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何以成为学术“畅销书？

孔飞力的著述不好译，《叫魂》更不是一本好译的书，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又多，翻译《叫魂》我们做了两年多，先是将全书的十章一分为二，每人各译五章，再互相校对，最后再由陈兼统稿，终于在1998年底完成了书稿。交出后，上海三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书出版了。

我们本来都觉得，《叫魂》这本书有好的内容，又有可读性，应该不会卖得太差，至少出版社是不会亏本的。但《叫魂》出版后受到人们欢迎和重视的程度，却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原来的预想。这本书在台湾也颇受欢迎。《叫魂》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时用的是我们的译本，但我们却全然不知情。后来，还是在这本书被评为某一年的台湾“十大好书”之一以及“最佳译著”之一时，我们才晓得原来这本书在台湾也出版了。

《叫魂》为什么会受到两岸读者的广泛重视和欢迎？这恐怕同这本书的主题、内容以及孔飞力的写法有关。孔飞力固然是一位十分严肃的学者，但也是一个极会讲故事的人。要在一位作者的身上同时发现这两种品质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不然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十分不严肃的“纪实”作品，也不会有那么多严肃和枯燥得让人不愿问津的学术著作了。当孔飞力的这两种品质在《叫魂》这本书中集中地体现出来时，就构成了这本书受到人们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叫魂》故事的可读和耐读之处，还在于其中所包涵的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比如，孔飞力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任何一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读到孔飞力的这些描述时都会有某种似曾相似的感慨。

>>>>> 三部成名作所带来的影响

孔飞力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来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主要研究了清代地方网络的形成（主要受施坚雅理论影响）及运作。通过分析天地会等清代洪门组织的形成及其发展，探讨中国传统的社会纽带是如何解体的。与费正清等人的观点不同，孔飞力认为是由于清代农作物的引进（如红薯）等，促使人口激增，使社会日益动乱。地方会道门的发展，促使清代地方百姓之间形成了动员机制，能够在经济贫困的时候揭竿而起。

乾隆之后，国家军队日益腐化，正规军已经无法平息社会动乱，为了保卫家乡，地方团练逐渐形成。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不得不让地方乡绅组织团练，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尾大不掉，破坏了旧的国家管控地方的基础，地方社会开始日益军事化，从而打破了旧有的乡绅格局。

在本书的一开头，孔飞力就一反之前认定的，1840年是中国近代的发端这一定论，提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才是中国步入近代的标志。

在孔飞力的第二部名气更大的著作《叫魂》中，孔飞力以乾隆33年（1768年）发生在江南的“剪辫案”为引子，分析清朝政府从皇帝到地方官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挖掘清代社会的危机。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些不法术士通过剪别人的辫子来吸走别人灵魂。地方官员面对这一恐怖事件，应该层层上报，但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则的作祟，地方官员并没有如实向皇帝奏报。乾隆通过眼线知道后，大为恼怒，下令地方官严查。

地方官员不得已开始对对百姓施加压力，对很多流民——如乞丐、道士进行严刑拷打，让他们承认自己是这一案件的真凶。但经过10年的调查，最后的结果令人瞋目结舌，所谓“剪辫案”只是一场谣言！但乾隆并未因此认错，就此收手，而是将罪责假货于地方官，认为是他们没有抓到真凶，乾隆开始对各级办事不力的官僚进行清理，以此为名强化他的君主独裁权力，借此达到再次管控地方的目的。“孔飞力通过这一‘小事’，精心刻划了皇帝、官僚、百姓三者在处理此案时的心态，把清王朝和进入中晚期后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背景凸显出来”。（陈君静《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

孔飞力在这部书中，先从乾隆盛世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入手，搜寻社会发生危机的根源。这一思路，显然受到当时在美国甚嚣一时的年鉴学派理论对的影响，即以总体性的视角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比如，孔飞力从“盛世”这个角度入手，讨论了盛世中人口激增、人口流动、物价暴涨带来的社会危机，满汉矛盾、八旗军的腐败衰落、地方官贪污腐引起的政府控制力的丧失等，这些大的社会背景都促使这一冤案的发生。

第三本重要的著作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本书以他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演讲修订而成。全书共四篇，孔飞力一反之前社会史和人类学的视角，从思想史进入，探讨中国是如何进入现代国家的。孔飞力在前两篇着重分析了魏源和冯桂芬的思想，认为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开始提出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近的提议，魏源运用今文经学的方法对《诗经》进行重新解读，认为《诗经》里蕴含着大众参与政治的理念。魏源之后，冯桂芬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平权选举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