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莉(前排左四)和她的“心启程留守儿童课后辅导中心”孩子们及志愿者在一起。

“5·12”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到来前夕，“都江堰首届国际残疾人公益走暨两岸三地感恩奋进论坛”在都江堰市举行。来自马来西亚、我国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以及成都、北川的部分嘉宾、残友和志愿者齐聚一堂。主持论坛的是都江堰市心启程残疾人爱心服务站的理事长黄莉。

坐在轮椅上的黄莉，用唯一的右手拿着话筒说：“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感恩和奋进：‘感恩’，就是感恩国家、社会、人民对残疾人的关心和关爱；‘奋进’，是在这份大爱中我们作为残疾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也希望能鼓励更多的残友走出家门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要不是她脸上洋溢着真诚的欢乐和激情，初次见她的人真不敢相信黄莉竟然能这么阳光！“5·12”大地震爆发后的96个小时，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当我意识到我下半辈子要坐在轮椅上，成为家人永远的负担后，我真的很绝望。那时，我绝望到什么程度？不是想自杀，而是我意识到：我已经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了！一个人四肢只剩一肢，还怎么自杀？”

日前，当黄莉在都江堰她的“心启程心爱园”教室里给记者讲述她10年来的心路历程，记者不能不为之动容。在随后的几天里，记者听到了更多的“5·12”大地震的残友讲述他们坚强不屈的人生故事。经受了命运无常的他们，究竟是怎么重新点燃了生命之火？

我真真切切听见儿子说：“一定要找到妈妈”

▲黄莉的儿子9岁时画的图：一位武警战士救出了他妈妈。

命运的多舛和无常，常常隐藏在一连串的巧合之中。

黄莉原本可以免受“5·12”特大地震致残之难的。她虽说是都江堰人，但其实10多年前就离开了都江堰。1991年，中专毕业的她分到了阿坝州黑水县知木林区医院妇产科。2005年，她和丈夫邓泽宏在黑水开了一家火锅店，两年多的打拼，火锅店的年收益已达10万元。

“那时候，我们就想着好好干几年。2008年先买台车，再扩大火锅店，争取多攒点钱让儿子能上个好的中学。”黄莉告诉记者。这样的家庭愿景，在当地一定被很多个正奔小康的人家同样憧憬着。

不巧的是，就在大地震前两个月，黄莉在彭州中医院工作的哥哥打电话给她，让她回都江堰帮着照料摔断了锁骨的老母亲张素芬。于是，她回到了都江堰娘家。5月初，看着母亲身体已经好转，她打算回黑水，但5月11日是儿子邓煜锐9岁的生日，她决定给儿子过完了生日，13日一早启程。

临别娘家前一天的下午2点28分，母亲在街坊邻居家打麻将，儿子在学校上课，她正躺在沙发上休憩。突然，潜伏已久的地魔从映秀-北川-青川足足两三百公里长的断裂带里猛地迸了出来。“先是传来一个震动，随之一声巨响，我刚想是哪里放炮呢，然后就传来第一阵震波。房子先是上下跳，再是左右摇。坏了，我知道是地震了。这时头顶上水泥块就往下掉了，我就赶紧往一张老式的床底下躲，这时楼一下子就塌了。”黄莉回忆说。

娘家原本是栋6层的民居，她家是二楼，楼上的预制板一层一层砸下来，二楼被打到了一楼。黄莉顿时晕了过去，大概有五六个小时后，她才慢慢醒了过来。这时，眼前已经漆黑一片，但她仍能感觉到天下雨了。然后，又隐隐约约听见有一对邻居父女在楼上翻找着什么，她立刻喊了起来。但外面救护车、警车和救援的人声将她的声音淹没了。黄莉想移动一下身子，发现身子动弹不了。左手被压着，两条腿已经失去了知觉，只有右手还可以动，她就用右手在黑暗中慢慢摸索，发现自己原来保持着一个跪姿。黄莉毕竟是学过医的，她知道此刻最要紧的是保存体力。

被埋在废墟中的黄莉，就这么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其间，她曾听到母亲在废墟外叫她的名字，她用力应答，但还是没有被人听见。在这一片漆黑里，她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下去。现在，她知道母亲没事，哥哥会照顾好母亲的生活；丈夫不在都江堰，就躲过了地震；她最担心的是儿子。“我想我如果死了，我老公才37岁，他难说不会另娶。要是后妈对我儿子不好，我在天之灵会不得安宁。为了儿子我必须活着。”黄莉这么想着。

被埋三四天后，她甚至出现了幻觉，觉得所有的同学都在废墟上挖她。但她就是没有听到丈夫邓泽宏喊她的声音，她在心里骂他：黑水到都江堰只要半天时间，你怎么还不来救我？　然后，她又真真切切地听到同学在喊他儿子：“小锐，下雨啦，回去吧！”然后是儿子坚定的声音：“不，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找到我妈妈。”真的是母子连心啊，黄莉想。为女则弱，为母则刚。儿子，给了她一定要活下去的力量。

不知过了多久，黄莉听到4楼的邻居到楼上翻找衣物，她再次喊了起来。这下邻居才听见，立刻把救援部队喊了过来。但黄莉的头上，还盖着好几层预制板，战士们一时无法确定她被埋的位置。幸亏一位名叫窦智的志愿者颇有经验，他打开手电往里照，反复问黄莉能不能看到亮光，才终于确定了她被埋的位置。战士们怕预制板压着她，又挖了一个2米的通道，最后还是用老虎钳把压着她的预制板一点一点剥掉，才终于把她救了出来。

黄莉后来才知道，她被埋了94个小时，把她救出来又花了2个小时，实际被埋了96个小时，整整4天4夜。

最好的男人最经典的话：“我们家再也不要吵无意义的架”

▲黄莉和“世界上最爱她的两个男人”在一起。(图:受访者供)

黄莉事后才知道，那场大地震切断了黑水到都江堰的通讯和交通，身在黑水的丈夫邓泽宏对都江堰的灾情一无所知。看到抗震救灾的部队源源不断地开进黑水，他正带着员工在路边架锅熬粥慰问部队。没想到，黄莉的一个同学跑过来一把抢过他手中的勺子：“你赶紧回去吧！”邓泽宏这才懵了，但他没有车，路又被塌方的山体堵死了，只能搭车绕道马尔康、丹巴，辗转来到成都。

但此时的黄莉，已经做了双下肢和左上肢截肢手术，术后感染高烧不止的她在成都的省人民医院见到老公，顿时泪崩，但她的第一句话不是责备丈夫，而是充满歉疚：“老公，我对不起你。”邓泽宏的回答是早已想好的：“没关系。”

在进省医院到病房的途中，他已知妻子伤情严重。这个四川男人反复问自己：“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最后他问自己：“如果这地震受伤的人是我呢？”他心里回答说：“我肯定希望黄莉不要放弃我。”

他知道，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5月21日，黄莉转诊广州。虽然第一人民医院黄院长就像父亲一样每天来嘘寒问暖，关心她吃得好不好，但没有一个伤残人士会坦然接受人生这样的巨变。黄莉也一样，她开始把绝望发泄在相对川菜来说简直淡而无味的粤菜上，她对护士抱怨说：“我们炒土豆丝就是土豆丝，你们怎么在土豆丝里还放肉？”护士愣了一下，说：“我们原来吃的炒土豆丝也是不放肉的，是因为做给你们伤员吃才放肉的啊。”

黄莉这才明白自己错了。这时，让黄莉的人生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她就是来自广东省交通厅的志愿者廖卉。黄莉称她为“最疯狂的志愿者”，她几乎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现在她的病房里。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她几乎不把黄莉当需要帮助的重残人士看，而是认真地对她说：“你是可以帮助别人的。”

“我还可以帮助别人？”这是黄莉怎么也没有想到的，自打做了大大小小记不清多少次手术之后，黄莉对自己的判断就是：虽然万幸活下来了，但不幸的是下半生只能是家人的“累赘”了。

廖卉让黄莉成了广州“赵广军生命热线”的一员。开始，她用仅剩的右手接听电话，但生命热线要求接线员同时记下求助者的信息，她又没有第二只手。廖卉教她把话筒夹在左肩和左耳之间，腾出右手做记录，这个动作让黄莉在截肢后第一次使用上了左手的残端。

但她依然不知道自己在热线电话里说的话究竟有没有用。直到后来她去参加广州火车站志愿者的宣誓活动，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跑过来对她说，你认识我吗？　我就是你在热线电话里帮助过的人，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这给了黄莉一个震撼：原来我竟然真的还可以帮助比我还要“绝望”的人！

也许这开始了黄莉人生的第二次“价值发现”。之前，她的人生第一次价值发现在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过程中业已确立完成，不料却被一场破坏力相当于11亿万吨TNT当量的8.0级地震摧毁了。

现在，黄莉和她的丈夫却找到了可以抵挡这巨大破坏力的东西，就是在找回人生的第一次“价值发现”的同时，找到她人生的第二次“价值发现”。

2008年9月，黄莉从广州回到四川省人民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当时，不少残友因为原来是家中的“顶梁柱”，现在却成为伤残者，依然难以走出这巨大的落差，所以一到晚上不少病房就传出悲泣之声。黄莉和邓泽宏想：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帮助残友“走出来”。邓泽宏就用笔记本电脑在病房的大厅里放歌，先是病友过来默默听歌，后来有人跟着唱，最后每天晚上歌声一片，哭声慢慢消失了。

▲黄莉和救助她的医护人员在一起

黄莉后来发现，她甚至可以做健全人做不到的事。比如，有的话健全人是不好对残疾人直接说的，残友会认为“你又没受伤，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黄莉可以说，这就是“同侪效应”。有一位残友上肢健全，但吃饭一直要妻子喂。黄莉他们就开始做他思想工作：“我们虽然受伤了，但明明可以自己做的事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位残友以后再也不好意思让妻子喂饭了。

“我受了这么重的伤，家里人应当事事让着我。”这是不少残友共有的心理特征，黄莉也曾这么想过。刚回到都江堰家里的黄莉，有时为了一点家庭琐事要和丈夫争执起来。发急的时候，她会说：“我都这样了，你还不让着我？”

她丈夫的回答，在她心里一震：“不要总觉得你们自己不容易，其实，做你们的亲人是最不容易的。”

这话让她瞬时清醒了很多：丈夫的不离不弃，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　她伤残后，即使丈夫偶尔喝点小酒放松一下，她公公都会提醒儿子：你现在是有责任的人，别喝多了。

黄莉想，要是换了别的家庭，没准老人就催儿子赶紧离婚，另娶他人。“这样的公婆，这样的丈夫，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我们难道不应当更加彼此珍惜吗？”

“我如果和她离婚，儿子就没有妈了；我们不离婚，这个家还是完整的。”邓泽宏对记者说他自己为啥不离婚。

黄莉说：“我老公现在一直对我说，你应该知足了，你已经‘霸占’了世界上两个对你最好的男人。”

另一个男人无疑就是已经19岁的儿子邓煜锐。懂事的小锐最经典的话是：“我们家再也不要吵无意义的架了。”

黄莉总结道：“灾难让我们家庭成长了。”

我没有想到，原来“我的身价好几百万”

回到省医院的黄莉，一心想为地震残友做点事。于是联络其他3名残友和1名志愿者众筹900元，创办了“黄莉爱心工作坊”，请残友一起来做十字绣，然后通过公益活动义卖，所得收入送到残友手中。

通过十字绣和串珠饰品的销售，黄莉让参与工作坊的20多名残友获得了5万元的销售收入，这给了残友们重建生活的信心。“我那时还不懂这其实就叫‘工疗’，只是希望让残友一起看到自己残而不废，人还有价值，就有了希望。”她说。

▲黄莉和她的残友们用歌声传递生命的激情

2009年6月，由于她的伤口感染未能痊愈，在香港“站起来”慈善机构的帮助下，黄莉转到香港治疗，并得以近距离地观察香港爱心人士关爱残疾人的工作方法。

但当时都江堰还没有一家民间非营利慈善组织。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社会工作组的蔡苕升获悉黄莉的想法后，开始为黄莉奔走。蔡苕升此前是上海民政局救灾处处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但他主动向首任总指挥沙海林提出，只做具体工作，不当组长。原来，谁也想不到这位整天笑眯眯的风度翩翩的帅哥，一天心脏早搏竟然1万多次。这把沙海林吓了一跳：“你还是回上海吧。”他依然笑眯眯地摇摇头：“我在这里能做点具体事情帮到他们，我很开心的，这对心脏有好处。”

蔡苕升找到都江堰民政局领导，向他们热情介绍民间非营利机构的发展情况。2010年3月，在都江堰市委、市政府和上海援建指挥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院和当地残联、妇联、红十字会等支持下，“都江堰市心启程残疾人爱心服务站”注册成立了，这是都江堰第一家民办非营利慈善公益机构，主要开展对残疾人的生活技能培训、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康复训练、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医疗救助等工作。

▲黄莉他们的创业，得到了都江堰市委市政府和市残联的大力支持。

别说残疾人创业，就是健全人创业也谈何容易，市场难免有风波起落。黄莉有时也会跌入情绪的低谷，她至今记得，蔡苕升是这么鼓励她的：“你别灰心，你晓得你身价多少吗？　几百万！　你比我‘值钱’多了！”

黄莉被他幽默得一头雾水：“我哪里有几百万？”

“你想想，国家先是把你送到省医院做手术，再送你到广东去抢救，又送你到香港去治疗康复，国家在你身上已经花了三四百万，你身价三四百万没错吧？”

黄莉一想对啊：“我虽然残疾成这样，但国家还真的在我身上花了这么多钱！”

生命被重新点燃的黄莉，于是一心要去点燃别人的生命。2011年9月，她筹资40多万元创建了“都江堰市心启程残疾人创业孵化园”，开办了刺绣坊、皮具美容店、缝纫布艺店等。

“为什么选皮具美容？　虽说这行投资的门槛不高，但技术的门槛不低，”如今彻底放弃了火锅店生意的邓泽宏告诉记者，“我们先出钱请来健全人做师傅，教残友学会皮具的清洗、修补等技术，完整地掌握这门手艺要一年。现在90后、00后的年轻人一般静不下来，反而只有残疾人才坐得定，才能学好这门技术。残友每来学习一天，我们还补助他12元伙食费。等残友学会了，我们就聘他当店长，请他承包一个皮具店，再招2个残疾人徒弟，这样滚动发展，逐步解决更多残友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以这样的方式，已经孵化出13家残友创业小店。

▲“心启程皮具店”店长曾恒辉（右一）本月参加坐式排球国际六强赛的交流赛后与参赛选手合影

在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的市残联康复中心一楼“心启程皮具美容店”，记者见到了20多岁的店员唐波，他正屏息凝神地给一个名牌女包上色。而此刻，他的店长曾恒辉正在温江区残联的集训中心，参加坐式排球的训练。曾恒辉还曾获得过第九届全国残运会的轮椅击剑项目女子佩剑团体赛的第二名，虽然一直在外训练，但她把店托付给唐波十分放心。

▲黄莉和社区老人交流，探讨如何开展养老敬老服务

而此刻，黄莉正从“心启程特殊儿童日间照料中心”赶往在高桥社区的“心启程留守儿童课后辅导中心”。特殊儿童日间照料中心已经创办3年，如今照看着10名患有脑瘫、智障、唐氏综合症的儿童和青年，进行个别化的教育辅导。而课后辅导中心，则主要服务高桥社区的留守儿童家庭。这个社区的居民大多来自都江堰周边征地拆迁的农户，年轻父母大多到外地打工，于是黄莉向社区提出，由“心启程”来承担“下午4点”的作业辅导任务。

▲黄莉在辅导小学生

现在，两位残友罗贤安和郭丽日常负责打理这个辅导中心，他们既参与公益服务，也得到了一份补贴。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分校的志愿者，每天都会来辅导30多位小学生做作业。“这里已经成为了都江堰下午4点校外辅导的十个示范点之一。”罗贤安说。

生命被需求才会闪光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教师张炯理

文汇报：黄莉认为您是对她和她的家庭帮助最大的人之一，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炯理：作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辅导队的成员，我是2008年5月29日来到都江堰的，当时黄莉在广州做手术，我最初见到的是她母亲和9岁的儿子。她母亲对我们非常礼貌，但内心非常痛苦和焦虑；而她儿子对我们的来访很抵触，甚至想把我们推出门。这时候，只有真诚的陪伴和倾听，以及耐心，不能急着去说安慰的话。唯有等待合适的时机，他儿子主动和我交流，真正的心理辅导才可以开始。你想想，一个才9岁的孩子，得知自己最爱的妈妈遭遇了这么大的不幸，内心是何等的痛苦和恐惧啊。不久，他画了一幅画，是一名武警战士，手里拿着一束花，我问他这是谁？他说，这是救了我妈妈的武警战士。于是，我俩开始了一点一点的交流。几天后，他才慢慢地接受了我，向我倾述了他对妈妈的爱和担心。

文汇报：您认为黄莉现在的状态如何?　我认为可贵的是她一点都不“装”。

张炯理：黄莉的状态一直都是真实、自然和率真。她虽然获得了很多荣誉：2013年“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14年“全国五好家庭标兵”、2017年四川省“三八红旗手”等等，但我觉得无论有没有这些荣誉，黄莉都是真坚强，而不是“假坚强”。她所做的事，是发自她自己内心的需要，并不是去为了迎合某一种“营造英雄”的舆论需求。她的丈夫也提醒她：“你不是神，你能做的好事很有限。”她也认识到自己能力有限，所以她始终很真实，不说大话，她只能帮助残友走出家门、自食其力，她也不可能“做大做强”。

文汇报：您觉得黄莉能走出重残的阴影，靠的是什么?　对社会有什么启发?

张炯理：首先，是靠她自己的三观坚定，这源于家风家教的熏陶。记得我第一次去广州看她，那时她刚做了一个三四个小时的手术出来，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你对我儿子这么好。”这让我很震撼，说明她遭了这么大的罪，但没有停留在自己的痛苦之上，没有觉得别人做这些都是应该的。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恩，激励她走到现在。她心里有比她自己更重要的人，就是她的儿子、她的家庭，这是她内心深处的动力源。同时，她的最核心层的家庭，她的母亲、丈夫和儿子都非常支持她。她妈妈赶到广州医院的第一个动作是抱着她的头重重地亲一口，黄莉泪水涌出，她妈妈大喝一声：“我们都说过的，不许哭！”这份四川女子的爱和坚强，都是黄莉“真坚强”的力量之源。包括她做“心启程”，完全是出于同病相怜、同侪相助的真情。

当然，社会的关爱、政府的支持十分重要。确实要感谢都江堰的政府和残联为黄莉他们做的一切。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中，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对残友的关爱，一个服务残友的慈善性公益组织要生存发展太不容易了。政府的支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二是为他们提供实际的需求。生命被需求才有价值，生命有价值才会闪光，这也是对更多的残疾朋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激励。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摄：记者郑蔚及受访者供图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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