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代表苏智良（右）接受摄影家郭一江的新书捐赠。

▲▼赠书现场

为纪念1991年第一位以亲身经历向全世界人民揭发“慰安妇”制度暴行的韩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金学顺女士，来自各受害国的部分民间团体通过决议，将8月14日定为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今年8月14日是第六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一本反映我国饱受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伤害幸存老人生存状态的摄影画册《中国最后的“慰安妇”》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明天起在“上海书展”上正式和读者见面。今天上午，该书作者和出版社向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捐赠新书，中心主任苏智良代表中心接受了此次捐书。

翻开这本画册，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瞬间将读者拉回到大半个世纪前的沉痛过往中。图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2014年至2016年间在录的24位“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状态。图片由摄影家郭一江拍摄；文字采用文汇报刊登过的采访报道，以及由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供的老人的生平介绍及口述实录等。

“下次来，就见不到我了”

陈亚扁的手温热，无力。她正躺在海南省陵水县本号镇卫生院的病床上输液。最近气管炎发作，87岁的她隔天就得吊一上午的盐水。

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陈亚扁痛苦地闭着双眼，一只手卡在喉咙上，喘着粗气，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下次来，就见不到我了。”她断断续续地对本报记者说。

尽管不希望听到这句“耸听危言”，但事实是，无论在山西、广西还是海南，这句话正是采访中老太太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

年迈、一身伤病、缺乏经济保障、生活在贫困地区，这是中国境内大多数“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现状。

——摘自《文汇报》2014.06.18 世界记忆申报·“慰安妇”

中国首位公开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与日本兵后代—— 罗善学：“日本仔”的人生

尽管在村里土生土长了近70年，但站在一众村民中，罗善学还是看着特别。

罗善学的右眼“斗鸡”，右腿瘸了，而真正“泄露天机”的，是他的脸型。在这个闭塞的小村庄——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村民多是圆盘脸，这让罗善学的长脸在人群中显得突兀。

“像不像电视里的日本鬼子？”村民讪笑着一语道破。

“没办法。”罗善学两手一摊，叹了口气。

几年前，罗善学母子作为仅有的中国受害者代表，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在罗善学的母亲韦绍兰做控诉听证时，罗善学突然情绪失控，离开座位在台上向母亲长跪不起，直到与会工作人员将他搀回座位。“我难过啊！我妈妈受了这个罪、这个苦，日本人还不承认、不相信有这回事!”罗善学说。

在日本期间，罗善学向时任日本社民党党首、参议院议员的福岛瑞穗以及时任民主党众议院议员、战后补偿议员联盟的石毛锳子等日本政治家递交了“请愿书”。在这份由罗善学的大妹夫武文斌代笔的“请愿书”中写道：“希望你们尽快展开调查。时间不等人，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来日不多了，你们应该从人道主义出发，迅速行动起来。”

关于“请愿”的下文，冷静下来的时候，罗善学推测：“日本不敢承认，中国受害的人太多了，日本怕承担责任。”但他还是想继续“跟日本打官司”，因为他们母子身份公开后，每年全国各地都来五六批人，日本也来过几位友好人士，“要对得起他们”。

罗善学现在最大的爱好，是去对面武文斌儿子家看电视，他觉得都市剧挺好看。尽管电视里和他一个岁数的角色，往往是儿孙绕膝，虽不乏家长里短，亦有天伦之乐。这些对“老光棍”罗善学而言，恐怕此生都无法体会。

去过日本，常住中国。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罗善学说，尽管一直被蔑称为“日本仔”，但他一直认定自己“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个地方的人。”

——摘自《文汇报》2014.06.18 世界记忆申报·“慰安妇”

不屈的抗争，风雨索赔19载

“没有告赢日本吗？请你们再核实一下好吗？”靠床而坐的黄有良吃力地向前探了探身子，焦急地对村干部说。

在一旁的儿子胡亚前，叹息着摇了摇头。他说，早在2006年8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时，母亲就知道了她作为海南“慰安妇”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结果，“整整一天，她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吃一口饭。”

对于悲惨过往，现年87岁的黄有良记得很多细节，却似乎刻意在忘记一些重要的事。在海南省陵水县这个相对闭塞的黎族村寨，黄有良很期待外人来探望她，特别是陪她去日本打过官司的律师和学者，企盼听到那个她想要的结果。

“日本人干吗不承认？当年他们那么恶霸……”黄有良抬起枯枝一般的手，蒙住了双眼。

海南受害者起诉案与之前的3次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日案件一样，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黄有良的对日诉讼之路，长达十年。包括她在内的8名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是截至目前最后一场中国境内“慰安妇”幸存者的对日诉讼。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等8名原告（2名已过世原告由遗属出庭）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国，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位原告230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152.6万人民币）。这些幸存者大都是海南的黎族或苗族，在1939年2月10日日军登陆海南岛起长达6年的统治中被强征和掳掠。她们遭受日军性暴力时都是未婚少女，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年长的才17岁。

一审期间，黄有良、陈亚扁等受害者均以原告代表身份赴日出庭作证，不幸的是，当时又有3名原告过世。2006年8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原告败诉。

2008年12月，海南受害者再度出席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并作证。2009年3月26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就中国海南岛“慰安妇”诉讼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求。原告陈亚扁老人等再度提出上诉。

2010年3月2日，日本最高法院第3小法庭决定驳回原告上诉，维持一、二审判决。至此，海南受害者起诉案与之前的3次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日案件一样，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怎么会没告倒日本呢？”黄有良蹙着眉，喃喃自语般反复道。

研究“慰安妇”问题22年的苏智良教授认为，日本各级法院判决各国“慰安妇”受害者败诉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不能正视和反省自己所犯的战争罪行。迄今为止，所有在日本法院的“慰安妇”诉讼均以败诉而告终。其理由无非是“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即“国家无答责”，或者是索偿超过已20年诉讼期，以及赔偿问题在邦交正常化时已解决等。但这些理由并没有可信的法理依据，因为根据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知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均认定“慰安妇”是二战时期违反人道、侵犯人权和妇女权益的反人类罪。根据《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及二战后有关国家（如德国）相关案例，反人类罪等战争罪不适用时效问题。日本宪法第98条第2款也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以及被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必须诚实地遵守。”因此，日本国内法庭审理因战争行为引起的诉讼时，完全可以直接援引国际法。

“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的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1995年3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在这句话发表5个月后，“慰安妇”制度的中国受害者走上了艰难的对日民间维权之路……

——摘自《文汇报》2014.06.18 世界记忆申报·“慰安妇”

令人唏嘘的是，2014年中国境内的“慰安妇”幸存者还有24人，时至今日，这些老人中仅有8位在世。2014年6月18日，文汇报刊发了4个整版的报道，呈现这些老人的现状，没想到见报第二天海南的邓玉民老人就过世了，想给她留念的报纸还来不及寄出。“这些老人去世一个，我就在她的名字上加个框。”郭一江说，这几年来，又陆续有10多位受害老人去世。就在7月24日这本书付梓印刷时，山西的曹黑毛老人也过世了……

▲▼赠书现场

近几年，经过多方努力，我国境内又有几位“慰安妇”幸存者陆续站出来，但其中不少人也如风中之烛很快熄灭了。苏智良介绍，上个月，中心刚刚在湖南发现了两名“慰安妇”受害者，目前幸存者总人数仅为15名。“这些老人这辈子都走不出这个阴影。”苏智良说，画册中的老人终将永远离我们而去，但历史不应也不会被遗忘。他认为，这本书从影像的角度记录下这些老人的身影，而且是很多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影像的震撼力弥补了以往纯文字叙事略显平淡的缺憾，并且更方便普及，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他说，21日去首尔参加“慰安妇”国际会议时会将这本书作为中国的礼物赠送给主办方。

据悉，21日下午3：30至4：00该书主创人员将在“上海书展”现场与读者互动。

作者：本报记者 单颖文

图片 ：张挺 摄

编辑：范菁 张夏

责任编辑：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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