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间隙，朱兰会把此前出诊记录下来的患者情况誊写到自己的记事本上，方便及时掌握社区患者的最新情况。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我要当中国第一代全科医生！”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克明忘不了10年前朱兰对他说的这句话。彼时，他负责的这家基层医院里不少年轻医生离职，理由是：希望当个更体面的医生。在社区当一个需要全科知识的家庭医生，被认为既累又苦，更没前途。

朱兰是例外，坚守社区17年。旅居海外的亲戚几次劝她，去外国深造留学，都被她婉拒。她说，不论当年还是现在，她都认定家庭医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伟大的事业。

寥寥几个坚守者之一

1998年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毕业，朱兰进入斜土社区的日晖医院（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身）。在这个基层医院当医生，一干就是17年。

在医疗行业，这绝算不上光鲜亮丽的岗位，没有三甲医院专家的“大牌”，没有高精尖令人激动的手术，扎根社区的医生到底能干什么？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吴克明回忆，过去十多年，他们中心多名医务人员离职。

这股离职潮集中出现在2004年。这一年，上海改变原有医疗卫生服务架构，地段医院转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形成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等为主体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

“这是惠民的好事，但医院里的医生却面临转型，从原来的专科医生转向全科医生。”吴克明说，转型是痛苦的，当时部分医生选择跳槽、改行。因为当时全科医生不被看好，被认为社会地位、学术地位都很低，甚至与没本事的“赤脚医生”画等号。

对医生来说，转型的痛苦还有服务理念转变。比如，医生不能再“坐在诊室等病人”，而要下社区。吴克明坦言，对“全科医生”这个未知新事物，很多医生不敢涉水。

寥寥几个年轻人留下，朱兰是其中之一。“我1998年毕业到这个社区里的基层医院工作，我舍不得走，这里有太多老人是我的老病人。”吴克明忘不了当时朱兰跟他说的一句话，“我要做中国第一代全科医生！”

大家等着朱兰的范本

从一个心内科医生转为全科医生，朱兰明显感觉知识不够用。她成功报考上海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硕士，开启白天上班、晚上周末学习的生活节奏。

在很多老百姓甚至医务人员眼里，社区医生是技术不好，只能留在社区。朱兰暗下决心，要做一个老百姓认可的全科医生。很快，她拿到全科医师资格证书，3年后，又顺利获得硕士学位，医疗综合服务水平得到很快提升。

但社区的全科医生应该怎么做？最初几年，大家都没范本。总要有人走出第一步，在徐汇的社区卫生一线，这个人就是朱兰。

面对社区呈井喷态势的慢性病，如何预防干预是挑战。朱兰一边跑图书馆查阅国外资料，一边请教复旦大学傅华教授，共同探讨对策，逐步建立社区慢性病群组干预新模式。数年后实践证明，该模式是有效的，首批700名高血压入组患者血压得到有效控制。随后该模式得到推行，并获得区医疗卫生技术奖。

2011年，徐汇区成为上海率先试点家庭医生制的区县之一，朱兰又面临一次职业转型。当时，社区医院里有人观望，有人发牢骚，也有人看热闹。但朱兰则认为，这项制度可造福百姓，“全球50多个国家都实行这一制度，这是我国医改一个方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就这样，她带领团队，到一个个居委去宣传、一个个家庭去敲门去签约。

很快签约1000户，朱兰率领团队创建“谁签约、谁负责、谁服务”的网格化运行机制。对于不断增加的签约户，朱兰又创新建立家庭医生健康评估体系，首批建立500多户家庭的健康报告，包括家庭环境等60多项指标。朱兰说：“不摸清地区人群的健康状况，怎么制定健康防治方案？”

这个历时半年的心血之作，成为徐汇全区健康评估的第一本范本。一名徐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就向记者回忆：“社区医生怎么做，当时大家就等着朱兰的范本。”

努力成为健康“守门人”

到了2015年，朱兰又“自我加码”。眼见着社区老人越来越多，老人看病不容易，她与街道商量，决定试点“医养结合”项目。街道辟出空楼作为“老人日间照料所”，朱兰和团队进驻提供医疗服务。为此，朱兰最近又开始钻研老年病、老年护理的前沿新知识。

2009年至今，朱兰承担市、区级课题项目7项，发表代表性论文十多篇，荣获“中国医师奖”、“银蛇奖”提名奖等奖。

“为什么就想待在社区当一个家庭医生？”面对记者这个问题，朱兰说大学毕业刚到社区，那时她是心内科医生，在重症监护室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抢救室里满是全身插满管子的病人。“我看见太多人小病拖成大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因为自身忽视、拖延病情，或不规范治疗，最后累及肾脏、心脑血管等靶器官。这很可惜。”朱兰说，这种场景在社区医院早已成为历史，但在二三级医院何尝不在继续上演着？

“我们需要医学理念的转变，把预防的关口前移，通过家庭医生努力筑起健康堡垒，真正成为健康‘守门人’，这是正确的方向。”这是朱兰，一个基层社区医生的“健康梦”。