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人都对“老克勒”“小开”等词不陌生，但是，并非人人知道，前者来自“colour”的音译,是丰富多彩的意思；后者来自“Kite”，是空头支票的意思。多少年后，这些词慢慢沉淀为海派文化的核心代名词。日前，上海史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李天纲教授从一组组老照片着手，高度还原了从十九世纪开始的外滩与南京路是如何让上海有别于近代中国的其他城市，上海独特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又是如何兴起的。

外滩与南京路组成T型，形成“Glocal”（全球本土化）的上海

在海上博雅的讲座上，李天纲点出上海的特点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上海作为坐落在黄浦江上的海港城市，它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以外滩为代表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它也是上海参与世界全球化（Globalization）过程的重要载体；另一个是以南京路为代表的“地方主义”（Localism）。两个主义融合在一起，便构成“全球本土化”（Glocal）的上海，具有了明显的上海本地特色。李天纲指出外滩和南京路共同构成了“T”字形的扩展：外滩以东南沿海为方向，成为了面向世界的“一竖”；南京路以延伸到江浙腹地为发展方向，成为了深入内地的“一横”。上海就处于“T”（或“弓形”）的中点，“地方”和“世界”在此交汇。

▲外滩与南京路形成“T”型发展模式

犹太商哈同选址永安百货公司，证明从西边人流更多，就此连接江南

1918年，中国上海的一位犹太裔房地产投资商哈同，用测人流量的方式在南京路东西向上为即将建成的永安百货公司选址，而最终测得从西边来的人流量更大。事实证明，后面的静安寺路（南京西路）、愚园路、虹桥路等现代上海的主体，即公共租界、法租界最终是向正西方向发展。在南京路上的投资成功也使得哈同也成为当时上海最大地产商。上海租界西部通向江浙腹地，随着本土经济发展，江南越来越深入地与现代上海连接起来，汇入租界，Glocal的上海也使得上海本地也受到了世界全球化的益处，这也是上海兴起海派文化的重要基础。

▲左图：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右图：现在的南京路

上海移民来自国内和海外，洋泾浜英语含汉语模式，沪语发音，蹩脚谐音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上海人口的移民特征呈现为“五方杂处”（国内移民）、“华洋杂居”（国际侨民）的特点，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了许多有意思的“上海模式”。李天纲特以“洋泾浜”英语为例，给听众们讲解了上海“老克勒”的来源。洋泾浜为黄浦江支流，1845年英租界在上海建立后，洋泾浜成为了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线，沿岸也成了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也是英语和汉语接触最频繁的地方，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就在这里诞生。洋泾浜英语是以汉语为基础的，它在汉语的基础上又夹杂了很多“散装英语”，以汉语的思维模式、沪语的发音、一塌糊涂的语法、蹩脚的谐音，完全是不伦不类的中西结合。“老克勒”就是典型的“洋泾浜”式英语。若说它是英语，然而“老”字让它有股中国民间味儿；若说它是汉语，“克勒”明显就是个外来语。与此类似的还有“小开”（依仗老爸的富家子），“开”为“kite”的谐音，kite有“空头支票”的意思，这样一看，“小开”也是在这种局面下诞生的新词。

▲沈石蒂照相馆作品，不少听众说自家也有此类风格的老照片

1879年，上海工部局交响乐为世界十大之一，多国组成为“远东第一”

各种方式的混杂不可否认造成了一些中外矛盾。1868年，英租界在外滩上，建成了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座公园。然而，这座公园却被传说竖起“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一度被传为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标志性记忆，现场，李天纲再次否认了他三十年前就曾指出的事实。他分析，上海的十九世纪确实是华洋竞争的时代，但当时的上海不同于开普敦等一些明显种族隔离的城市，当华人力量日渐增强时，上海成为了最多样化的城市。以1879年建立的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团）为例，当时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由菲律宾、英美、白俄、犹太、华人等多个国家的人组成，被誉为是“远东第一”，它的成立远远早于当下的世界十大交响乐团。“没有和谐，是奏不出华美乐章的。”

▲上海为世界上最早使用公共交通的城市之一

上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先进市政设施，全球化超过巴黎、伦敦、纽约等

十九世纪的上海拥有全球世界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文化，超过巴黎、伦敦、纽约等，这也与它在维多利亚时代奠定的上海市政基础设施有关，上海是中国最早使用路灯的城市，最早引进汽车、并开辟公交线路的城市，并建造了中国最早，世界第三的发电厂。

▲工部局电厂（1882年）

李天纲还列举了一系列的数据说明维多利亚时期上海基础设施的先进。

1862年，工部局建立“上海煤气公司”，1865年，南京路安装煤气路灯；

1881年，南京路使用“大北电报公司”电报，全是共338个用户；

1882年，“上海德律风公司”为南京路商家安装电话，离贝尔发明电话只6年时间；1883年，8月1日，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供水2,270吨，供15万人使用；1934年，8月，上海煤气公司投产“杨树浦工场”，日产煤气7万立方米，杨树浦、提篮桥、虹口、外滩、南京路等公共租界地区家庭使用煤气作燃料。水、电话、电力、煤气……

1908年，“英商电车公司”一路有轨电车从静安寺到南京路行驶。

▲上海为世界上最早使用公共交通的城市之一

各种银行、商场、教会等标志性的建筑在被称之为“十里洋场”的南京路陆续建成，今日人们仍可以在一些地方看见它们的身影，它们为上海海派文化的发展铺就了宽广的道路。

英国主导的工业化、城市化及一系列英式制度基本都被带到了上海

除基础设施外，李天纲教授指出维多利亚时代还将以英国主导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世俗化的“进步主义”引入到上海，一系列的英式制度奠基了现代制度的主体。按Niall Ferguson在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Penguin Books, 2003出版）一书中的概括，这些英式制度包括：英语；英格兰式的土地租约制度；苏格兰和英格兰式的银行制度；公共法；基督教新教主义；体育运动队；受限制的，或称为“看更人”的政体；代议制的议会；自由的观念。英国籍侨民主导了上海租界的制度建设，把这些“维多利亚式”文化，基本上都带来了上海。

南京路上四大华商等开启了1920年代上海的金融中心，西人融入海派文化

走路笔直、穿花格子的衬衫、衣服一定要送到洗染店去洗、裤子上的两条熨线是一定要有的、皮鞋一丝不苟擦得非常亮。他们再穷，也会保持一种绅士的风度和生活状态，“老克勒”的精神气质之一就是始终坚持自我的标准与管理，海派文化的背后蕴含的正是这种自我管理的精神。

李天纲认为上海五方杂处的局面在乾隆年间已经形成，上海主权在华、华洋一体，工部局是地方自治政府；在当时上海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是会审公廨华人总憲（大法官）关絅之（1879-1942），在会审公廨的一系列案例中，上海的法制精神与公共精神不断强大起来，上海领导的“华人自治运动”、“维新运动”和二十世纪“共和运动”、“自立军运动”等显现着华人力量的崛起。

▲会审公廨华人总憲（大法官）关絅之（1879-1942）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人”、“上海话”的概念基本得到认同，西人也开始融入中华，在南京路上四大华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开始唱主角，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西侨青年会和金门大酒店等也大多为华人事业，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海派文化焕然一新。这开启的也正是上海的“黄金时代”。

李天纲总结海派文化的两个源头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奠基和黄金时代的发展。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上海总体体现进步的潮流，而其背后以西方制度、华人文化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它展现着海派文化中世界主义融合为主，竞争为辅的精神内涵，乐观、向上、崇洋不媚外。

若将全球化运动用人的青、中、老阶段来划分的话，李天纲授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海派文化为早期全球化运动，可向早期多元化、多元认同的海派文化学习，开启上海新的“黄金时代”。

▲李天纲为现场观众题字

作者：闵超琴  李念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