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外交政策》杂志访问12位世界知名思想家,并发布调查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世界将会怎样?》(图片来源于《外交政策》杂志官网)
【导读】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同一天,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发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的署名文章《为何新冠病毒使得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中美在应对跨国威胁方面既有竞争也互有需求》,两位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都指出了特朗普的新冠疫情政策的错误,呼吁要重视中美合作和国际团结,并对世界格局做了预测。
4月3日约瑟夫·奈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为何新冠病毒使得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图片来源于《国家利益杂志官网》)
约瑟夫·奈:不和中国合作抗疫,美将失去国家安全战略
在新冠病毒于一月份出现之前,中美关系已陷入困境。现如今,冠状病毒危机使得双方关系每况愈下,这对双方领导人来说都是考验。
特朗普的政荒民弊反衬出中国抗疫的良治善政
新冠病毒疫情既显现了中国的良善之治,也展露其改进完善之处。最初,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武汉采取最严格防疫措施,从而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之后,中国政府开展战“疫”宣传,抗击疫情彰显其良治善政。 特朗普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所表现的政荒民弊反衬出中国之优。在解散了负责全球流行疾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机构,削减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费预算,限制了形成于“非典”(2003年SARA)和“猪流感”(2009年甲型流感,NIHI)后的中美两国间引人瞩目的信息共享制度之后,美国政府从否认病毒的存在到把病毒的传播归咎于他国。诚然,病毒不问国籍,不分国界。对华战略未能考虑美国无法独自应对新生威胁
除了新冠病毒危机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面对,那就是如何制定美国的对华战略。特朗普执拗于大国竞争和贸易战,为两国关系敲响了警钟。尽管其处理粗陋欠妥,但美国人对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政策方面表示肯定。对美互惠需实施到位。如果基于一些原因,某些外国公司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之中,那么,美国也可以采用类似手法对中国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 然而,特朗普的战略是不够充分的,因为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政治。从军事大国的角度看,即使美国远胜于中国,美国依旧无法从单方面来保证自身安全。尽管经济全球化受挫,贸易战造成关系疏远,环境问题全球化仍逐日推升。全球范围的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对所有美国人构成威胁,但美国大众无法独自应对这些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从毒品到传染病再到网络恐怖主义,这一切的问题都变得越来越无孔不入。我们必须运用有吸引力的软实力来发展我们的网络和制度,以应对新生的威胁。
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而闻名
大国竞争中胜出和“合作的竞争”应掌握好平衡
自尼克松总统以来,中美两国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一直存在合作。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权力向该地区横向转移,但亚洲也有自己内部的均势平衡。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平衡了中国的权力。在各国都想一马当先的亚洲,美国应该妥善处理好与盟友的关系,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在传统的大国竞争中,华盛顿的牌面较好,可问题是,他能否别出心裁地发挥其作用。 对于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来说,愈加困难的问题则是,美国和中国能否持发展的态度促使双方合作,这体现在为处理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上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同时又在传统大国竞争领域中角逐?美国能否对“合作的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运用自如?夸大恐惧和分析最坏情况也许会让这种平衡政策变成无稽之谈。
中美应成立共同主导的“新冠疫情高级别委员会”
当前的新冠病毒危机是一场考验。首先,双方应同意缓和降温舆论战。
第二,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1918年(西班牙流感)是一个先例,我们会有前车之鉴,在那第一波浪潮消退后看到新冠病毒未来的浪潮(future waves of COVID-19),并且我们必须更好地为此做好合作准备。
第二,新一波新冠病毒的浪潮将会冲击更加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应对能力更弱。出于自身利益和人道主义的原因,美国和中国对于共抗疫情应共同对联合国新基金(a new UN fund)宣布提供慷慨捐款,此项捐款对所有国家开放。
第三,考虑到人类对这种新冠病毒仍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恢复十年前科学家们和医学专业人士之间的丰富联系网。更好的应对办法是,增加一个由中美高层领导人担任主席的关于新冠疫情高级别委员会,以提供政治上的便利,废除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如若不然,新冠病毒对美国的教训将会是,我们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战略。
(编译:波士顿大学戴赟,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4月3日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图片来源于《华尔街日报》官网)
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新冠疫情结束时,许多国家的制度会被视为失败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离奇现象,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阿登战役(Battle of Bulge)期间在第84步兵师的经历。现在的情况就像在1944年末一样,充斥着一种呼之欲出的危险感。这种危机不是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人,而是随机和毁灭性的打击。但我们现在与那个遥远的时代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当时,为了一个最终的国家目标,美国人的忍耐力得到了加强。现在,在一个被撕裂的国家中,需要高效且有远见的政府来克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全球范围的障碍。维持公众的信任对社会团结、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国家的团结和繁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其国家制度能够预见灾难,抑制其影响并恢复稳定。当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结束时,许多国家的制度将被视为是失败的。然而这种判断是否客观公正无关紧要。事实是,在此次疫情之后,世界将会变得不一样。对过去的争论只会让我们更难去做好此刻该做的事。
任何一国不参与全球合作,都将面临最坏的结果
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人类展开猛烈的袭击。它的感染人数呈指数型增长:美国的确诊病例每五天就翻一番。而当我正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研制出治愈的方法。医疗物资不足以应付不断增长的病例。重症监护病房已经接近饱和,甚至已经不堪重负。检测手段不足以确定感染的规模,对于逆转病毒传播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而成功研制出疫苗可能还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
美国政府在避免发生直接灾难方面做了扎实的工作。但美国政府面临的最终的考验,将是能否控制住病毒的传播,然后能否以一种方式和规模彻底扭转局势,以维持公众对美国人自我治理能力的信心。这场危机的事业不应该漏掉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开启向后冠状病毒秩序(post-coronavirus order)转变的进程。
各国领导人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处理这场危机,但这种病毒对社会的毁灭是不分国界的。虽然对人类健康的攻击可能是(希望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是美国,可以凭一己之力战胜病毒。应对当前问题的方法,最终必须要与全球合作的愿景和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我们将面临最坏的结果。
3月30日,USNS Comfort号医疗船在纽约的Verrazzano-Narrows桥下航行
美国要有三大行动:在管理危机的同时建设未来
吸取“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的教训,美国有义务在三个领域做出重大努力。
第一,增强全球在面对传染病时恢复元气的能力。诸如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和天花的根除等医学成就,或者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医学诊断等新兴统计技术奇迹,都让我们陷入了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之中。为了在庞大的人口中控制传染病以及研发相应的疫苗,我们亟需开发新的技术。各市、州和地区必须做好长期准备,通过物资的储备、合作规划以及在尖端科学领域的探索等方法,保护其人民免受传染病大流行之害。
第二,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全球领导人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吸取了重要教训,但目前的经济危机更为复杂:从其速度和全球规模上来看,冠状病毒引发的经济衰退都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企业等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也让经济发展雪上加霜。因此美国应采取措施,减轻即将到来的混乱对世界上最为弱势的群体的影响。
第三,维护自由世界秩序原则。现代政府起源于由强大统治者保护的筑有围墙的城寨。统治者时而专横,时而仁慈,但总是足够强大,足以保护其人民免受外部敌人的伤害。启蒙思想家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认为国家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个人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获取这些东西。在这个依赖全球贸易和人口流动实现繁荣的时代,本次疾病大流行引发了一场“时空错乱”——曾经筑有围墙的城寨迎来了复兴。
民主国家需要捍卫和维护他们的启蒙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权力与合法性平衡的倒退,将导致社会契约在国内和国际上分崩离析。然而,合法性与权力这个千年议题难以与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同步解决。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外交中,各方都需要克制,必须确定优先事项。
我们从硝烟四起的世界大战中走来,步入了一个日益繁荣、人类尊严得到提升的世界。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划时代时期。领导人们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在管理危机的同时建设未来。而一旦失败,世界将陷入深渊。
(翻译: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区域学李思、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姚寰宇,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作者:约瑟夫·奈 亨利·基辛格
编辑:李念 刘梦慈
责任编辑:李念
来源:国政学人、法意读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