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松石龙形器。（摄/邓聪）

武器抵达不了的地方，礼器可以。

比如，中原腹地洛阳盆地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牙璋。

距今3800年，这里崛起了东亚地区最大的都邑。之前，各种文明“满天星斗”，古国之间战乱频仍；之后，作为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玉礼器，牙璋 “化干戈为玉帛”，广泛分布于文献所载大禹治水的九州，范围大致是东至豫鲁，西抵甘青，北达河套，南越长江，继而远播珠江流域及中越相交地带，与秦汉帝国的政治版图大致吻合。华夏之礼挽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纽带，结成“天下共主”的信仰认同，而礼制之源的二里头，无论是地域上还是地位上均被尊奉为天下之中、国上之国，华夏王朝由此启幕，“满天星斗”转为“众星拱月”。

▲东亚牙璋分布图。（制图/邓聪）

华夏第一王都的气象，今天可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中的几个“中国之最”来概括：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究其精神内核，则是一个“礼”字。因为“致孝于鬼神”（《史记·夏本纪》），所以用最虔诚的心意，将最贵重的材质打造成祭祀礼器；因为相信“一贯三为王”（《说文解字》），守中的王权可以通天接地，所以用方正、对称、轴心等规制来强化对“中”的礼敬。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牙璋会被称作“夏玉之魂”——仪仗肃穆，将人之虔信与玉之圣洁浑为一体的牙璋卓然高举，灵魂便受其指引，民心便得其驯化。我们一起踏访二里头遗址，不妨从牙璋等礼器开始吧。

▲牙璋（摄/邓聪）

器用制度

“颙颙卬卬，如圭如璋。”《诗·大雅·卷阿》将体貌的庄重恭敬、气概轩昂喻作圭璋。圭是象形字，纵向分之，半圭为璋。《尚书·禹贡》中，帝舜赐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一支玉制、玄黑的圭，后世以“玄圭”借喻权重功高。

二里头出土的牙璋是指带有扉牙的玉璋。“这就是扉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驻地的办公室里，正在制作高清三维图像的技师郭晓真将图片中扉牙的细节放大，“你看像不像一条张着嘴的龙？”只见牙璋的柄与本体过渡段的边沿，琢出了轮廓变换却两侧完全对称的玉芽儿。真是龙吗？漫长的历史把今人对它的各种解读都归为推测，唯有其作为礼器的身份无可辩驳。

二里头出土的玉制礼器，除了玉璋，还有玉刀、玉钺、玉戈、玉戚……即便含刃，但其材质决定了不可能用于实战。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它的震慑力——玉作为天赐吉物，昭示的是上天的意志，愿拿人牲供奉天神的二里头先人们相信，敢对玉璋不敬者必遭天罚。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兵器。（制图/邓聪）

若将玉的材质换成青铜，制作出来的兵器会不会用于外御内守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戈、钺、斧、刀、镞等青铜兵器，但没有开过刃，仍属于仪仗用器。二里头文化的辐射主要不是靠武力扩张，而是软实力。”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祭祀和军事这两件国家大事，华夏第一王都显然更偏重前者。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把那时青铜兵器的作用猜测成现在的原子弹，象征性拥有一些就可以了，更多的精力则用以整饬礼仪。二里头的能工巧匠们发展了最先进的合范技术，铸造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大致同时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均被用于制作生产、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唯有从二里头开始，青铜才与华夏之礼在形意上成为绝配。李学勤、郭志坤主编的“细讲中国历史丛书”里，《夏史》的作者郭泳写道：“一个以青铜为标志的伟大时代到来了，而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是夏王朝，是二里头文化。”

▲青铜礼器。（摄/赵海涛）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约200件青铜器里，有斝、爵、盉等十几件成套酒器，它们分别用来温酒、注酒、饮酒，将步骤逐一细分，仪式感满满，以此来祭天崇祖，该多么恭谨虔敬。

其中有件乳钉纹青铜爵被公认为最美，它三足轻踮，腰线曼妙并饰有五枚乳钉，用于注酒的引流槽分外细长，另一侧与之平衡的尖尾尽情舒展，其外型具有一种非尘世的空灵感。它是洛阳博物馆珍宝馆的首件展品。

▲乳钉纹青铜爵

明年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之际，乳钉纹青铜爵可望和暂存于北京或洛阳的二里头出土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一起，回到故土，在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展出。这座占地208亩的博物馆位于遗址保护区南约300米，正待封顶。

本文题图上那件绿松石龙形器或将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库房回到二里头。2002年，它被发现于宫殿区的贵族墓，由2000多枚细小的绿松石片组成，龙身长约65厘米，巨头蜷尾，其体量之大、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为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所罕见。绿松石片应是粘嵌在木、革之类的有机物上，而有机物早已腐朽无存。它是“龙杖”或“龙旗”吗？有件铜铃置于其上，龙和铃的搭配让人联想到《诗经·周颂》用以描述祭祀场景的“龙旗阳阳，和铃央央”，墓主人会不会是一位供职于王朝的巫师呢？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全部发现于贵族墓，它们在围禁起来的官营作坊区秘制，由王公贵族生前及死后专享，庶民沾不得边儿。但华夏之礼不是庙堂的专利，即便是日常饮食，庶民们也有他们的礼数，可谓“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礼运》）。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组合（摄/邓聪）

二里头考古队副队长赵海涛带记者参观驻地的陶器陈列室。竟有三四十种器型！罐、尊、盆、鼎、鬲、甑、豆、簋、碟、杯、壶、碗、角、鬶、盉、爵、觚……不同食物和不同烹饪方法，都能找到对应的盛器和炊具，其讲究程度足令现代人惊叹。“那个深腹罐里还有3700年前的水垢”“这件鬲的足部有烧糊的食物痕迹”，赵海涛的讲解将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源头生动复原。

宫室建筑

今年5月份发布成果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句对二里头遗址的评价：“以宫室建筑和器用制度为代表的礼制逐步确立，成为中国社会礼制的雏形。”我们在上一部分谈了器用制度，这部分主要说说宫室建筑。

宫殿建筑群里体量最大的一座——1号宫殿基址，在二里头考古工作开始的第二年即1960年就发现并试掘了。其复原图尽显王者气派：坐北朝南，东西长107米，南北宽99米，面积约10000平方米；主殿建在高台之上，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周是廊庑和围墙，殿前有宽阔的庭院和正门门塾；院内有若干埋葬着人牲和兽牲的祭祀坑。1号宫殿应是统治者进行祭祀活动、发布政令的礼仪性建筑。

▲一号宫殿复原图。杜金鹏制

随后又发现了2号宫殿基址、铸铜作坊、中小型房址、若干贵族墓……它们散落在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北许四座村落之间的高地上，看不出排布规律，而规划性恰恰是政治性城市的最本质特征。有学者质疑：这是座王都吗？

1999年，也就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第40个年头，36岁的许宏接手二里头考古工作成为第三任队长。他的学科背景告诉他，若以聚落考古的方法，将那块高地作为整体考察对象，将有助于发现遗存的空间布局及演变过程。

首先要纲举目张。锁定遗址边缘线，确定遗址现存面积为3平方公里，通过普遍钻探确认遗址西部为一般居住区，那么，遗址的中部和东部将是考古工作的重点区域。

▲二里头遗址工作场景。（摄/赵海涛）

接下来，是找出重点区域的规划性。翻阅前人留下的勘探记录时，许宏发现，1970年，考古队曾在2号宫殿基址东侧发现一条大路。30年前不被看重的这条信息让许宏如获至宝，他和同事们顺藤摸瓜，一路追踪，勘探出4条井字形结构的大道。东侧大道保存最好，700米长，10至20米宽，相当于现代公路的四车道。南侧大道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车辙。这4条大道可不仅仅是用于通行的，它们还对都城做了功能区划分。祭祀区、宫殿区和围垣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而宫殿区又恰在中路之中，此规划理念正是《吕氏春秋·慎势篇》中所说的“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

第三步，找出宫城城墙。“封闭性、独占性、秩序性，是王权政治的一个表征”。2003年，许宏带着队友们果真在井字形大道内侧发现了宫城城墙。东、西墙的复原长度约360米，南、北墙约290米，墙宽约2米，框出的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城内数十座大中型建筑基址，分别以1号宫殿基址和2号宫殿基址为核心纵向绵延近200米，组成东西两组拥有共同中轴线的建筑群。许宏称此座宫城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后世3000多年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他补充道：“在二里头之前，已发现的都邑遗址都是不求方正、因地制宜的。”

▲二里头遗址布局图（制图/郭晓真）

越来越多的论据证明这是座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巨无霸”：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最大遗址的面积仅60余万平方米，而二里头遗址是300万平方米；史前大型聚落的人口不超过5000人，二里头遗址同时期普通聚落不超过1000人，而二里头聚落至少有2万人。

“从地图上看，它们以二里头为中心，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分布格局。”许宏说，“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其影响远远突破了它所处的地理单元，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进入‘一体的王朝’。”许宏把对二里头的解读写成了两部书：《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

我们毫不怀疑二里头遗址将揭示更多秘密。1959年以来，二里头遗址进行了60多次发掘，面积为4万平方米，仅占遗址现存面积的1%多一点。“考古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现在看来，还要适当抑制好奇心，给我们的后代多留一些东西。”许宏说。

▲二里头工作队小院。（摄/赵海涛）

盛夏季节，田野考古转入室内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内，浮选机正在清理发掘的土样，土中的碎骨、鱼刺、炭化稻谷甚至动物毛发都会被一一筛出并送去检测分析。陶片整理室里，技师王宏章、王飞父子竟能从一大片杂乱的陶片里，稳准狠地发现相邻的两片，一旁的架子上，摆着数件已拼接成形的陶器，它们的进一步修复将交给技师郭晨光。另一间办公室里，郭淑嫩、郭朝鹏正在给陶片归类、编号。技师王丛苗左手举着陶片，右手拿着铅笔，陶片的每一处细节都会被她精准捕捉，出自她手的大量考古绘图将进入明年即将出版的《二里头考古报告（2010—2018）》……

常驻二里头的赵海涛带记者来到驻地二层小楼的楼顶，眺望正待麦收的田野说：“这一片是宫殿区，那一片有贵族墓……”为保护二里头遗址，每一次考古发掘之后，挖出的土都会被回填复耕。但谁都知道，这早已不再是寻常田野，而是一片承载了3800年深情的梦里故乡。

【专家观点】姓夏？姓商？

关于二里头文化姓夏还是姓商的激烈讨论已构成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的史学奇观，既然史学界都辨不出定论，本文原想回避这个问题。但作为“少数派”的许宏很坦然：这是回避不了的，读者想知道的未必是定论。

●为什么争

夏代属于考古学上的“原史”（proto-history）阶段，其介于史前时代与信史时代之间，指在一种文明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时，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其文字所记载的时期。夏代即便存在于后世文献与人们的传颂中，但严格说来，它是一个缺乏直接文字证据的时代。所以，当你问许宏：“夏代存在吗？”他会回答你“不知道”。

而更多的中国学者相信夏代的存在。20世纪初，王国维成功释读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以二重证据法证明《史记》所载的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商王朝事迹为信史。“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王国维的推想给了史学界以极大鼓舞。1959年4月15日，考古所的徐旭生带领考察队，根据文献线索赴豫西寻找“夏墟”。5月16日，他来到二里头村，村里挖鱼塘发现的大量陶片令他意识到此地非同寻常。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开始了第一次试掘。

如果夏代存在，那么夏商的分界在哪里？中国直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才有准确纪年。往前推，西周什么时候灭商，不同算法竟有44种结论，最早被认为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是公元前1018年，相差112年。再往前推，商朝延续了多少年，从400多年至600多年说法不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年表（夏：公元前2070～前1600年；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只是一个最优推论。

最新的碳素系列测年显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跨度仅为200多年。按时间早晚，二里头文化被划为四期。全部姓夏？全部姓商？前面姓夏后面姓商？碳素测年本身存有的误差加上夏商断代的不确定，让二里头文化的归属变得扑朔迷离。

●怎么争

1959年5月16日晚，徐旭生在日记中分析二里头的陶片：“殷（商）代早期极多。”二里头所属的偃师市在传说中被认为是商代的第一座王都西亳。徐旭生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197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学家佟柱臣指出：二里头文化的地域分布，异乎寻常地与传说中夏族活动的地域相一致。1977年11月，北京大学学者邹衡抛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1983年，偃师商城被发现，它恰好是在二里头遗址即将废弃的时候兴建的，很多学者由此推测：二里头是夏都，偃师商城才是商汤灭夏之后建起的西亳。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著文称：“如果没有文字本身的证据，我们便只好使用时间和空间上的对证。”他因而“敢断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而不是商朝早期文化”。

2000年前后，“二里头夏都说”几成学界共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王巍说了句很直观的话：“中国如果一共有100个考古学家，95个应该这样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驻地，赵海涛避开术语，用最通俗的话向记者陈述他的推测：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的核心要素（包括城市道路系统、宫城城墙、主要宫室建筑等）被废弃后，未再建同类核心要素，上面挖了很多垃圾坑，如此“不敬”非常可能是异族所为。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暂时还在沿用，合理解释是：商代还未掌握这种高科技及相应设备，等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建成了此类作坊，二里头遗址包括其作坊才被完全废弃。赵海涛关于二里头作为都城最晚阶段的兴废的这一推论发表在2016年第四期的《南方文物》。

▲赵海涛（中）工作照片。（摄/马方青）

在日前举行的相关学术沙龙上，许宏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有三次交锋，现简录他们的主要观点与读者分享——

孙庆伟：殷墟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如果把考古学的判断建立

在王陵和文字等铁证的基础上，是把学科的基础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础上，我认为这实际上偏离了考古学探讨问题的轨道。

我目前所能给出的药方是提倡在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我当然很清楚在一个强调“考古学纯洁性”的时代主张借助文献材料来理解考古材料，是容易引起非议的。但众所周知，考古学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如从地质学那里学到了地层学，从古生物学那里学来了类型学，现在则更强调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我特别不能理解，既然考古学这么具有包容性，为什么就偏偏不能对文献史学大度一些，非要和文献史学划清界限。以前夏鼐先生说考古学和文献史学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张光直先生也说，“历史文献并不是考古学家的额外负担，而是他们的福分”。难道像夏鼐、张光直这样真正学贯中西的考古学大师对此问题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历史意识，挖到陶寺遗址的时候，怎么会联想到尧，挖到二里头遗址的时候，怎么会联想到夏呢？

许宏：二里头遗址为什么现在还不能确证是夏都，因为缺少如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的文字证据出土。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

夏王朝存在过吗？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难道现在的学界共识就一定正确、更接近真理么？有一种说法，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难道，这句老话现在就过时了么？“疑则疑之”既出于不得已，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地位和分量的认知。

考古学擅长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长程观察，不擅长对绝对年代、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我们在争论夏商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这本来就不是考古学擅长和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古史框架和话语系统之外，探寻考古学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表达，既不等于历史虚无，更无损于我们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

▲许宏（左）工作照片。（摄/赵海涛）

作者：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图片：二里头考古队提供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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