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年间，日本自民党在安倍的领导下，一扫福田政权以来的衰退气息，不仅将一时煊赫无两的民主党逐下了首相宝座，还进一步地将参众两院牢牢掌握在手中，以至于近日强行通过了为日本民众所深深不喜的安保法案，浑然不将反对党的激烈共斗、宪法学家的违宪批评放在心上。

这些强硬之举自然招来了“横暴”、“法匪”、“独裁”之类的恶名，然而尽管“谤满天下”，这却似乎只能从反面证明安倍政权的“稳如泰山”，毕竟无论是安倍本人的政治生命还是自民党的政权，都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仅此而言，安倍的政治手段甚至已经超过了其外祖父、为了通过日美安保条约而不惜下台的岸信介。一方面是世论中的水深火热，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岿然不动，这种尖锐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安倍政权的高度复杂性。蕴含其中的，既有对旧日幽灵的不舍，也有对崭新未来的期许，而这也正是日本社会对其“既恨又爱”的根源。

民众恐难接受政治格局“倒退”

所恨者何？自经济危机以来，日本社会所最深恨的就是以“自民党独大、世袭政治、官僚主导”为代表的战后“55年体制”。在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在一个选区中能够选出多位议员的“中选区制度”，导致了只需要获得少部分“相对多数”的选票即可当选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深耕某一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的政治家，而其“政治地盘”甚至还能代代相传。

在这种仿佛封建割据般的政治基础上，搭建起来的自然是派阀林立、虚位首相、泥潭政治的上层格局，处于一种集体不负责任、毫无政治活力的状态。自民党的“公卿”们除了分肥逐势之外，又将国之政事一应托付给了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官僚集团，后者虽然在技术上显得“精明强干”，但若是以贴近民情、刷新政治而论，封闭刻板、自视甚高的官僚们甚至还比不上腐败的自民党。经年的积怨，再加上经济泡沫破裂打破了“日本后发体制”的神话，日本社会终于得以在冷战后的20年中实现了一系列“咬牙切齿”、“斩钉截铁”的改革。

这一改革的要领就是给国会议员增加选举压力，打翻各党派蝇营狗苟、不思进取的安乐窝，同时将国政从官僚手中夺回，重新交给更有政治活力的“新政治家们”。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社会经过多年的鼓吹酝酿，最终决定启用一套不急不缓的“中策”，推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行制。在这套制度下，日本众议院将由295名小选区当选的议员和180名出自比例代表选区的议员组成。其中在295个小选区中都只能有一名当选议员，这有利于占优势的候选人“胜者通吃”，而比例代表制则是为了弥补这种“简单粗暴”的选举制度所导致的“代表性”不足的缺陷，允许各政党按照其在小选区中的得票比，补选部分靠前的落选人进入国会。这一政治设计的意图就是要提升民主制度“少数服从多数”的一面，而削弱“各阶层团体均能得其代表”的一面，以提升选举的竞争性和政权的行动力。同时，按照各国的通行情况，越是简单的“多数决”越是有利于大党，而其终极目标就是形成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峙的两党制。

这一具有明确目的性的“政治科学实验”一度取得了瞩目的成功，使得民主党一度不仅足以与自民党相抗衡，甚至还占上风。然而，由于在选举制度上仍然存有大量有利于小党生存的“首鼠两端”的设计，加之民主党本身也染有“55年体制”的痼疾，因此在安倍率领自民党重新夺取政权之后，日本的反对党始终处于一盘散沙、群龙无首的状态，这使得日本政权仿佛又重新回到了自民党一党优位的“老日子”里。虽然说看上去“风光无限”，然而这种“倒退”归根到底却是日本社会所无法接受的，因此这种状况也是不可能长期稳定的。一旦较为强势的安倍因自民党内的派阀斗争传统而离职，重演福田、麻生等“二代首相”鱼贯而出的话，自民党也必将被再次抛弃。以此而言，安倍政权绝非是日本社会所真正青睐的政治模式，无论其看上去多么强势，都无法改变对其“过渡体制”的定位。

日本社会对安倍的期许相当暧昧

然而就在自民党政权遭到厌恶的同时，对于日本社会而言，作为具有西式领袖特点、相对疏离派阀、敢于担负责任的安倍本人却又有着让日本人“爱不释手”的一面。尽管与福田等人一样也出自于政治世家，并且被视为文化和民族保守主义的象征人物，但是如果单看安倍的经济和行政政策的话，又绝不能称之为日本的保守派。

在经济上，为了呼应美国所提出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倡议，安倍明确提出要打破多年浸淫于“55年体制”下各产业中的“壁垒磐石”，提高日本经济的开放度，为此甚至不惜得罪自民党的传统支持者农协；在政治上，安倍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官员对官僚部门的控制，提升了政府的政策能力，甚至还一度是经济界所提倡的“道州制”联邦化改革（即“削弱中央集权、增强地方自治”）的最积极支持者。凡此种种，在日本选民看来，安倍起码展现了敢于承担政治责任、有力推行自身政策的品格，和其它浑浑噩噩的政治家拉开了距离。也正是因此，虽然安倍在包括重启核电、历史问题、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此次的安保法案改革等问题上都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但是这些政策上的分歧却不会彻底转化为对其政权的反对。

当然，日本社会对安倍的“期许”也是相当暧昧的，并且安倍政权所身处的政治环境也还很不稳定。正如本次的安保法案之争所体现出的那样，日本社会虽然有意向以美国为代表的两党制国家靠拢，但在精神上却还没有做好准备，换而言之还无法顺畅地接受在政治运作中“民众代表执政”、“少数服从多数”的最基本逻辑。

实际上，自从欧洲大陆在20世纪初大体实现民主化后，美国和欧洲关于“多数主义”和“多元主义”孰者更能代表民主精神的争论已经持续了百余年，至今也尚未有定论。自然，此次争论在形式上是关于安倍的内阁释宪是否“符合宪法”，然而其实质仍然是最简单的“少数是否应当服从多数”的问题。虽然在民意调查中大部分日本民众表现出反对安保改革的态度，然而安倍的政策立场早已是昭然若揭，而选民显然也并没有因此来惩罚自民党。此种态度最为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了日本社会一方面对“集中力量、建立强势政治领导”怀有憧憬，一方面却又对以往“谁也做不了什么”的安稳时光仍然存在眷念。

无论如何，虽然政争绝不会因为安保法案通过而止息，安倍政权也要始终面对着反对派和护宪团体的警惕和斗争，但是却几乎不存在安保法案因此而夭折的现实可能。从周边国家看来，安倍政权代表的是日本扩张国家能力、提升国际地位的企图，但是在日本国内看来，以上的效应虽然也会让人不安，然而却可能是日本当前由“集体不负责任”的旧国家向更加“正常”的新国家迈进时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这条路上，日本难免还要进一步调整其选举制度、政党补助制度以及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对于安倍本人而言，虽然其如同小泉般强势，然而归根结底他仍然只是经历了小选区的选举考验，在法理上不过是执政党自民党所推选出的代表，远远还没有美国总统那种“由全体人民亲手选定”的底气，他在这条路上到底能走多远、是否顺利，仍然难以预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