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西·妮亚坎 英国伦敦佛朗西斯·科瑞克研究所的发育生物学家凯西·妮亚坎主要研究人类发育最初的相关活跃基因。

 

此次她向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HFEA）的申请，是希望获准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基因组的一些关键基因进行微调，以研究它们对人类发育的影响。

 

 

 

英国伦敦佛朗西斯·科瑞克研究所的发育生物学家凯西·妮亚坎上周向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HFEA）提交了一份申请，希望获得许可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组的研究。如果获得批准，这将是世界上首次由国家监管机构准许开展这类研究。

 

近年来，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研究人员能够轻易且准确地添加、删除或改造细胞中的基因。但由于这样的编辑可以将基因改变传递给后代，涉及很多伦理问题，因而在科学界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今年4月，我国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黄军就团队首次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编辑人类胚胎的相关论文，也引发国内外同行的激烈争议。

 

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究竟如何看待这些争论，生命科学的发展与伦理监管之间究竟如何相辅相成？本刊与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市科协学术部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基因组编辑与生物技术伦理安全”的研讨会，希望专家们的声音能引起更多人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和思考。

 

上海市科协、文汇报主办《科汇观点》学术沙龙第九期

 

新的伦理挑战迫切需要回应

 

赵国屏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所研究员

 

我们从做转基因开始，到后面做合成生物学，一直接触到生物伦理问题。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一是因为科技发展太快了，二是科技发展和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从生物伦理发展的历史来看，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过去社会上曾有过要为科学家制定规范的呼声，但过去20年来，这已经成为科学家主动的要求。科学共同体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做的事情是要为人类服务的，所以必须要在伦理框架下做研究；而且只有规范地做到了这一点，才可能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长期不断的支持。

 

生命技术涉及到的伦理问题有这么几个层次。第一是样本层次，在跟人有关的研究中，样本是一个很大的方面。做动物实验的时候，还有动物样本，动物也有动物福利等问题。

 

第二是技术上的成熟度和带来的风险。凡涉及到人的工作，社会上的第一反应就是科学家要造出一个怪人来了。其实，真有人想做这件事的话，这方面的技术目前也太不成熟了。

 

第三是伦理问题以及跟伦理相关的法律规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躲不开的。也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第四是知识产权问题。合成生物学出来之后，提出不少知识产权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如不解决，一定会影响后续技术的研发。

 

一方面科学家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国家要上升到一定的法律规范层次，帮助科学家能够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黄荷凤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教授

 

辅助生殖是通过体内外对精子、卵子和胚胎进行医学处理而产生新生命的技术，俗称“试管婴儿”。从它的诞生之日起，伦理问题一直困扰至今。如母亲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经常合并高雄激素、胰岛素抵抗，是否会将这些内分泌紊乱传给下一代？以及父亲的严重少、弱、畸精症，是否会将一些不知原因的负面影响传给下一代？目前医学上都没有很好的回答，这其中的伦理问题不言而喻。

 

辅助生殖技术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伦理问题是多胎，试管婴儿多胎的发生率高达30%左右。上海现在的试管婴儿多胞胎率大概有20%左右，而自然界多胎的比例仅为1%。这种人工多胞胎日后的生长发育和健康问题，是目前备受关注的伦理问题，也是增加围产儿发病率的主要原因。因此，现代助孕目的是足月、单胎、活产、顺产、出生体重正常、无畸形。

 

胚胎的冷冻同样存在着伦理争议。南京的一个案例是保存冷冻胚胎的父母去世后的胚胎归属争论。另一个伦理困惑是人类胚胎冷冻保存到底能冻多少年？我们中心曾经对一位患者的同一批次胚胎相隔8年移植，两次移植均成功出生新生儿。本来是同时形成的胚胎，却相差了8年才出生。有关代孕、供精、供卵、供胚胎，克隆、以及胚胎的基因操作等方面的伦理问题争议更加凸显；有关单身妇女的生育权利、卵子冷冻等也争议不休。

 

每个生殖中心都有专门的伦理委员会，为了这些问题，在伦理委员会上经常会争议不休和难以决断，有时候投票的结果也让人很无奈。人类今天徘徊在福祉与灾难的分水岭上，生殖健康问题更是关系到民族的兴旺，辅助生殖技术临床期盼着伦理的监督和法律法规的完善。

 

朱伟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尽管伦理学对于生殖细胞干预的讨论有不同意见，但到目前为止已有的规范和伦理准则，无论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宣言，还是中国科技部和卫生部的规范和指导原则，都对生殖细胞的基因干预予以禁止。

 

本次科学家对于废弃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其方法更易操作，它为治愈和消除后代的遗传病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它也许离人们担心发生的科幻小说和电影中描绘的事又近了一步，如设计婴儿、入侵突变体、针对某些物种的生物武器等。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延续传统的做法，抑或完全杜绝对生殖细胞基因干预的研究，都是当今面临的新问题。

 

目前对于基因编辑的讨论，因技术层面的原因（如脱靶效应），使得“是否允许”的讨论还停留在风险/受益的层面。但是，如果不远的将来技术问题解决了，即这项技术的风险能够降到最低，那么我们又当如何来权衡其利弊？是否允许这样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甚至临床应用呢？对此，我们既需要做更多的科学研究和验证，更审慎的伦理探讨，还需要公众的充分参与。

 

“是否允许”、“如何允许”，不是关起门来由科学家、伦理学家或者法学家制定一个规范就足够的，影响未来的重大科技政策必须让公众知情，并在他们通过种种途径表示支持的时候才可以推行。如果对话是充分的，给予公众的知情同意权也是充分的话，那么，今后公众对基因编辑的态度也会更理性，最后的决策和规范也会更合理。

 

生命伦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李劲松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

 

我们在2013年利用基因编辑的方法，在小鼠身上进行了实验：通过受精卵直接注射的方法，高效治愈了小鼠的白内障。这项工作首次证明了CRISPR-Cas9技术是可以用于遗传疾病治疗的。但是还存在两个问题：一、并不是所有出生的小鼠白内障都被治愈了；二、虽然特异性非常高，但仍然存在少量“脱靶”的情况。这两点都是临床治疗所不被允许的。

 

通过这些研究工作，我个人对生命技术发展和伦理相关性的理解是，首先这个技术在应用领域必须是安全的，这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其次是可以用来治病，可以改善生命个体已有的生活状况，达到一种更好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伦理的一个重要的约束。但如果是出于选择性状的目的来使用这个技术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符合伦理规范的。

 

费俭 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公众压力。和转基因技术一样，公众和媒体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缺乏必要的知识背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讨论其实往往无益于事。因此媒体和科学家有责任，也必须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向公众进行科普。生命技术发展那么快，应该作为我们义务教育的主课来抓，至少应该和数理化是等同的，否则国民素质就要落伍，因为生物技术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将更深远地影响将来的社会发展。

 

从历史上看，随着科学的发展，伦理的边界正在逐步缩小，但伦理总是滞后于科学的发展，好像两者时常是一种冲突的关系，伦理似乎总要拦住科学的发展。但其实不尽然。我是做基因工程小鼠研究的，我们研究机构通过了国际AAALAC认证，它要求我们的每个动物实验要充分考虑伦理和动物福利，要通过专门委员会的审查。

 

做这些事情，貌似对我们的研究是一种束缚，因为它不断地质问你，是不是非要用这些小鼠，非要用那么多小鼠，是不是能让它们避免痛苦？这是伦理的考量，但它也是在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设计更好更节省资源，同时又让实验数据更为可信和平稳的实验。伦理和科学其实一点不矛盾，我现在是非常心悦诚服地接受动物伦理的指导约束。

 

其实安全性是最低的伦理问题，不安全就不能用。真正要搞清楚的，应该是伦理的边界在哪里？

 

孙贻娟 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

 

作为试管婴儿实验和临床研究者，我从临床角度来谈一下临床和研究伦理的问题。

 

在辅助生殖的临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关于生命的选择，比如做卵母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给卵母细胞授精的时候选哪一个精子？胚胎移植的时候选择哪枚胚胎放入宫腔？我们每天做这些选择时，其实内心是充满敬畏的。另外，临床上还会面对其他一些选择，如艾滋病病人能不能做辅助生殖技术？一些有精神分裂症史的患者，目前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完全是正常的，也有抚养后代的能力，能不能做？还有胚胎运输的问题，有患者想把胚胎拿到别的医院去做，能不能让他拿走？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须非常慎重，需要得到伦理专家的指导。

 

我们应该在伦理大框架的监督和指导下，鼓励科学家大胆探索，技术上不能落后于国外同行。我们临床工作者也希望科学家能探索出有用的东西用到临床上。临床上有很多窘境和困难的问题，我们面对患者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希望基础研究可以指出一条路，让我们安全有效地用在临床上。

 

伦理规范和生命科技应该是共生关系

 

卢大儒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开始进行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时就有很多伦理规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体细胞层面上开展，这绝对不仅仅是安全性的问题，还包括对生命的尊重；其次是医疗目的，而不是改善和增强的目的。

 

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有很多好处，一劳永逸，而且只需要改变少数几个细胞甚至只要一个细胞，操作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也可以通过安全性的定点整合，理论上可以做得非常安全。但是这项工作没有人去试，因为不能触碰生殖细胞这条红线，这在基因治疗界已经根深蒂固了。我相信，随着转基因的安全性得到充分证明，这个问题依然是可以讨论的。

 

基因治疗中还有所谓“最后选择”的原则，就是说，你所开展的基因治疗是不是其他方法均不能解决的最后手段了。这也是中国基因治疗首先批准的药物是恶性肿瘤药物的原因。因为恶性肿瘤到了晚期，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但涉及遗传疾病基因治疗时就要非常谨慎。基因编辑治疗遗传病的临床研究需要考虑到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替代？比如是否可以利用其他技术或产前基因诊断来避免相关遗传病胎儿的诞生？

 

涉及到人胚胎细胞的基因编辑和治疗的时候，应该要想到可能带来的影响和争议。其实被人家议论也是正常的，国内外很多同行也可以开展这项研究，为什么人家没有做？开展这项研究的科学意义和创新又在哪里？基因编辑的安全性问题方面是否成熟？英国最终同意开展“一父两母”试管婴儿这件事情，也是在多年科学研究以及争论的基础上，经过社会广泛讨论，最后由议会投票，通过了法律才允许做的，这对我们涉及人类生殖细胞和胚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管理规定。伦理其实跟法律不一样，法律是规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伦理是告诉你怎么做为好？

 

中国的伦理学界不应该也不会成为反对科学和阻碍科学发展的卫道士，而要为科学研究保驾护航，担当推动科学发展、规范发展方向的领航员，为科学的发展鸣锣开道！例如，我们可以推动国家卫计委在伦理方面认同“一父两母”试管婴儿的开展，英国这方面已经经过了多年的讨论，国家也批准了，因为在技术上解决线粒体缺陷的遗传病实在别无他法，线粒体的遗传具有母系遗传特性，子女的绝大部分线粒体均来自其母亲，因此，母亲的线粒体如果有缺陷，通过胞浆置换线粒体是比较简单的办法，我们的伦理规范应该顾及这些线粒体缺陷群体的健康权益。伦理规范在英国是推动生物技术规范地向前发展的护航者，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主要观点。

 

沈铭贤 上海社科院教授

 

这些年来，围绕生命科学的进展发生了很多的争论。从基因工程到人类基因组，再到后来的干细胞等等，大家都有很大的争议。这次的基因编辑技术，也引发很大的争议。但这次争议与当年克隆技术引起的争议相比，可以看到这次很多科学家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都认为要重视人，重视伦理，令人感到现在科学家特别是生命科学家越来越重视伦理问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伦理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两难选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建立生命伦理委员会发布过一个指南，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寻求解决生命伦理学的问题，特别是道德和生命伦理学的两难问题，是伦理委员会的重要职能。

 

生命伦理上的问题，都是两难的，我们现在也碰到很多问题，包括基因编辑是不是可以应用到生殖细胞，还是只能局限在体细胞上？这又是一个两难。再进一步，如果可以应用到生殖细胞上去的话，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应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指南当中强调这样一种两难选择，应该是以生命伦理为主，同时考虑到对人的近期还是长远、对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等问题。

 

如果以生命伦理为主进行选择的话，肯定是把长远的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如《自然》杂志所说，现在正好是讨论“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应用的一个好时机。我希望我们的科学共同体可以开展更多的、更充分的讨论，使得我们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我们应该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更加畅所欲言地讨论，像英国线粒体移植的事情，我们技术上已经基本过关了，为什么不能做？

 

刘明耀 华东师大生命医学研究所教授

 

今天涉及的基因编辑技术，其实已经不仅是在人类疾病的治疗，而且将是在生命科学的诸多领域都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实验室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先在大鼠和小鼠身上做基因编辑研究的单位。

 

对中国科学家来说，除了伦理问题要讨论，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如何推广和应用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更为迫切而重要。这些技术无论在疾病治疗，还是在农业育种方面，都显示出巨大的价值。比如目前中国90%以上的种猪是进口的，每年花费大量的钱从国外进口，如果引入基因编辑技术，将大大优化和加速基因的筛选，在优良品种选育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国外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事了，但国内还没有人在做。怎么把这个技术潜能和我们的疾病治疗、生物育种、抗病毒研究结合起来是值得研究的。不能因为有争论，有不同意见就不做了，还是要在伦理的大框架指导下，鼓励中国科学家多去探索。英国人线粒体都可以移植在生殖细胞中，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尝试？

 

未来5-10年，基因编辑技术会在每一个领域都有飞速发展，对产业革命性提升的潜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如何让社会大众认识到基因编辑技术的巨大潜力；在伦理的大框架下，怎么鼓励中国科学家去探索；在不违背伦理原则的前提下，积极鼓励科学家去研究疾病治疗、生物育种等方面的工作。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许智宏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伦理本质上就属于道德的范畴，两者是分不开的。中科院学部十几年前就设立了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最近几年每年都会就某一专门的学术领域召开科学伦理研讨会，也是为了引起学术界更多地关注科学伦理问题。很高兴的是，除了科学家外，不少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也积极参与进来一起研讨。

 

我感觉伦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实际上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各国的国情、社会、经济、法律，包括文化在不断地演变。东方人比较保守，但是我们也一直在变，从严格的保守逐步到现在比较开放了。宗教也是一样，罗马教庭虽然在早期反对试管婴儿，现在不是也认可了吗？我记得几年前，罗马教庭还请了好几位植物分子生物学家去给罗马教皇讲转基因农作物，所以教会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也是随着时代在发生变化。

 

美国科学院和医学院将联合于今年12月组织召开全球高层研讨会，对基因编辑及相关技术对科学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研讨，为全球开展这方面的研发制订指导原则。中国科学家对此也进行过研讨，并参加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我们应支持在基因编辑技术的研发方面形成若干国际共识，在此基础上制订适于我国国情的规则和监管措施。

 

中国怎么来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很重要的抓手我觉得一个是教师和学生，一个是媒体。比如对转基因，调研表明很多中学老师对转基因也不是很清楚：它的科学基础是什么？争论的焦点在哪里？是科学、政治、经济问题，还是伦理问题？大众媒体对社会关注的问题特别敏感，但不能不讲科学、不顾事实，为吸引眼球进行炒作。我们培养的学生，至少大学生都应该学一点科技伦理的知识，了解科技伦理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对学习科学和技术的学生，这对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非常重要。

 

我在北大校长任上时曾收到过一封生科院同学的来信，说有的学生在实验室解剖小白鼠时嘻嘻哈哈，对生命没有起码的尊重。我觉得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用于解剖的动物是为人类作出贡献的。随后我就给生科院建议在课堂上应该在生物学的基础课程中加一点动物伦理的内容。后来在北大实验动物楼前还专门给实验动物立了墓碑，我还题了词，要尊重这些为人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作出贡献的动物。

 

面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思考科学家应有的社会职责。过去，我们一直信奉“科学无禁区”，但事实上在每一个领域，科学家还是有不可跨越的红线，比如克隆技术，你就不能说我想在实验室研究克隆人的技术(即“生殖克隆”)，来克隆一个人。这是一条底线，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允许越过这条红线。

 

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应造福于人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所以，当代科学家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