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在今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战略定位。这“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从历史纵向和理论横向的坐标参照看,其内容可谓博大精深;而每个“全面”又有异常丰富的内涵。这里着重谈谈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中的地位问题。
“四个全面”是伟大的系统工程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那么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最鲜明的特征。
“四个全面”这个宏伟战略构想,虽然是习近平在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打包提出的,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届中央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和实践经验陆续概括形成的。党的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标志。它继往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八大报告有一个重要论断:“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这就是说,已经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奋斗了9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目前肩负着三大历史重任。这是一个新思想,它将党今后长远的历史重任确定下来,使中国共产党人有明确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历史重任,报告的相关部分对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也作了论述。
就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言,对三大历史重任无疑要科学规划,统筹运作,但是他们首先直接面临的是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历史重任。两年多来,新一届中央集体所作的一切都是在围绕这个历史重任运筹帷幄、顶层设计、调研考察、具体谋划。在党的十八大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经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制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两大决定,对这两大战略举措作了具体部署。其间又根据十八大要求,在全党分两批进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在这个活动的总结大会上宣示了“全面从严治党”任务。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积累,习近平在今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尽管十七大已经提出,但十八大又有新的要求。1、经济发展方面,强调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再翻一番(过去10年已经翻了一番)。2、政治进步方面,强调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法治政府基本建成。3、文化建设方面,强调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4、人民生活方面,强调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保障全民覆盖。5、生态环境方面,强调建设美丽中国,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习近平在当选总书记后不久,以朴实语言表达了人民群众心中的这个追求,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这样,习近平就把全面小康放在中国梦的大格局中,第一次定位为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战略。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那么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最鲜明的特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使党的改革方略步入一个新高度,使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境界。它的显著标志是: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更加明晰;第一次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在各方面都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这些目标和要求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重大突破。去年以来出台改革举措的数量之多、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因而2014年被视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这一打破历史惯例的举措本身就凸显了其重要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创新,首先在于规范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五大法治体系”、“三个共同推进”、“三位一体建设”和“四法链结”,既从国家治理角度回答了法治的协调性,又从参与主体角度回答了法治的系统性。其次,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即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再次,强调了宪法治国理政的根基作用,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强调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第四,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同时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规治党,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这些战略部署,开启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
全面从严治党在下面要专门论述,这里不再展开。那么,为什么说“四个全面”是伟大的系统工程呢?这是因为:第一,“四个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这三大战略举措是为了保证战略目标的实施和实现。第二,“四个全面”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四个全面”之间,如果说第一个“全面”是全局,那么后三个“全面”则各有重点。二是每个“全面”里,也是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是全局和重点的统一。第三,“四个全面”之间的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一个也不能少,少一个都不能构成有机整体。它们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最后,就“四个全面”的功能言,如果说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鸟之两翼,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鸟之身躯,全面从严治党是鸟之头脑。它们的有机构成就是一个生命鲜活的鸟体。因此说,“四个全面”是伟大的系统工程。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习近平在2014年2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班上讲话指出: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我们党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提出的问题。
前已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起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怎样才能全面从严治党呢?最根本的就是大力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
(一)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成为先进政党不是天生的,完全是建党以来不断探索如何改造的结果。
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现代产业工人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陈腐落后守旧的思想意识几乎弥漫全社会。在这样一个特殊国度里,怎样建设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党的早期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做了许多努力,但真正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主要归功于毛泽东。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有完整的建党学说,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这“完整的一套”,就是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他非常重视这一“伟大的工程”建设,进行了许多伟大的创造。其中首要的伟大创造,就是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非常注重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高尚性和纯洁性。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党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党将长期处在农村斗争环境中的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发展壮大,不能不吸收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优秀分子入党。一方面,非无产阶级的成分会在党内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质。这是一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在大城市上海的党中央没能解决,而远离城市、远离中央,先是在湘赣边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随后转战赣南闽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毛泽东解决了。他根据初步掌握的马列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依据农村和红军中党组织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率先提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并在工作中努力推动实现这一转变的党建思想。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决议分析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决议还规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加入共产党的具体条件。这样,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党从政治建党转向思想建党探索到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的新路径,也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此后,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不断强调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方面靠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教育,包括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教育广大党员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我们的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那时的整风运动,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开展的。整风运动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
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着重在思想上建党的思想。“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作为共产党先进性根本要求;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使对思想建党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毛泽东关于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建党路线,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二)思想建党必须伴随制度治党。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在2014年2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班上讲话指出: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我们党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提出的问题。是年10月,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制度治党”。这样,习近平不仅对制度问题的认识作了新的提升,而且将过去长期讲的制度建设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过去我们一直说党的建设,思想教育是自律,制度建设是他律。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这不仅提升了从严治党的高度,也加大了从严治党的力度。事实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两个须臾不可分离的重要环节。尽管两者一柔一刚,但犹如一车二轮,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一轮硬一轮软、一轮着力一轮不着力也不行。两者不仅要同时、同向发力,而且双方发力还要互相贯通。既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诚如习近平指出的,制度治党需要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在于务实管用。依我看,过去制度治党的不足,一是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宏观性约束制度;二是已制定的制度不健全没成套,过于原则粗线条,漏洞大且多;三是缺乏严格的监督检查和刚性执行力,没有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往往在节点上抓一阵子,更多地是做表面文章,带有应付性,没想真正解决问题。现在为了全面从严治党,落实思想建党,就必须狠抓、实抓、长抓制度治党。只有这两者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强筋硬骨。
制度治党,特别是要抓带有根本性、管全局的宏观约束制度。要大胆探索党内的既要权力高度集中又要使高度集中的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制度。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笼子是高标号钢筋密扎的,而不是橡皮泥扎的软笼子,也不是“牛栏关猫”的缝隙很大的笼子。要关进笼子的权力不是带有选择性的,有的关,有的可以不关,而是所有一切公权力都统统关进笼子里。这样,这个笼子就能起“制衡”作用。如果健全和完善了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以有效形式监督一切公权力,让一切公权力完全在阳光下运行,这就是一种有效“制衡”。加强制度治党,特别要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度,既不能搞“九龙治水”多头领导,也不能搞家长制一言堂。只有这样的宏观制衡制度建立起来了、健全和完善起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就会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既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样的制度治党实际上是制度强党。有了强党的各种落实思想建党要求的钢铁般的制度,中国共产党就不惧怕任何挑战。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就有了更加牢固的根基。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现中国梦之魂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它具有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根据。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若它不能永葆其先进性,就会为人民所抛弃,当然也就失去了长期执政的资格,更谈不上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现中国梦之魂。
习近平在2014年10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不仅提出“制度治党”,而且还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他在长期讲的从严治党前面加了“全面”二字,就将对党的建设要求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习近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意何在呢?这个“全面”,不仅在于它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更重要地在于它有了许多新的内涵。新的内涵首先是上面讲的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建党的重点明确为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制度治党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增强制度执行力,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这一条是带根本性的、战略性的、管全局的,因而是最重要的新内涵。除此之外,至少还有这样几点:一是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过去也讲标本兼治,没有明确一个时期的重点所在,结果是治标不突出,没能遏制令人揪心的腐败高发势头;治本不清晰,没有明确“本”是什么,怎么治本。这两年治标很明确,就是既拍苍蝇又打老虎,使高发势头得到了明显遏制,老百姓拍手称快。这为治本赢得了群众基础,也渐渐地明确了治本的路线图和突破口。二是集中教育活动和思想教育的常抓、细抓和实抓工作相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抓了两年,使党风明显好转。但为防止集中教育活动结束后不正之风的反弹,非常强调作风建设是攻坚战、持久战,永远没有休止符;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遵守政治规矩相结合。这是多年来没有认真抓,致使“潜规则”泛滥、各种“寻租”活动嚣张、贪腐成风的一个重要问题。共产党所以具有先进性而区别于其他政党,就在于有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和明确的政治规矩。近年来党中央鉴于重大贪腐案件往往具有集团性的特点,特别强调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四是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和落实追究领导责任相结合。强调各级干部要多沉下身子、走近群众,畅通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两个渠道,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同时明确各级党委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建立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对主要领导的责任追究。
为什么在当前形势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从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来看。21世纪是中华民族要崛起和腾飞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大陆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愿景,并进一步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那时,中华文化将在全世界大放异彩,倍受欺凌的华人、华裔将更加感受到炎黄子孙的荣耀。要实现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即中国共产党能长期保持它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人将真正没有任何私利、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和情操,始终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孺子牛。否则,是不可能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清除那些危害党的生命的毒瘤和影响党的形象的垃圾。
“全面从严治党”虽然是2014年10月以来提出的,但从严治党的思想是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改革开放30多年来说,我们党一直都在强调从严治党,比较突出也比较集中的至少有这样三次。一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陈云和邓小平都讲了党的作风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第二次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邓小平先是尖锐地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接着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要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内,因此一定要从严治党。再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风暴”。这都有基于要实现党的重要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而提出的考量。
其次,从中国共产党现状看,既有可喜一面,又有堪忧一面。这种两面状况历来存在,而且往往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又问题很多,可喜与堪忧并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取得很大进步,但是,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也很严重。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存在的四大危险。并且具体指出: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别的问题暂且不说,单就腐败问题言,如果说两年前对这一段话的理解还未能领略其形形色色内涵,那么,经过这两年猛打老虎、重拍苍蝇,再回头来解读,就有了许多具体内容。据称,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已达90多人,属于这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就有10名。仅2013年一年,就对18万2千名党员进行了查处。一个小小芝麻官竟能贪腐上亿元;一个司局级中层干部拥有的巨额钞票居然能用10多台点钞机清点,并烧毁了数台;更不必说像徐才厚、周永康这些副国级、正国级高官了。这些贪腐虎蝇居然寄生在中国共产党内,这令人既怒不可遏,同时也更加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如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主持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所说的: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到了这样的状况,难道不需要“全面从严治党”吗?这使我想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曾经讲过的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他说: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现在再重温这段话,确实感到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贪腐会发生到这么严重地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党自身来说,最根本的是屡屡强调的从严治党思想没能落到实处,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次又一次关于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警示成为耳旁风。就那些党员个人来说,思想蜕化变质了,经不起权钱色等的诱惑。犯错误变质的虽然是少数人,但严重伤害整个党和国家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质,违背党的根本宗旨,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因此,不能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法宝。世界上有哪一个政党能像我们党这样要求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呢?恐怕很难找到。为什么在现阶段中国,中国共产党具有长期执政的资格呢?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凝聚了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和优秀人才,当然也会混进贪腐分子这样的败类,但它拥有思想建党这个法宝,再加上目前强调的制度治党,只要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夸夸其谈,就能不断清除这些败类,使其永葆先进性、高尚性和纯洁性,永远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从而赢得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它具有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根据。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若它不能永葆其先进性,就会为人民所抛弃,当然也就失去了长期执政的资格,更谈不上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现中国梦之魂。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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