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影像。整个工地分作I、II两个发掘区，其中第II区的地层堆积保存较好，可分为3层：第1层为现代渣土层，多为建筑垃圾；第2层为清代地层，第3层为南宋晚期至元代地层；第3层以下为五代至两宋时期的窑炉和作坊建筑。

看古蜀文明，听考古故事。今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近期刚发掘完毕的一项重大考古成果——琉璃厂五代至宋元时期瓷窑遗址。

琉璃厂窑，又称“琉璃场窑”“华阳窑”，始烧于五代，延续至明代，历时700余年，是成都平原著名的古瓷窑场之一。原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学者葛维汉在1933年对其开展过短期试掘。1942至1943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发掘了成都老西门外的前蜀王建墓（光天元年，918年），冯汉骥先生在正式报告中将墓内出土的青瓷碗、盆、四系罐判定为琉璃厂窑制品，其烧造历史首次被提早到五代时期。1955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组在成都市郊东南的胜利乡一带清理明墓时，对窑址做了初步的调查和勘测，当时测量窑址占地面积约340亩，大小窑包共计21处。

▲作坊建筑区。

瓷器足底流行模印，反映商品经济发达

考古领队易立介绍，2018年5月至2020年3月，为配合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用地需要，考古队对位于锦江区柳江街道琉璃村6组、包江桥村1组的琉璃厂窑址开展了考古勘探和发掘，该地点东临琉璃路（老成仁公路），西临沙河支流——洗瓦堰河，南临南三环路三段。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清理出土窑炉、作坊建筑、水池、水井、挡墙、墓葬、灰坑等。

发掘中获取了丰富的遗物标本，共瓷器、陶器、建筑材料、窑具四大类。从瓷器类来看：

五代至北宋早期瓷器的器形普遍偏大，胎体较厚重，常见碗、盘、盏、盆、炉、盒、四系罐、盘口罐、注壶、穿带瓶、器盖等，釉色品种以青釉、酱釉为主，器表有饰绿、酱色彩绘的做法，碗盘类器物的装烧方式流行使用支钉间隔；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为：五代青釉绿彩注壶，五代青釉四系罐、北宋酱釉香炉、南宋白釉酱彩玉壶春瓶、南宋兽面纹瓦当以及器物图文符号。

北宋晚期至南宋瓷器的器形普遍较小，胎体变得相对轻薄，器形种类减少，常见碗、盘、盏、碟、瓶、注壶、双系罐等，釉色品种以白釉、青釉、酱釉、黑釉居多，器表有用化妆土、酱彩装饰的做法，碗盘类器物的装烧方式流行使用石英沙堆间隔，其足底流行模印各种几何符号、文字和图案，可能代表了一定的商标、标志和款识意义，反映了当时窑户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

元代瓷器的数量和类型都急剧减少，几乎只能见到黑釉碗，制作粗糙，胎体厚重。陶器的数量较少，主要是低温釉陶的俑、动物模型等，均属于丧葬明器。

而建筑材料有瓦当、滴水、筒瓦等，窑具可辨垫板、垫圈、支钉、支柱、火照等，匣钵极少见。

▲二号窑炉（Y2）——由东南向西北拍摄。

出土北宋赵文地券，券文有“火穴”等字样

窑炉3座，均为斜坡式龙窑，以Y2和Y3的保存情况较好。Y2的年代约在五代至北宋早期，平面呈狭窄的长条形，窑顶为拱券结构，残存21段，使用耐火砖和窑具等材料纵联砌筑，大多已坍塌。窑床内外尚留有许多未及取出的瓷器成品，可辨碗、盘、盏、注壶、盘口罐等。Y3的年代约在北宋末至南宋早中期，平面亦呈狭窄的长条形，前窄后略宽，坍塌毁坏严重。

作坊建筑11座，以F4的保存情况较好，年代约在南宋早中期，平面呈长方形，大体呈南北座向，房屋四面墙体均已不存。

水井2座，其中J1为南宋至元代的土圹式砖井，土圹和井台部分略呈方形，井圈为八角形，直径1.4-1.8米，揭露深度4.7米，出于安全考虑而未清理至底。

墓葬2座，其中M2为三室并列的砖室火葬墓，年代在北宋末至南宋早期，各室分别仅随葬瓷盏1件，其中的中室出土了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赵文地券，券文直接墨书于垫板上，依稀可辨“火穴”“华阳县安养乡”等字样，据券文内容以及地券使用窑具的情况推测，墓主人可能为当地窑工。

▲窑工墓葬（M2）——由东往西拍摄。

关于琉璃厂窑的文献史料十分匮乏，北宋《元丰九域志·成都府路》“华阳县”条下提及有“均（垍）窑”，南宋《成都文类》卷五引何麒诗记有“垍窑镇税官”，有学者考证“均（垍）窑”即是琉璃厂窑在两宋时期的称谓。此外，1955年在成都外西瘟祖庙附近清理了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蜀藩太监丁祥墓，据墓志铭载：“（丁祥）至正德初，侍于今上，尤重其能，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可知该窑至明代仍在生产，并为蜀藩机构所控制。

易立说，此次考古发掘成果丰硕，进一步揭示和掌握了成都琉璃厂窑的历史沿革、产品面貌、制作工艺、生产性质等文化内涵，为今后促进和加强对该窑的考古学、美术学、陶瓷工艺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考的科学依据和珍贵的一手资料。

作者：本报记者 付鑫鑫

图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刘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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