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下午5点，杨剑副院长做开幕致辞，强调以中国智慧加全球治理来应对碳中和转型；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右）主持论坛

2003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说，今年出生的孩子，他们长大就能拥有氢能汽车；又过几年，时任总统奥巴马说，到2015年，美国会生产出100万辆电动车。“可是这些承诺都没有兑现。”跟踪能源变化十多年的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联席所长盖尔·拉夫特指出。这位专注于能源、安全和经济趋势的华盛顿智库专家，意在说明气候变化实践的努力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比如国际政治竞争会削弱气候承诺。

在上周二（10月19日）黄昏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平行分论坛二“中国实践与全球治理”主题下的议题四“全球气候变化与碳中和转型展望”专题上，七位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学者，均有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国际管理机构的宏观决策或咨询经历，出现在视频屏幕上，宛如坐在一艘新的气候变化诺亚方舟上，为接下来的全球碳达峰碳中和号着脉，出着主意。这样的云会议云对话，在11月格拉斯哥联合国全球气候大会召开前夕，对线下的召集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行而言，仿佛一次演习。

这样的云会议云对话，在11月格拉斯哥联合国全球气候大会召开前夕，仿佛一次演习，图为格拉斯哥气候会议图标

决心：为了升温不超过1.5摄氏度，“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在2015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192个国家达成共识签署“巴黎协定”。协定指出，各方将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德、印、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行动起来

“为了避免地球升温到达2.7摄氏度，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托马斯·赫西在屏幕上恳切地说道。这位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2014年创立了德国气候与发展咨询公司，在7年时间里，他用六种语言发表了48篇文章和出版物，其中包括《应对1.5摄氏度全球变暖的强化气候行动》（2018年）。他提出，G20内部成员国的减排迫切性已经传导到新兴经济体，“控制气温上升，保持生物多样性，这是一个复杂的目标，谁都无法独善其身，惟有共同行动起来。”

托马斯·赫西提出，“控制气温上升，保持生物多样性，这是一个复杂的目标，谁都无法独善其身，惟有共同行动起来。”

对此，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印度著名的能源思想家、独立能源政策研究所主席纳伦德拉·塔内亚即刻呼应：气候变化已成事实，还在恶化，“我们需要行动，需要加快行动。”他认为，这也是一场全球危机，在考验一个国家的实力、财富、规模和地理位置，而印度正在进行经济的整体转变，尤其能源行业，朝着向国际社会承诺的绿色经济目标发展。

东京可再生能源研究所所长大林米佳美丽优雅，开场就极为共情。她介绍这个能源所就是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发生地震海啸导致核辐射后创办。曾有多项国际能源机构职务的她站在区域高度动情地说，亚洲是全球排碳大户，碳排放占全球40%，作为亚洲大国，日本和中国有责任率先行动。她介绍，日本政府提出了“亚洲CCUS网络”，这是在亚洲范围内继续使用化石燃料的计划，依据该计划，日本将率先“分享CCUS技术”，即“通过将碳排放埋在境外来实现亚洲脱碳”，所以，日本的化石燃料使用到2030和2050都还会有一定比例，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性危机必会辐射到经济，“对此日本感同身受”。因此，“控制温室气体很重要，另一面来看日本在控温上也很有潜力。”

东京可再生能源研究所所长大林米佳认为“控制温室气体很重要，另一面来看日本在控温上也很有潜力。”

*中国：三次宣誓和顶层设计尊重科学，力度史无前例

从2000年起一直是《气候公约》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徐华清如今是国家气候变化战略与国际合作中心主任，面对亚洲的责任，他梳理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三次宣誓。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习主席就强调“这是人类共同的事，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2020年9月22日，75届联合国大会上习主席作出重大宣誓，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两个‘前’字表明在不确定性和挑战前对科学的尊重”，徐华清点出，同时也凸显了自我革命的决心。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客座教授、Agora Energiewende中国高级顾问涂建军分析这个决心背后的数字含义，“中国在2030年后碳减排的数量就是法国一年的碳排放总量，这是史无前例的革命”；

徐华清梳理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对亚洲的责任的三次宣誓；涂建军（上）分析这个决心背后的数字含义，“中国在2030年后碳减排的数量就是法国一年的碳排放总量，这是史无前例的革命”

而在世界中国学论坛召开前一周的10月12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上，最高领导人又做了顶层设计，承诺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这是又一次顶层设计。全社会的动员程度和参与力度、广度也是前所未有。”徐华清点评。

*美国：从放缓到战略加速，已在社会诸多层面实施

面对六位同行的介绍，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科学与环境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彼得·桑德瑞坦言，特朗普政府时期脱碳有所放缓，现在拜登政府已经制定广泛的战略来加速，“虽然可能有反弹，但正在朝哥本哈根的承诺方向走。”他介绍，美国能源系统脱碳战略已经在美国社会的许多层面上实施，2020年碳排放同比下降了10%到20%。拜登政府已经宣布，2030年全经济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在2005年水平以下减少50%-52%。

彼得·桑德瑞坦言，特朗普政府时期脱碳有所放缓，现在拜登政府已经制定广泛的战略来加速

五个国家的学者，仿佛是一个小联合国，他们彼此的分享，代表了全球行业决策者和研究者的核心认知——为了拯救同一个地球家园，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行动：为了子孙后代的绿色领导力由哪国执掌，需要深度合作

紧随着认知的便是行动，不同的数字显示着各国的八仙过海，富有国家特色的知和行，也彰显着挑战。

*草根在响应，法案在通过，数字期待高和低

“太阳能使用是印度一项草根群众运动，能迅速将能源景观转变为绿色；电力、氢、海上风是每个印度人急于参与的国家目标。”担任多家著名欧洲商业报纸的南亚分社社长的纳伦德拉·塔内亚用极为渲染的语言勾勒了印度的热火朝天，而赫西则以德国人的理性给出“欧盟已经出台了碳交易系统、机制调节、可再生能源占比等一揽子计划”的事实陈述。

其余的三个国家给出一系列数字，让你的具体想象的空间有所依托。

彼得·桑德瑞分享，拜登总统打算在2035年前通过根据现行《清洁空气法》颁布的清洁电力标准，使电力行业脱碳。但他担心实施过程中会遭到国会、宪法、各能源部门甚至民众的阻力。

2020年美国工业能源占比图（桑德瑞PPT）

对于清洁能源的使用，各国也具体到了数字。美国的目标是至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80%，2035年达到100%。日本政府提出的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22-24%的目标已经提前近十年实现，新的目标是到2040年海上风力发电将增加到45吉瓦，同时这一要求已经作为法律条文生效。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要占总量的90%。而中国在昨天（24日）给出了“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80%以上”的具体指标。

期待技术革新实现新能源价格的下降也成为了共同愿望。美国希望将风能发电的价格下降70%，太阳能发电价格下降90%；新能源长期季节性储存的价格，能从目前的100美元每千瓦，尽快降到将来的20美元每千瓦。大林米佳指出，日本的太阳能价格已大幅下降，明显低于韩国和英国，有望很快成为日本最廉价的电力来源，而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已经在大幅增长中。为了响应国际能源所的要求，日本目前开始的可再生能源厂都按此新要求来建造。小林还提出价格战需要日本的政策创新，如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的碳定价，以及建立灵活的电力市场和电网。对此，桑德瑞也深有同感，如何从价格机制上引导传统汽车转向是美国所亟待解决的。

*中国先试先行，煤炭行业“十四五”期间要达峰

在“1+N”计划中，中国将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第一期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的项目已于近期有序开工

中国的经验是先试先行。徐华清介绍，有条件的企业先做起来，在“十三五”的2016年开局年，就对控制温室气体有具体指标，部分重点企业先试先行，在2020年“十四五”到来前率先实现碳达峰；煤炭行业必须在十四五期间实现达峰；要实现减雾降碳的协同效应，从源头上来控制大气污染。在“1+N”计划中，中国将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第一期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的项目已于近期有序开工。昨天（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文具体解释了“1”，到2030年，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2060年，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80%以上。

*绿色领导力的竞争，取决于碳达峰的实际行动力

涂建军指出，当下，碳排放的历史责任毫无疑问正在和绿色领导力密切相联。

从2020年全球碳排放的占比来看，中国占30%，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占14%，位居世界第二，欧盟占8%，英国占1%。“欧盟和英国是优秀生。”对于中国的高占比，涂建军分析，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受发展阶段束缚。从学术上界定，中国至少也是“混合经济体超级大国”。如果中国能够完成艰巨的挑战，那么到2030年，碳排放占比就能接近经合组织国家，“也就具备条件发挥绿色领导力了”。

2020年，全球各国碳排放占比图（涂建军PPT）

反观美国，涂建军梳理，克林顿总统1997年签订《京都议定书》，小布什上任公开反对，奥巴马总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2015年签订了《巴黎协议》，特朗普总统一上台就退出，如今拜登总统又大力推进。“下一届政府会怎样”，已经是很多国家对美国的可持续发展抱有的问号了。

从1980年世界能源转型需求表给出的全球能源产量表来看，涂建军认为，中国拥有钴、铜、稀土等关键矿物质的比例都比较高，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占据转型的垄断地位”，所以，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多少都有战略性矿产焦虑，曾有国际业内人士提出，是否成立国际战略矿物署？“国际深度合作是唯一出路”，成了能源专家们不二的建言。

挑战：去碳化前先“去政治化”，能源转型应显示公平性

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为减排迈出了关键一步

尽管共识和行动的阳光散发着热量，但是挑战的冰雹和飓风也随时可能空降。

*如何显示公正转型？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是否要区别对待？

如何区分碳排放指标的不同责任，塔内亚和赫西虽然有着不同出发点的表述，但殊途同归。塔西亚指出，“零净排放”否定了各国在应对和战胜气候危机方面都承担不同责任的共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需要以全面和民主的方式对净零叙事进行辩论；赫西则关注到，欧盟的绿色协议为G20成员脱碳提供了良好示范——所有G20成员都应设定零碳目标：工业化国家应将其零碳目标移至2040/45年，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G20成员移至2050年；所有G20成员都应承诺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完全淘汰煤炭，工业化国家不迟于2030年，新兴经济体则是2040年，包括立即停止建设新的燃煤电厂。相对于G20成员，贫困国家处在发展阶段，一旦要发展必然需要排放较多的碳，可他们也需要同步加以限制，如何以国际团结来显示出这是正义、公正的转型呢？他指出，发达国家必须实现气候融资目标，即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气候行动，据经合组织称，这一差距仍为200亿美元。他呼吁，“气候行动代价高昂，但延迟行动代价更高”。

大林米加介绍了日本的一项共享计划，2050年，通过引入亚洲国家之间的互联网络，利用亚洲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去实现强大的去碳化能源供应系统，就像欧洲一样。她也倡议，同为亚洲大国，日中两国要积极贷款给越南、印尼等国家，帮助亚洲其他国家在气候灾难爆发前施以应对。

*去碳化前，先去政治化；把控能源转变节奏莫要危机叠加

拉夫特担忧，即便是能源合作这样的非意识形态领域，也会有政治干预，他呼吁“在去碳化前，先‘去政治化’”

对于地缘政治博弈的介入，是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联席所长盖尔·拉夫特所极为不满的。连续两天参加中方发起的能源会议的他担忧，即便是能源合作这样的非意识形态领域，联邦调查局也会有所干涉。他呼吁“在去碳化前，先‘去政治化’”。密切关注经济发展的拉夫特也提醒，任何政策都要考虑到其经济后果，如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失去平衡，比如为了碳达峰，导致冬天能源缺少，国民因寒冷而死亡，那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他建议，在为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上要把控节奏，“要散步，不要跑步”。“如今世界已经有了防疫危机，而经济危机尚未喘过气来，万不可再发生能源危机。”

对此，主持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认为，面对气候危机叠加经济复苏和疫情挑战，主要大国更应该避免零和博弈。全球碳中和和绿色经济发展对传统能源领域投资带来影响，甚至会出现短期能源荒现象，面对低碳发展带来一些困局，就特别需要加强绿色发展的执行力，加强绿色数字经济建设，支持碳金融发展，努力降低绿色产品价格，找到一个平衡的解决方式来建立绿色未来，“建立全球碳中和协调机制网络来加强合作”是一条可行之路。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在会议最后作出总结发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天下同心，其利断金。日本提出要严罚高碳排放的煤炭企业；美国呼吁私营企业要发挥更多的积极性，州立法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指出这一场革命同时在工业、技术、能源、消费四大领域同时展开。

这一场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誉为“谈天说地”的论坛，展示了能源诺亚方舟上的地球人正试图通过“复合的全球治理方式”，让天地人达到新的平衡，因为2000多年前中国的智者老子已预言，“天地尚不能久乎，而况于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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