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任继愈（1916-2009）先生是一位汇通三教（儒释道），兼及多学科，又极为关照现实的大学者，今天是他104岁诞辰日。在当前全球疫情蔓延之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哲学对民族发展、世界发展的贡献，这些深远话题再成热点。重读任先生在1990年代初和千禧年初发表的思考文章，仿佛是对今日疫情的回答，启发颇多。也借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先生的新书《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的书摘作为纪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任继愈著，李申 周贇编，责编储德天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售价59.80元

中国哲学历来在传统和外来基础上吐故纳新

中国哲学的成熟发展并取得世界的关注和重视，都是在秦汉以后。如果中国哲学到春秋战国为止，没有以后两千年的补充发展，中国先秦哲学就只能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就如同古巴比伦的楔形文书一样，它不是有生命力的有机体，也不会对后来的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实际的作用。事实上，中国哲学在此后的两千年间曾指导着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以至家庭生活。它是活着的意识形态，曾经长期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支柱，屹立于天壤间。

进入近代，中国已不再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天朝大国”，开始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中国哲学涉及的范围，已不专属于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世袭领地。今天的中国哲学领地，闯进了外国众多的“孔孟老庄、程朱陆王”。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原有的封建主义哲学相撞击，必然会产生新的效应。认真总结中国哲学几千年所走过的道路，使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形成中国哲学的新体系。根据以往文化现象的几种表现，可以帮助我们推想今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新形势。

文化建设从来没有暴发户，今后也不可能有。中国哲学的新局面不可能建立在一片空地上，它必然是在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前进，注入新的血液，赋予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古人“以述为作”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有些过时、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观念要大胆弃置，任其衰减；对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则放手拿来，及时取用。

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新哲学的建立，也要广泛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主动吸收一切先进哲学体系来充实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先进的文化层次，建立起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先进哲学体系。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文化的融会现象，是一切文化交流进步的总模式，也是未来中国哲学要走的道路。今后的中国哲学不限于出自中国学者头脑的哲学思想，应当承认，凡是在中国生了根、发生了影响、为中国哲学所用的哲学和意识形态，都可以用来嫁接、移植在中国哲学园地，都是中国哲学。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已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当年佛教初传入时，曾被当作夷狄之教，遭到排斥，后来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佛教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心性论和本体论，宋明理学得以超越前代，推动中国哲学前进，主要得力于佛、道二教的资粮。

任继愈在国家图书馆，他曾于于1987年至2005年1月年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

谭嗣同的哲学体系的融会中外是中国哲学发展方向

当代其他西方哲学重要流派传入后，经过系统传播，为中国学术界所吸收的，如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的著作，也将视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我国现代老一辈哲学家中，如欧阳竟无、熊十力、贺麟、梁漱 溟、冯友兰、金岳霖、方东美的思想都超出了中国传统哲学范围，不同程度地吸收西方某些哲学体系的观点、方法，他们的哲学思想都属于正规的中国哲学。

由此上溯到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的哲学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稍后的严复、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因时代较早，他们移植或偷运西方思想的痕迹宛然，他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正规的中国哲学。谭嗣同在说明他的哲学体系所根据的思想资料时，曾列举：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 传》《论语》及《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 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谭氏的哲学融会了西方的宗教的思想、自然科学、西方的社会学及佛教哲学，更主要的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学和理学为主干。谭氏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生面，他建立起的哲学体系，尽管粗陋，有强扭硬接的痕迹，但是代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学术界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中国哲学前进的必由之路，中国哲学的未来，必须以现代科学、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国传统哲学作为构架新体系的主干。

《仁学》是谭嗣同的主要哲学著作,写于1896年至1897年

中国哲学2000年完成的两件大事：统一和走向现代化

中国哲学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发展的历史。中华民族，从秦汉到现在，做出重大贡献，或者说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做过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把分散的、诸侯割据的列国拢成统一的大国，把众多的民族融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国所以有今天，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大一统的中国，发展了生产，创建了伟大的东方文明，建立了完善的封建政治制度，并使之得到巩固、完善，在封建制度下使生产力发挥出最大效益，哲学和文化达到极高成就，形成封建社会自我调节的机制。也要看到，成功所在，也就是局限所在。造成今天现代化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封建制度十分完备的后果。

第二件大事，是把古老的中国推向现代化。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历史使命是摆脱贫困，走向富强；取消压迫，走向自主；打破专制，走向民主。设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无前例可循，要甘冒风险。一百多年来，一代一代的先进中国人，从地主阶级内部的开明派，到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再到中国共产党人，都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贡献了力量。由于经验不足或措施失误，进展很大，困难和挫折也不少，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思想界的任务，就是构建反映现代化要求的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做理论上的探索，奠定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任继愈、冯锺芸夫妇与冯友兰先生合影，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冯友兰是任继愈的老师

今天“天人之际”“内圣外王”的时代新内容

中国哲学的传统，是“究天人之际”，以“内圣外王”为最高修养目标。“内圣”使人提高精神修养，培养关心人类的伟大胸怀；“外王”在于使国家太平、百姓乐业。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进行“究天人之际”的理论探讨，还是贯彻“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都要有新的内容。今天的“究天人之际”，要特别重视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对自然科学成果的借鉴、吸收，来丰富和完善新的哲学体系；今天的“内圣”修养要超出修养者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而在于提高民族群体的精神境界和文明水准。现代化的“外王”，不是小农经济的田园丰足、邦国太平，而在于摆脱中世纪的束缚，促进国家的现代化。今天的“究天人之际”，要求哲学工作者要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要通晓诸多思想流派并做出合乎实际的取舍。现代的中国哲学家讲的“内圣外王之道”，仅仅重视先贤语录显然不够，至少要懂得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要具备哪些条件，提高全民族的精神境界、道德素养从何处入手。这些学问是哲学家应当熟悉却尚未熟悉的新领域。

《四库存目丛书》首发式上任继愈与季羡林合影（1995年）

中国哲学新体系完成必须的三个同时条件

当前许多政治评论家在评论国际形势时，经常提到两极政治消亡，国际上呈现多元（或多极）政治格局，有的学者看到目前哲学界众多学派纷纷出现同时活跃，认为学术界也是多元化，这里套用政治评论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因为政治家多属现实主义者，他们对形势的估价和评判往往深受近期利益关系的制约。现实主义的态度使他们很少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抱有远大的、理想的、崇高的人类关怀，是哲学家的天职。在思想界呈现的思想流派的多元化，正好说明中国哲学在新境况下多方探索的现状及其不成熟。中国哲学必有一天吸取现代学问，并吸收人类一切精神成果为思想资料，构建成一个宏大思想体系，真正做到“致广大，极精微，综罗百代”的伟大体系，这个体系足以反映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成果。由于目前主客观条件均不具备，还只是停留在准备阶段，但前景光明则毋庸置疑。

新体系的完成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安定的政治环境，丰足的生活环境；

第二，完备丰富的思想资料（包括古今中外全人类文化遗产）；

第三，具备高度概括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哲学家群体的出现。

这三个条件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要实现这些条件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作为哲学工作者，我愿在准备思想资料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后来者铺路。莫辜负这个难得的机遇，以期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任继愈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共4册）由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人类研究自然成多败少，研究社会，成少败多

人类自从脱离动物界，进入人类社会，关心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是探索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探索人对自然界的影响以及自然界对人的影响，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究天人之际”。

人类和自然界打交道，已有二百万年以上的历史。认识自然、驾驭自然，有时成功，有时失败，算一算总账，成功多于失败，才有今天的科技成就和文明生活。

人类认识社会、驾驭社会的历史比较短暂，才几千年，经验很不成熟，算一算总账，成功时少，失败时多。这是当前世界苦难、政治动乱的根本原因。

研究自然界，研究者可以置身局外，对自然界进行观察、追踪、改造；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者不能站在社会之外来观察社会，更无法使历史重演以供研究者再观察一次。研究者只能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从中对它考察、认识、体验、改造。再加上每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还有，研究者个人利害关系、研究者群体利害关系不能不影响着研究者的客观性、真实性，引出结论的倾向性。面对同一个社会现象，却难取得共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自从人类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使人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工具， 用它来观察历史现象，分析社会现象，比没有发现这种工具以前顿觉开朗。但这一方法在全体人群中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有时还遭到抵制。比如，社会发展有没有规律？历史进程有没有方向？天下大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是周而复始？对社会、对历史的无知，与科技界对自然的改造驾驭的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

人类近百年来科学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看来没有造不出的器件。科技领域好像四通八达，能上天入地，创造新品种、新材料，并向创造生命进军，但人类对自己的能力、局限、弱点，迄今所知甚少。甚至没有能力弥合亲手给这个世界造成的创伤。管天管地，却管不了自己。手中握有上千件核武器，自称能毁灭地球有余，本来为了吓唬对手，却被这种亲手制造的武器搅得不得安宁；能培育高产优质的农作物，面临过剩产品却束手无策，不会分配。

任继愈生前在寓所的书房

“究天人之际”，在世界各国都是薄弱环节

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认真认识人的社会作用，如何处理人们之间的交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千百年来，聪明才智之士提出过不少方案，无数的政治家、改革家提出不少设计方案。人类为了改革社会，曾付出过极大代价，甚至为之牺牲了千万人的生命。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十全十美、为人人所接受的最佳模式。

哲学上的永恒主题——“究天人之际”，在全世界、在中国都是一个薄弱环节，这就是学术上、理论上，对自然界的知识较多，对社会（人）的知识却相对贫乏。社会改革、政治措施，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明显的民族特性和地区差别。社会科学有共同性，难处是如何把共同性与本民族的特殊性相结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正在探索走自己的道路，没有现成榜样，前进的难度就更大。环顾世界各国，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遇到的麻烦，占首要地位的，是社会问题，是解决人们的各种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说到底，还是“天人之际”的老问题。

李念编摘自《中国哲学的过去和未来》（1993年发表）《哲学的永恒主题——究天人之际》（2004年收入书籍）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已出版三种：汤一介著《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乐黛云、杨浩编；郭齐勇著《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任继愈著《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李申、周贇编。即将出版：庞朴著《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冯建国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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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继愈

除新书照片由出版社提供外，其余均来自网络资料
编辑：李念 刘梦慈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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