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兼、刘昶两位教授解读《叫魂》何以成为学术“畅销书”？

在《叫魂》的豆瓣页面上，有超过200篇评论文章和1650余条短评，这个数字也许能侧面印证读者对该作的喜爱。作为一本历史社会学著作，《叫魂》为什么能赢得如此多普通读者的赞誉？在2012年的再版版本中，来自译者陈兼、刘昶两位教授的解读也许能帮助您对于孔飞力及这部作品有更多了解。

陈兼：翻译《叫魂》的念头，最初是由我而起的。在这背后，有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初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的一段故事。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现已作古的吴天威先生和我谈起了美国中国史学界的种种人事掌故，其中提到了任教哈佛的孔飞力教授。吴先生说，这是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人物，在1970年代初曾出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专著，并以此为“敲门砖”，在费正清退休后接任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的位子。但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他重回哈佛也将近十年了，却迟迟拿不出第二本书来。吴先生感慨地说，现在领域里的很多人都觉得，哈佛大学让孔飞力接费正清的班真是犯了大错。

正是由于这番谈话，引起了我对孔飞力著述的兴趣。于是，找到了他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和一些论文（包括当时已译成中文的《剑桥晚清史》中孔飞力所著的章节）粗粗读了一遍。我自己的研究重心虽然是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但一直对清史有兴趣（在国内读研究生时，还和同窗于醒民一起发表过两篇关于晚清上海轮船商的论文）。但当时忙于修课，而读书的重点及主要心思又放在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所以，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也对于孔飞力的著作为什么如此受到重视，并不知其所以然。

后来，还是读了柯文（Paul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之后（我有一种同时阅读英文原著和中译本嗜好，这本书我就是对照着林同奇的中译本读的），我才意识到，孔飞力的书受到学界重视的原因之所在。孔飞力是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学生。当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于哈佛拿到博士学位时，美国和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路仍然受到“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范式的主导，一般学者多从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冲击中去寻找把握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渐次转变的动因。孔飞力当时还是一个未及不惑之年的年轻历史学家，但他在自己博士论文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中，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他为了寻求并界定促成中国国家与社会巨大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以关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中心，将政治军事史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蜕变，做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讨。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而“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这里的潜台词是：学者们在寻找与界定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最初动因时，着眼点必须由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力必须由大处转向小处，研究的重心必须由上层转向下层。今天，这些看法早已成为美国及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流意识。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孔飞力所提出的这些看法有着无可争辩的“超前”性质。这样的一本书怎么会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呢？

英文版《叫魂》

1990年，孔飞力的《叫魂》一书出版了。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他写的是又一本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大书”。关于他“无所作为”的种种说法也几乎在顷刻之间便销声匿迹了。

当时，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到纽约州立大学的一所分校任教。《叫魂》出版后，我立即买了一本，并几乎一口气便读完了。我所授课程中，有一门是“1600年后的中国史”，《叫魂》平装本出版后，我便开始在自己的课上将这本书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作必读参考书交替使用。（两本书比较，学生们似乎更喜欢《叫魂》。）当时便觉得，这本书是可以也应该介绍给国内读者的。我同孔飞力的直接接触始于1992年初，我接任了《中国历史学家》杂志主编后，正值孔飞力在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作用》的主旨发言。我随即约请孔飞力将讲话文稿交给《中国历史学家》发表。孔飞力立即便同意了，我同他也就此事有过好几封书信来往。孔飞力对文稿的修改极为细致（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当年他用工工整整的英文正楷以红笔修改的稿件），这不禁令我加深了对于这位前辈大家的敬意。

1996年回国，在上海三联书店任副总编的老同学陈达凯向我问起，有没有值得译成中文的英文学术专著，我当时便想到了《叫魂》，并向他介绍了书的主要内容。想不到，陈达凯竟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并在不知不觉之间便把翻译此书之事也加到了我的身上。在他和当时任上海三联总编辑的另一位华东师大老同学陈保平的一再促动之下，我同孔飞力取得了联系，他马上便同意由我来翻译这本书，并让出版《叫魂》的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象征性的价格把中文简体字版的版权卖给了上海三联。这样一来，我是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只是，我的其他事情实在太多（那也正是我在写自己的第二本英文著作的时候），所以，便想到要找一位合作者，一起翻译《叫魂》。

刘昶：1970年代孔飞力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这两本著作开启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新潮流，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课程时，孔飞力的著作是必读书。他对中国近代社会演变之内在动力的强调，对地方精英权力的扩张及地方军事化的分析讨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飞力在写《叫魂》之前只出过这一本专著，但已足以显示他的学术功力，也奠定了他在美国中国史领域的重要地位。时隔二十年后，他的《叫魂》一出版就受到广泛关注，实在是毫不奇怪的。他也不负众望，一出手就是经典。

孔飞力写《叫魂》是下足了档案研究的功夫的。为了做这项研究，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复印了原始档案。《叫魂》中引用了大量乾隆朝的档案材料，在翻译时，若没有档案的原始复印件，要将这些引文从英文复原为中文是做不到的。孔飞力把他写《叫魂》时所用的档案复印件统统交给了我们，记得我去他办公室取时，装了满满的一大纸箱。在复原《叫魂》档案的中文原文时，我们发现孔飞力的工作习惯非常专业仔细。复印的纸张很大，均按清代宫中档案的原来尺寸复印，并按照书中引用的顺序整齐地码在一起，这使得我们在复原档案的中文原文时省了很多工夫。阅读清代原始的手写档案对一般中国读者来说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孔飞力这样一个洋人了。他在《叫魂》中对中文材料虽有个别误读，但总体上来说，他通过叫魂故事对中国历史所做的解读是非常高明和深刻的，无怪乎这本书成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孔飞力研究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但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记得我去取复印材料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我当即回答说：“当然看得懂。”（后来回想起来，他说的只是一句平常话，他所担心的是自己以西方人的视角和观点写的中国历史，能否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和理解）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