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德·费尔普斯在浦江论坛上作大会演讲。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首席记者 姜澎

“这是全世界面临的难题：我们已经很难再像上世纪那样找到丰富的创新源泉了。”昨天出席浦江论坛的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费尔普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过去10年中，全世界的创新速度都已放缓，经济学家熊彼特定义的经典创新也已逐渐远离。而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创新，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经典创新已很难寻觅

“经典创新是天赐礼物，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事件，是采用之前从未被使用过的方法来创造新的产品并获得价值的一种行为。”这是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也是备受埃德蒙德推崇的观点。他昨天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必须加上一条——用那些已有的方式，只是过去囿于环境或者条件没有产生作用，但是现在可以创造价值的一些行为，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为创新。

在埃德蒙德看来，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100多年间，是创新密集发生的阶段，科学、技术、航线、贸易、思想都是创新成果迭出。直到上世纪初，有学者提出，实验室里那些由政府和大公司支持的科学家才是创新的主体，他们是为全社会带来创新的人。因此一度有美国学者提出，工业乃至各行各业都必须创造更多的实验室，这使全社会的创新达到了顶峰。

“直到上世纪初，企业家都一直充当着创新‘助产士’这一角色，而科学家们则是创新的主体，这也带来了美国创新的繁荣，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很多技术或成果，都来源于那一阶段。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这样的创新逐渐减缓。”在埃德蒙德眼中，创新减缓的趋势至今未能恢复到上升阶段——熊彼特早就定义了，企业家本身并没有多少创新性。

埃德蒙德认为，现阶段创新的含义本身也需要“创新”——与经典创新不同，现代创新往往是很多商业人士不断审视自己的行业，希望发现新的机会，其实这只能说是一种更新，包括互联网应用等。“我们一直要寻找的创新是能够对整个社会的增长有益，并且能够驱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创新，而不仅仅是企业家动用自己想象力、业务洞察力创造出的新业务和方法。只是，现在全世界都不知道这样的经典创新在哪里。”

全社会对创新的本能抗拒是全世界共有现象

“虽然所有国家都开始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创新在任何地方都并不容易，不管是一个组织还是社会，往往并不那么愿意接受新的主意和新的人。”埃德蒙德说，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创新的产品往往会出自一个新的企业，而不是出自一家成熟的企业，不论是脸谱还是谷歌都是如此。”

埃德蒙德说，在过去几年中，他的团队调查了全球25个经济体的创新性后发现，创新性最强的国家是瑞典，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表现也不错，而中国在这25个国家中排名在20名左右。

之所以创新很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难衡量创新的成功，这是全世界学者都在研究的问题。“衡量创新成果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创新是否对经济产生了持续贡献，但GDP是否能够作为标准呢？”埃德蒙德说，“我们对于这些经济体的调查发现，创新未必会在短期内带来GDP的上升，因此如何衡量创新的成功，我们也还在研究之中。”

中国需要经典创新，也需要来自基层的大量创新

埃德蒙德坦言，中国企业现在可以通过进口技术并在这一基础上消化吸收，来迅速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案。因为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创新，不能是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事。

在他看来，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各个行业也在进一步重造行业架构，但是如果没有属于中国自己的经典创新，那么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很难通过全球经济发展来带动或者仅仅依靠中国自己庞大的市场，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自从2009年以后，埃德蒙德每年都会来中国进行调研，在他眼中，“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虽然创新的表现目前并不太好，但它的发展道路仍然非常创新。现在中国提出8亿人口都要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要实现大量创新并可持续发展，很不容易。”

在埃德蒙德看来，一个活跃的经济体需要高层次、高价值的经典创新，也需要来自基层的众多低价值创新。埃德蒙德在关于创新的黄金准则中提到，社会的活跃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基层努力。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体，不可能所有的人员花费全部的精力去创新，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根据经济体的情况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让一些人全身心创新。而即便是来自基层的数百万的低价值创新，仍然是非常有益的。

作为宏观经济学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费尔普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转向研究创新对社会的影响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中创新和创业是2009年以后他研究得最多的问题。过去几年，他带领团队调查了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全球25个重要经济体的创新状况，发现这些经济体虽然创新性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严格意义上的经典创新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