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鲁敏、李云雷（从左至右）获第五届冯牧文学奖（摄/江胜信）

中国电影界的专家奖是什么？很多人能答上来：金鸡奖。中国文学界的专家奖呢？你未必知道是冯牧文学奖吧？

5月6日，第五届冯牧文学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揭晓。石一枫、鲁敏、李云雷荣膺奖牌，成为最被专家看好的青年作家。

▲冯牧文学奖评委会主任陈建功在颁奖仪式上致辞。（摄/江胜信）

2000年创立的冯牧文学奖，为纪念中国文学界的卓越组织者、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冯牧而设。由专家提名并经数轮投票遴选，奖掖文坛初露头角、潜质优秀的文学新人，其中既包括作品意蕴丰赡、艺术表现独特的小说家，也包括站在时代思想的前沿，对文学趋势、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发表锐思和创见青年批评家。

▲部分评委与获奖者合影，站在三位获奖者中间的女士为冯牧女儿程小玲。从左至右分别是吴义勤、陈晓明、阎晶明、孟繁华、石一枫、鲁敏、程小玲、李云雷、陈建功、李敬泽、高洪波、徐剑。（摄/ 江胜信）

第五届冯牧文学奖获得者石一枫、鲁敏、李云雷是从15位提名者中胜出的。下面让我们草览他们各自的实绩——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奖项。

冯牧文学奖给予他的授奖词是：石一枫是新锐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说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普遍的精神难题，尖锐发声，引人注目并得到了读者和批评界的广泛认同。他的《世上已无陈金芳》等作品，以人物的独特、文风之犀利以及俏皮的言说，使京味小说的传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为讲述“中国故事”、积累文学的“中国经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鲁敏：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已出版《奔月》《六人晚餐》《九种忧伤》《荷尔蒙夜谈》《墙上的父亲》《取景器》《惹尘埃》《伴宴》《纸醉》《回忆的深渊》《百恼汇》等二十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中国作家》奖、中国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原创奖、“2007年度青年作家奖”等奖项。

冯牧文学奖给予她的授奖词是：鲁敏的小说创作，在平白如水的日常生活中耐心地寻找着新的文学元素，重建了关于“底层生活”的知识和价值，呈现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她的小说既饱满醇厚，又展示了丰富的可能性：早期专注于人性的幽暗，接续的是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近期执著人间的友善和暖意，更多地显示出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情感谱系。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等，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等。曾获“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大众文化突出贡献奖”等。

冯牧文学奖给予他的授奖词是：李云雷是守正持重、富有情怀的青年批评家。他对“底层写作”的持久关注和耐心阐释，使这一文学现象有了历史感和知识谱系性。他的《秦兆阳：现实主义的“边界”》等论文对现实主义内在机理及发展变化的扎实研究和深刻见解，澄清了有关现实主义的理论误区，以理想主义的姿态重申了现实主义的当代意义。

作者：陈可雄

编辑制作：江胜信

责任编辑：江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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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后他们说了些什么？

石一枫：为什么而写

感谢冯牧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感谢诸位评委与文学界的师友，能够获得本届冯牧文学奖，对我而言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当然也是鞭策。

冯牧先生是我所尊敬和仰望的文学前辈，像很多同代人一样，他不是一位书斋里的作家，不是一位眼睛只盯着稿纸的文人墨客，而是一位与他所处时代、与中国社会同呼吸共感受的文化行动者。他的写作、编辑与文学工作生涯，伴随并见证了一代、数代中国人求解放、求自强、求新生与新知的奋斗历程。也正是那些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新时期”等各个时代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为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与追求的方向。冯牧文学奖是一个奖掖青年作家与批评家的文学奖项，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与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社会，似乎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精神症候，就是“媚少”，仿佛年轻就是绝对正确的，就是畅通无阻的，就是可以一边撒娇犯浑一边自以为真理在手的。我这个年纪虽然不敢妄称青春，但在文学写作上，仍然把自己当作一个青年，今天这样一个以“冯牧”命名的奖项也恰恰提醒了我，比起自鸣得意的轻狂和沾沾自喜的卖弄，我更需要的是学习与体会，是实践与打磨，是以前代人的成绩为基础，找到自己在文学上完成新的探索的可能性。

说来我从事写作的时间也有十几年，爱好文学的年头更长，然而作为一个作家，我似乎——当然只是似乎——明白自己应该写什么样的东西，应该怎样去写东西，大概也就是在近年以来。这与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也与我在写作和阅读过程中的体悟有关，当然更与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与新变有关。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一样，我最初开始写作，也是因为迷恋于自我表达，顶多是迷恋于为和自己相类似的同龄人做出自我表达。那时在写作的潜意识里，仿佛只有“我”和“我们”才是无比独特的，才是配得上千言万语和大书特书的。而现在看来，这种心态又是多么幼稚和矫情，而且本质上是自私和自以为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了比起“写什么”和“怎么写”，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而写”。关注更加广泛更加复杂的生活，体会与我貌似不同但又无法割裂的人们的所思所感，进而尝试着对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境遇做出具有整体意识的剖析，成为了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作家所应担负的责任。比之于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当然没那么容易讲好，比之于单纯的讲故事，说出故事背后的世道人心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但与困难和挑战同在，也正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写作资源。也许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的人们有幸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睁眼就能看到沧海桑田：政治经济的发展，科技信息的更新，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的潜移默化，这些无不汇聚构成了令人一言难尽的现实。另一方面，与中国人民曾经为民族存亡而斗争的历史一样，几十年来改革开放也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这些历史与现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并留下文字印记的。而想要完成上述意义的写作，就需要作家不再以单纯的文学眼光去看待文学，不再以职业化的技术心态去应付自己的工作，而是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胸怀和高远的视野投入到文学实践中去。然而以这个标准反观自己，其间的差距令人惭愧。在写作中，我未免一边力不能逮，一边又杂念丛生，所写过的作品再翻回头去看，也常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恰因如此，我也只能继续把自己的写作和身边那些活生生的人们所经历的时代变迁结合起来，把自己的思考和前辈作家们业已开创并让我们受益良多的文学脉络结合起来，在写作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去了解中国，也了解写作。最后，我还是再次向冯牧先生致敬，向主办方和给予我方方面面扶助与教诲的师友们致谢，希望我日后的写作能够不辜负今天的这个奖项。

鲁敏：我们的20年

最早知道冯牧文学奖，是从几位师友简介里看到的，尤其是那些特别精短的简介，几十年写作生涯的众多奖项中，保留下来的极有限的备注里，冯牧文学奖总是保留其中，并就此传递出冯牧文学奖独有的份量与气息。记得上一届（2016年）结果出来后，我还补充搜索了从2002年起的所有得主，那是一串令人尊敬的名字，说得夸张点，可谓是串起了近二十年文学创作与批评史上的一大串珍珠。今天我站在这里，首先是非常高兴，也带点惶恐，并想与另外两位获奖者共勉，但愿我们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的写作，能无愧于这份宝贵的殊荣。

大部分写作者，不管在公众场合表现得如何十足自信、侃侃而谈，那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与需要，但在内心里，我们实际上都饱受着孤独和不自信的折磨，漫长的写作生命里，常常是苦涩、干枯、形单影只的。这个时候，来自同行、前辈、专业领域的注目，真的特别重要，就像有人在拍拍你的背，鼓励这么一句：干得不错，继续加油。所以，不管国外国内，都有着各样的奖项、排行榜、称号、推荐、比赛，我觉得都是为了给写作者以鼓劲，让各种类型、不同样貌的写作者得到一个被接纳、被肯定和得以传播的机会。

就比如像我这样，我是一个非常典型和传统的、通过文学期刊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写作者。从1998年写作至今，恰好二十年了。这20年里最主要的写作行为，就是往全国的大小文学期刊投稿，进行反复的淬炼，先是小刊，然后大刊，先是中短篇，然后长篇，短棒长刀的小手艺就这样一天天的练，然后才慢慢进入批评家视野，再慢慢进入出版领域，再进入媒体和公众……当然，最后这个媒体与公众，惭愧，也只能说是相对程度的进入，因为我们这种写作模式可以说是平淡无奇的，缺乏“传播学意义上”的标签或辨识度，但这又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也可能是最后一代）中大多数写作者的成长路径，我们仍然在以传统、以几乎是保守主义的方式在缓慢地自我锻炼，我们对文体感或写作观总是怀有执念，对流行或市场化有自己的态度与选择，我们还存有纯粹文学意义上的野心并被这种野心所折磨，从而成为了更加孤独和不自信的写作者。

而这20年的写作期，也是整个时代在高速发生着巨大变化的重要时期，我、或者说我们：目睹或参与着文学的忽而喧哗躁动忽而静水深流；眼看着网络兴起，数字出版与碎片化阅读的前潮后浪；与此同时，伴随着各自肉身的城乡迁徙，我们的文本场域也自乡土转为都市；时间在让我们变老的同时，也酿造着我们的感受与创造力，我们开始从个体经验的局限扩展到与外部的呼应；随着整个家国力量的崛起，我们也开始在世界文学版图中一点点构造起自己的疆界。我们实践着也见证着，文学在以貌似弱小和无形的方式，在嘈杂狂飙的世界中耐心传递着安静的力量。

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说，所有的写作都是镜子，映照着自我，映照着他人，也映照着时代的斑斓与激越。因为我们每个写作者都在以不同样貌的努力，试图捕捉和呈现这激荡时代巨躯上所悬挂着的、如同苍耳一般的精微个体——随着时势的脉动与行进，苍耳们会有着共同频率的振动，也有自我意志的申张，并从中折射出人性的委泥与飘逸，其中的爱与梦，以及无限可能。

最后，再次感念为此奖提供不朽命名的冯牧先生、感念以及所有到场和未到场的评委以及幕后的工作人员。也许，我们今天这个奖对社会大众的意义可能只是一则新闻或一条书单或几个名字，可能在第二天就被更重要的其它领域的消息所覆盖，但对文学道中人来说，文学奖总是持久的精神之光，是对所有过去那些“茫茫黑夜漫游”的褒奖与慰藉，也是对未来更漫长跋涉的持续能源供给——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因为有了像冯牧文学奖这样带有专业和肯定的目光，才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又公允的文学力量，推动着每一个写作者不断向前、走得更远，同时也带动整个文学场域的生生不息、蓬勃生长。

李云雷：文学批评要回到初心

感谢冯牧文学奖的评委将这一重要奖项授予我，在这里，我想谈谈我对文学批评的理解，以及我做文学批评的初衷。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那就是通过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互动，以及批评之间的争鸣、辩论，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空间，这一空间既指向具体的审美问题，也指向一个时代的思想问题与社会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在社会较为广大的范围内引起关注，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与审美观念，不断推动社会进步。不论是在百家争鸣的五四时代，还是在左翼文学与新月派、“第三种人”的论争乃至在左翼文学的内部论争中，文学批评始终走在时代思想的最前沿，不断地引导着中国社会的前进，充分展现了其先锋性。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批评的视野逐渐转向，从关心世界转向关心文学，从关心中国转向关心“自我”，视野日益狭小。伴随着1990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以及新世纪网络文学的兴起，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趋于边缘化，文学批评的处境也渐趋困难。在这种境况下，要提升文学批评的影响力，我们需要回到批评的初心，直面现实问题，逐渐开辟新的批评空间。

当代中国已进入“新时代”，这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来说是一个契机，我们既面临着危机，也面临着挑战。文学批评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切入时代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断提出新的思想命题，通过不同观点的交流、交融与交锋，引导文学创作朝新的方向展开，也引导作家们以新的眼光看待现实，以新的视野理解历史，为想象力的飞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时代”需要重建文学批评的现实之维。当代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其当代性，在于对当代问题的揭示与精神上的探索，新的时代必然会带来新的经验、新的美学，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就在于从新的经验与美学萌芽中发掘出时代特色，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与批评标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注重形式、叙述与技巧，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助于摆脱僵化的叙述模式，但发展到极端就成为另一种僵化，从而忽略了与现实世界的有机联系。文学批评只有与现实保持密切的、血肉交融的联系，才能切中时代的脉搏，并引导文学展开新的方向。

“新时代”需要重建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就在于与中国人血脉相通，以文学的方式凝聚中国人的经验、情感，塑造中国人的心灵，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惟西方文学马首是瞻，而较少关注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们提倡“中国故事”，中国文学在逐渐转向，近年来不少作家开始注重向传统中国经典学习，但无论模仿西方经典还是模仿中国经典，都只是模仿，真正的创造在于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心灵出发，汲取鲜活的生命体验，才能熔铸成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新时代”需要重建文学批评的思想力度。现在不少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细节，但却鲜见具有思想冲击力的佳作，究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界过于强调“感觉”，并将“感觉”与“思想”对立起来，这导致作家的思想能力大为下降，不仅很少有作家有完整的对世界的整体看法，有的作家甚至以“没有思想”为荣。应该说这一状况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时过境迁，面对纷纭复杂、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如果作家不能由感觉而思考，由思考而思想，那将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今天我们需要强调文学批评的思想力度，通过提出新的思想命题，引导作家与读者面对现实，共同讨论，寻找未来的道路。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初心就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灵魂，今天我们仍未走出这一历史视野，但相对于五四时期，置身于“新时代”的我们，在文化上更加自信，也更加从容，我们正走在新的道路上，我们也必将迎来新的光荣。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