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18日在沪开幕。第六届中国学贡献奖获奖者叶嘉莹通过视频致辞。文汇报记者叶辰亮摄

【导读】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落下了帷幕。“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穿裙子的士”叶嘉莹先生荣获了每两年评选一次的世界中国学贡献奖。是本届三位获奖者之一。

世界中国学贡献奖是国际中国研究的最高奖项，旨在推动海外中国学的发展，每两年才颁发一次。1969年叶嘉莹就成为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从1979年开始，她每年回国教书，2016年在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设了“迦陵基金”。她始终不忘的是对古典诗词的痴迷、不忘的是诗词普及的教育。

本期，讲堂摘编的一段叶嘉莹的采访。采访中叶嘉莹阐述了她提出“弱德之美”的含义，即承受和坚持；讲述了她的诗词普及工作，她提到，孩子从小要学诗词，成人也要学习。你会从今天开始，读一些诗词，提高我们的雅商吗？这也是每一个人的软实力吧。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全体大会上场景。文汇报记者叶辰亮摄

无关理论，“弱德之美”是一种关于“承受、坚持”的体悟

《弱德之美》叶嘉莹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6月出版

我对于词的这个体认，其实与任何理论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想，这种体会反而与我小时候念《论语》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我认为这个与人的天性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是和我不大熟悉的人，听我这么说也许不能够体会，甚至不能够相信，就是我之为人，我之做事，我是不求，不追求身体上的、现实的、一切这样的享受。而我不是由于道德，不是以为这样我就高尚，这样我就是有品格，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真的是我的天性。要说一个人，除了现实的生活，还有什么呢？而我对于一些现实的物欲，就是恰恰对它，非常地不重视，而且我也不是要做一个品格怎么样高的人。这是没有办法，我只能说是上天给我的缺憾。缺憾还诸天地，只因我的天性是如此。我不是故命清高，而是天生下来就不在乎。我这样说，并不以为它怎么样，我穿的衣服很简单，吃的东西很简单，我不觉得很怎么样。而且大家也奇怪，我怎么经受这么多苦难还居然活过来了，就因为我真的是在一切的压力之下，我不是斗争、反抗，而是承受，是坚持。

儒家常常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就是自己责求自己的要多，而责备别人的要少。我这不是在说谎话，不是在说大话，不是在欺骗人，而是无可奈何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对于那些个词里边的，那些个委屈的、承受的、幽约怨悱的感情，我就特别有一种体会，这是很难说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体会。而且我觉得词这种文学的体式，真的是非常微妙的一种体式，所以我常常引王国维的话，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个说起来真是太不吉利了，上天要成就一个词人，要让他在人世之间，各方面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和不幸。可是没有办法，词的本身是在这种苦难，甚至是承受之中的，而且是在苦难之中你自己还要有所持守的。这就是我所谓它的“弱”，而且是“弱德”。这是我所说的“弱德之美”，不是从任何的理论，是从我个人的生活本质如此地体会出来的。

“弱德之美”是诗人双重身份下一种无意的暗合

在中国的“士”的文化传统之中认为，一个读书人就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而且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词的美感特质的形成以及后来的词学家对于这个美感特质的体认，指出它们与世变的关系。当然像温庭筠，只是说个人仕宦的不得意，所以他在他的小词里边，也许果然有这么一种，我说一种“情结”（complex），士大夫的情结。而这也是文化造成的，因为在中国的“士”的文化传统之中，认为一个读书人，你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就是要出仕的，你除了出仕，没有其他的出路了，所以他是心里面有这么一个“情结”。不管他其他各方面的生活如何，但是他在仕宦不得意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情结”在里边的。当然他写这些歌词的时候，他未必有一个显意识的、一种有意这样的寄托。这个不是的。所以我也曾说，词的这种双重性别与一般人所说中国的这些个词人是“男子作闺音”，表面上看来是一样，但实在骨子里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般人所说的“男子作闺音”，这个由来已久，从屈原的“美人香草”是“男子作闺音”，曹子建的“贱妾”也是“男子作闺音”，甚至后来代言体说的“画眉深浅入时无”，这些都是“男子作闺音”，然而这完全不是我所说的“双重性别”。那些个“男子作闺音”的，是他显意识里要有一种寄托，或者是他替女子代言，都是显意识中清清楚楚意识到的。但是我说的“双重性别”不是的。那是很微妙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他显意识里边完全没有寓托之意，他写美女就是写美女，写画眉就是写画眉，可是因为他有一种“情结”，有一种因仕宦而有的一种不得已的东西隐藏在他心里边，他无意之中有一种暗合，所以就表现出来了。

这是从作者而言，至于从读者而言呢，因为所有的读者都是士大夫阶层的，所有士大夫阶层的，凡是读书人都受了中国的士的传统影响；所以，他们这些读者里边也有这么一个“情结”，他一读就跟作者中间有一个吻合，他就体会到，他就想象到里边可能有这样一个东西。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无意的，与那个有心的“男子作闺音”是不相同的。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了？而你只说由于士大夫的这种观念，所以有这种“情结”，还不是的，它是在小词里边自然表现出来的。而小词里边怎么样表现出来？就是朱莉亚·克丽思特娃所说的两种诗歌语言的作用：一种诗歌语言的作用，她说那是symbolic function，那个是显意识的、有心托喻的；可是另一种，她说是semiotic function，是符示的，是那些语言符号，它们不见得是有意识的，而是在那语言符号之中无意识呈现的。而这一切都是无意识的，“双重性别”是无意识的，语言符号也是无意识的，所以莫名其妙地就透露出这样一种东西来；因此，这是非常难以解释，非常难以指明的。你一说它有就不对了，这一切都是莫之为而为，莫之至而至的，一种很微妙的作用。

“弱德之美“是双重语境下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思

从去年10月开始上映电影《掬水月在手》，讲述了叶嘉莹先生的诗词人生

小词的这个美感就是非常奇妙地有了这样一种微妙的作用，而促成这种微妙作用的一个原因，当然是温庭筠他个人的身世之不得已。至于像冯延巳，至于像韦庄，至于像南唐的中主，那个就是“世变”。所以我也曾经写过，有双重的性别，还有双重的语境。就是说，在小的场合之中，他们的写词是在歌筵酒席之间，他们的写作只是一种歌词，是一种享乐的歌词。所以朱彝尊给丁雁水的《紫云词》写序，说“词则宜于宴嬉娱乐”，说在享乐之中写这样的小词，是歌筵酒席中的小词；可是在给陈维崧的弟弟陈纬云写《红盐词序》时，则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居然有一种幽约怨悱的言外的意思，所以这是很微妙的。

像陈世修在冯延巳《阳春集》的序中也说，他是冯延巳一个亲戚的晚辈，他说我知道正中翁他家里也有许多歌伎，都是在歌筵酒席之间如何如何的；可是后来的张惠言，甚至饶宗颐怎么从他里边看到忠爱悱恻的意思，怎么看到鞠躬尽瘁的老臣的用心，而冯延巳也未必有此意。这是由于双重的语境，这是因为在小的环境里面他是娱乐的，他写的就是歌词之词，他的显意识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给这个宴乐的场合写一首歌词。可是他是双重的语境，小环境他是安定的，他是宴乐的，然而大环境，北周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南唐的危亡是危在旦夕，而冯正中身为一个宰相，跟南唐的君主结合了这么密切的感情的关系，进不可以战，退不可以守；所以他那种难以言说的情思，就是在小环境的歌舞宴乐之中，把那个大环境的那种忧危，那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于无心之中表现出来了。这个就是词之美感之所以微妙的一种缘故，所以后来，就说对于这个小词之美感的这种认识是不容易言说的。

朱彝尊到张惠言，词之美逐渐被认识、被发现

苏轼、辛弃疾词里蕴含了很多说不清楚的情感，需要体会和摸索，图为叶嘉莹参加《朗读者》坦言，是诗词伴我度过苦难岁月

其实宋人的那些个词话对于词的真正的美感都没有能够掌握，而且中国不管是诗话，还是词话，常常都是写一些故事，写一些本事，这首词写作的背景如何如何，写作的对象如何如何，没有探讨到本质的问题；并且常常表现了一些困惑，像王安石说做宰相要不要写小词，像黄山谷说我这些都是空中语，他们都没有真正掌握到这个词的本质。词的本质是慢慢、慢慢地被人摸索到的。而慢慢地摸索到，我认为是在明朝灭亡到清朝的时候，又经过了另外的一次世变，所以清朝初年的那些个词人，他们就慢慢地体会到了这个小词有这样一种微妙的作用。像朱彝尊给陈纬云写的那些个词序之类的，他有这样的一种微妙的体会，但说得还不是很清楚，到张惠言才清楚一些。假儿女子之言写幽约怨悱的感情，这是朱彝尊就提出来的，可是朱彝尊提出来时写的这个《红盐词序》没有人注意，因为它没有成熟；没有成熟，所以一般人对它没有普遍的认识。你一个人偶然说一句，这一切都是偶然。可是到了张惠言提出的时候，就是一般人对它慢慢、慢慢地有了一种认识，有了一种觉醒。

所以小词真的是妙，小词真的是要写一种不能说出来的感情，也不是说有心，我有心不要说出来，也不是，就是难以说出来的。而苏、辛词里边凡是好的词，而稼轩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稼轩所写的词都是他说不出来的感情，他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感情。他以北人破国亡家来到南宋，本来“壮岁旌旗拥万夫”，他以为转眼之间就可以收复失地，就可以回到他的故乡；而他受到那么多的挫折，放废家居了那么多年，他那种很多的不得已，都是说不出来的，所以都是好词。而我说这都是弱德之美，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难以言说，不能够说的这样一种感情；还不是说你不肯说，而是你根本就难以言说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所以到后来，有了这样一种认知，张惠言比较上有一种明白的体会；可是那时候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词史的演进、词学的演进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词的美感真的很难说，你不在里边摸索几十年，就随便这么看一看，你摸索不到，你没有体会到那种好处。张惠言那个时代，他有所体会了，但是他说不出来，因为这种难以言说的情思你叫作什么？你管他叫作什么？中国古来就是说，你不明白地说出来的那就是比兴，那就是寄托，可是比兴寄托那是有心的造作，那是symbolic function，而不是semiotic function的作用。你说不出来，因为你一指就不是了。张惠言体会到这一点了，但是他找不到管它叫什么，所以张惠言就用比兴寄托来说。那么王国维就说，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人家不是一个symbolic function，人家不是有心的比兴寄托，所以这样说不对。

王国维谈境界，或尚未捉到诗词美之实质

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王国维也有体会，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那境界是什么？王国维也没有说清楚。而且王国维用得很混乱，一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一下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分优劣”，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但那些句子都是诗；一下又说成大事业的三种境界，那是指一种阶段，完全不一样。他把境界这个词用得非常混乱，他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字来说小词的这种非常特殊的、难以言说的美感特质。

就是从有词以来，经过唐，经过宋，经过清，到张惠言体会得比较清楚了，大家也慢慢有一种共感了，可是都找不到一个字来说它。那是什么东西呀？都说不出来。所以我就是慢慢地摸索，我忽然间想到这种美感用中国话来说是一种“弱德之美”。这种弱德之美如果表现在词里边，通过那种表现的、语言的作用，从它的美感来说，我说这是一种弱德之美。

所以苏东坡的好词，就是说“诗化之词”里边的有几类，一种是说诗化之词诗化了以后，虽然没有了词的美感，但是有诗的美感，如“老夫聊发少年狂”；一种是说它是既有诗化的美感，也有词的美感，像“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有时候苏东坡也写纯然是词的美感的词，就是他的咏杨花“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只是，过去他们把苏东坡写作这个《水龙吟》的时间、背景没有弄清楚，所以就解说不清楚，只认为它是随便咏物的词。可是你看苏东坡的书简你就会发现，东坡写这首词是他贬居黄州以后；而且他给章质夫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个词给你，你不要给别人看，所以他里边是有一种被贬谪到黄州以后的一种幽约怨悱之情的，可是他没有说出来。苏东坡肯定是有一种忠爱的，可是他没有办法表现，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他是一种幽约怨悱的、一种词的美感。而稼轩的词之所以都好，就因为他的词大半都有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他的那种满腔的忠愤都在悒郁之中，都在被压制之中，都在我说的强大的势力约束之中，难以言说。而他也没有彻底地屈服，他还有自己的一种挣扎和持守，所以虽为弱，而称其为德，我只能说这是弱德之美。

这是说从词的本质上我找到的一个形容字，我说这是弱德之美。至于从语句的、词语的表现来说，那么不管是什么德之美，你总是要用语言文字来表现，要不然不成其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形于言才是诗，形于言你就要用语言和文字，所以从语言的表现来说就是一种semiotic function，我们可以借用西方的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来说明。这是我所体会的词的弱德之美。

学诗词，浸润的是诗人生命的篇章

年轻的叶嘉莹教诗词和研究诗词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古稀年后才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一代有传承的责任

我年轻时教诗词和研究诗词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到现在年岁老大时才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这一代有传承的责任。其实在民族文化的历史上，每一代都有这个责任。当年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希望我做“南岳下之马祖”，不要做“孔门之曾参”，但是我离开国门三十年之久，没有机会为祖国做什么事情。现在我回来了，所谓“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我所能做的，就是用以后的生命和岁月来完成这个传承的责任。

诗词呢？我们所读的作者，不管是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还是苏东坡、辛弃疾，历史上这些伟大的作家都是在传统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他们的性情、品格、怀抱，是把传统文化中那些做人的道理融会起来而产生的。那不是死板的道理和说教，而是一种融会贯通之后的实践。因此我常说，最伟大的诗人，是用他的生命去写他的诗篇，用他的生活去实践他的诗篇的。他们的诗词是把传统文化中的道理消化之后又呈现给读者，所以一点儿也不枯燥，可以给人一种直接的兴发感动。培养孩子们从小背诵诗词，能够使他们从小就和那些伟大的诗人有一种交流，于无形之中陶冶他们的品格。

另外，以我个人从小读诗的体验和以后教诗的体验，我以为，人在生理的成长上首先发展的是记忆力，小孩子记忆力很强，而古典诗词都是合辙押韵的，小孩子很容易就能记下来。当时不懂并没有关系，只要记下来了，将来到他能够懂的那一天，他自己就融会贯通了。从新式教育发展以来，总是说小孩子不懂就不能教他念，也不能教他背。我觉得这真是太看低了小孩子，把他们童年那么好的记忆力都浪费在记忆诸如“大狗叫，小狗跳”“来来来来上学”之类毫无意义的东西上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倡教小孩子记诵诗词的原因。不过有一点要说明：我并不是提倡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写旧诗的诗人，我只是认为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应该得到诗词的陶冶和感化，将来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将受益无穷。

诗词推广普及更应注重师资培养

《“诗词名家讲”系列丛书》叶嘉莹 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8月出版，叶嘉莹96岁高龄主持了10多本诗词，跨越3000年的中华文化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不能忽视对成年人的普及推广，尤其是对师资的培养。一定要老师自己喜欢这个学科才能使学生喜欢。有一个旁听我的课的同学对我说，她上高中的女儿过去不喜欢上语文课，可是后来换了一个老师，全班同学就都喜欢上语文课了。可见师资问题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除了做讲诗的示范之外，1999年暑期还由澳门企业家沈秉和先生资助，在天津蓟县办了一个以全国大专院校青年教师为对象的古典诗词讲习班，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热心于推广古典诗词教学的师资力量。

此外，我还在整理我过去做的一个十几个小时的系列讲座《唐宋词十七讲》的录像带，这是针对成年人的。当初为做这个录像带的字幕，我曾经花费了很多时间。现在为了适合普及推广的需要，我们将把它重新整理出来。

童毅影编摘自书籍《弱德之美》中“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叶嘉莹教授词学访谈录”，作者为南开大学教师 钟锦、安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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