就需要这样的前景观。”

怎样清除疫情中的通胀影响？

量化宽松（QE)和通胀，几乎是疫情以来每次经济主题会议的热词。2020年下半年曾有多位学者预测美国会产生通胀，而在本次的主题讨论中，不仅寻根溯源，还做了美国、德国、中国的比较。

*工资上升，私人需求旺盛，通胀会逐步下降

主旨发言“从德国视角看当前的美国通胀”引发了线上线下普遍的讨论

美国的通胀已经超过了6%，处于历史高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评价，这是一种扭曲的需求。John Lipsky对于“通胀到底回来了吗？通胀是不是一个问题？美联储是否要有新的政策行动？”这一系列的热议话题，同意克鲁格曼的判断。 他认为，先可以从金融市场如何和经济政策之间互动开始理解。

这里存在三个关系。第一是既定经济体的产能是多少，即有多少过剩产能，或产能利用的限制。其次要看经济的增长是平均值增长还是高于平均值。第三是央行的政策是宽松、极其宽松，还是限制性、极其限制性。对于第三点，John Lipsky回忆，美联储第一次采取QE是在伯克南任期期间。在全球金融危机时首次采用了并取得重大效果，因为这个QE是在一个流动性不足的银行之间发生的，提振了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信心，让人认为金融危机正在缓解。后两轮重大的QE都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美联储认为措施很有效，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

有观点认为，此次看美联储的基本利率，这是美联储正在向私营部门购买长期的债券，创造了更多的短期银行储备。John Lipsky认为，还是要看经济的基本面和经济的发展趋势，美联储显然不可避免地要遵循这些趋势，尤其他们采取了所谓的“平均通胀率”，就无法对经济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目前经济活动的频率和强度大大下降，但债券确实反映了人们对于通胀的预期。因为私企需求强劲增加，家庭因为私人储蓄在增加，亟待消费释放。所以需求也在增强。“通胀反映了供应链瓶颈，由于劳动力参与度下降所以工资上升了，总体失业率再4%。”美联储需要行动，但是要保持警惕，Lipsky建议。

*德国求稳定过度，美国则向家庭支付转移过多

和John Lipsky的分析相呼应的是，原德国政府高级经济顾问、德国维尔茨堡经济学教授Peter Bofinger的德国视角。德国从2000年开始，经历了20年的低通胀，甚至有人说通胀都不是问题。目前德国的通胀到了4%，预计到11月底会达6%。而整个欧元区一般都维持在4%。美国则超过了6%。相比各国央行普遍把通胀率控制在2%，目前世界各国的通胀率确实很严重了。

Peter Bofinger分析，供给侧首先是油价下跌又回升到之前的中位，非能源大宗商品也在回升

“我们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来分别解释。”Peter Bofinger分析，供给侧首先是油价下跌又回升到之前的中位，非能源大宗商品也在回升；而需求侧呢？因为封城导致储蓄率上升，现在一旦放松管制，需求就会释放。他提醒，讲到通胀率时，还要区分总体CPI和核心通胀率。后者是从CPI里减掉能源和食品的价格，前者则是更加底层的通胀趋势。而在德国，核心通胀率还是接近2%。“因此，美国的通胀率和欧洲区的趋势不同，美国更严峻。”

是什么推动美国和欧元区的需求的呢？Peter Bofinger给出一组数据，从2019年上半年至2021年上半年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欧元区上涨了4%，而美国共涨了16%。“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个非常独特的需求侧，部分解释了为何美国通胀率上涨如此迅猛。其实就是政府向家庭过多的支付转移。这个政策从特朗普总统延续到拜登政府，人们的工作收入得到了保证，加之政府的补贴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上涨了16%。而2020年至2021年，美国财政赤字约在-14%到-11%，欧元区的赤字是美国的一半不到。“欧元区是稳定的过度，我相信美国是经济刺激力度过头了，才导致大幅通胀。”

未来会怎样？Peter Bofinger拿出2021年10月进行的最新一轮调查，2022年和2023年，欧洲区的通胀分别将在1.9%和1.7%，也是就会回归到2%这个平均数。“我有信心，欧元区能够消化此轮通胀。”德国人习惯于低通胀，在2010年，仅1.3%。

*中国为何没有发生通胀的几大因素

对于中国为何避免了通胀，华东师大经济学院教授吴信如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奇渊分别做了解释，让德国和美国学者们有了充分了解。

吴信如（左）和徐奇渊分别做了中国为何能避免通胀的解释

吴信如认为，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的投放量比较谨慎。其次，中国和德国一样是制造业大国，生产基础、生产能力较强，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价格上升。第三，过去一年多尽管大宗产品的美元价格涨了，但人民币汇率强势有助于抑制其人民币价格的涨幅。第四，也许新能源汽车的电力需求等引起前段时间电力紧张，煤碳也涨价，但很快得到控制。中国的煤碳供应有保障，中国一年消耗40亿吨，38亿吨是自产的。中国加大了煤碳生产，某些地方火电厂也恢复煤炭发电，这些措施迅速缓解了用电和煤的紧张，对控制通胀也有帮助。

徐奇渊则补充，猪肉下跌50%是稳定价格的非常重要因素；中国救济方式是支持企业生产而非发给个人，因此劳动意愿不会下降，这和美国非常不同；宏观层面的金融监管和今年的去杠杆力度较大，导致基建投资和地产投资下半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财政政策上明显比去年收紧，收入增速大幅高于支出增速；外部收入上油价和芯片供应链也在创导 通胀。总体来说，“明年中国物价有抬升的压力，但是可控。”

上图为发达国家GDP的三年预测的比较，下图为发展中国家三年GDP预测的比较，来自演讲者PPT

一天绵长但充分的讨论，让线上的西方学者和线下的中国学者都有些意犹未尽，面对疫情叠加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透彻的交流让中西方学者都触摸到了彼此政策的差异，更是把脉到已有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制度的短板。（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主任Rene Bormann深感协调的步伐必须提升到全球层面，而经济层面背后还需要各国的政治承诺和合作意愿。方案总是一次次完善，真理也是一步步接近。“我们同在一条船上，只有同舟共济。”

    作者：李念(文汇报高级记者）

现场照片：李念摄于现场和在线屏幕

    编辑：钱亦琛 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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